從年輕的時候開始，我真正關心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哲學的困局、其可能的出路，同時也是一個所謂文化危機的問題。我們對於文化的前景、功能等等的認知，都處於一個朦朧不清的階段。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就是要面對這樣一個哲學和文化的危機，清理這些基本的問題，來看看我們有什麼希望，能夠透露什麼樣「可信的」(reliable)希望；我的工作是基於這樣一個「旨趣」(interest)。多年來，我的工作常被人誤會；解釋也有很多錯誤的地方。最早我是以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之後「知識論轉向」(epistemologicalturn)所產生的、對於西方哲學發展的影響開始的。我也曾經運用「黑格爾主義」(Hegelianism)的模型，因為他是在從康德之後影響歐洲的，取的是比較「正面」(positive)主張的方式。但我認為我們要有大格局的眼光和胸襟去承擔面對文化危機的問題；中國是一個有很長遠歷史與悠久文化的國家，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思維，不論我們贊成多少，反對多少，都需要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因此進入中年之後，我開始整理中國哲學，代表作是《中國哲學史》。因為這本書比較流行，所以很多人通過這本書來看我。在很多場合，特別是我50歲前後，走到任何場合，大家都介紹說我是整理中國哲學、尋求中國哲學新出路的代表人物。因此在50歲到60歲左右，我就聲明：中國哲學的整理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這個工作做完了；我計畫的下一步是清理20世紀的哲學問題，也就是「當代哲學」(contemporaryphilosophy)思想的清理。事實上，從60歲到現在的20年來，我確實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也就是現代文化之下哲學思維的演變，以及有什麼樣的成果、困難？
(1)從希望世紀到三重困局
我看世界的危機、文化的危機、與哲學的危機，可以從西方史學家對於19世紀與20世紀的看法開始。威爾斯(H.G.Wells,1866-1946)在《世界史綱》(Theoutlineofhistory)中回顧19世紀時，將19世紀稱作「希望的世紀」(centuryofhope)，因為當時歐洲的知識份子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都認為世界與文化生活永遠在進步當中；進步的觀念成為一種自然的觀念。文化表現在經驗科學的發展、經濟秩序的改變、或種種社會理想的宣傳，各種主張的衝突雖然很多，但都有個共同點，就是世界會越來越好。威爾斯說這句話是在20世紀初期，由歷史的演進可以看出當時他的看法正漸漸地在應驗；因此所謂「明天會更好」這種想法在19世紀是很普遍的，特別是學院方面。歷史演變一個很大的關鍵，是從19世紀到20世紀，種種問題越來越複雜，原先充滿希望的世界，漸漸走向處處是「困局」(predicament)的世界，「希望的世紀」這種信念也不再能維持。總的來說，就是走入一連串困局。這情況我稱之為「三重困局」(triplepredicament)，我們可以從三個面向(aspect)來了解。
第一重困局是傳統與現代性的緊張關係。其次，現代文化本身有它的不完整性，故有現代文化的「病理學」(pathology)，這是現代文化的第二重困局。第三重困境是由於對於現代文化的不信任而出現反現代文化的思潮，其特性是所謂「對於理性的不信任」，因此可稱為反理性思潮。就反理性思潮最具體的理論趨向看，他們所看見的、提出來的問題就表現在《哲學之重建或終結？》(AfterPhilosophy:EndorTransformation)一類的論著，這是幾個當代比較有代表性的哲學家共同寫的一本書。所以我們先分析在面對世界的、文化的、以及哲學的危機時，西方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困局？在文化現狀中又衍生出什麼困難？這裡我們先從學院意義下的哲學說起，再去談一般的文化問題。
如果純粹看哲學學院裡的哲學研究，我們不能不面對一個很難解的情況：從19世紀到20世紀，哲學理論的發展有很明顯的躍進：譬如在邏輯數學方面有符號邏輯(Symboliclogic)、數理邏輯(Mathematicallogic)的建立。就思維的精確程度來講，是歷史上從來未有的進步，因為從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哲學家都只是用語言邏輯、根本不明白形式規則(rule)的結構、及其本身內層的精密性。20世紀初期，從弗雷格(FriedrichLudwigGottlobFrege,1848-1925)到羅素(BertrandArthurWilliamRussell,1872-1970)開始，所謂的符號邏輯與數理邏輯的發展是思維方式明顯的進展。另外在社會意識方面，社會學對社會行為(socialaction)的瞭解也有極大進步。從20世紀初，由韋伯(MaxWeber,1864-1914)、涂爾幹(ÉmileDurkheim,1858-1917)、一直到30年代的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02-1979)，研究成果也是很豐富的；他們的作品與哲學研究的問題相互呼應、印證。換句話說，純粹就學院來說，與過去相較，二十世紀有不錯的成績，從20、30、40、50年代開始，每一個世代都有很多正面的成果。不僅有形式思維上的進步，而且形式思維上的成就還回過頭來改進了我們對於哲學問題的了解；接著有意義論的出現、以及分析哲學的發展。此外例如孔恩(ThomasSamuelKuhn,1922-1996)的研究讓我們對科學的認識也不同了。然而我們並不因為學院的成績豐富就很有信心。中葉以後，20世紀似乎漸漸變成一個破滅的世紀；大家原先的信念越來越不能堅持。
簡單解釋，上述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暴露了歐洲內在的社會病。19世紀對歐洲人來說是「希望的世紀」，可是在歐洲文化的領域內竟然出現了幾件歐洲人自己也無法解釋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兩次大戰之間希特勒(AdolfHitler,1889-1945)大屠殺的問題；另外一件是大屠殺出現以前，是史達林(JosephStalin,1878-1953)與墨索里尼(BenitoAmilcareAndreaMussolini,1883-1945)大審判的問題。大審判之荒謬以及大屠殺的殘暴，照理說不是歐洲文化與價值意識所能容忍的，然而卻發生在歐洲。前些年我在香港政府舉辦的公開講演裡，再加上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雖然發生在亞洲，但是毛澤東號稱他革命的根據是馬列主義，所以根源還是歐洲的思想。換言之，20世紀竟然有三件大荒謬的事情。歐洲自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以來，特別強調平等、博愛、自由等等價值意識，歐洲人自認為他們的文化代表這些價值、也逐步在實現這些價值，所以「明天會更好」，一切都會進步，然而事實上卻出現了這幾個大退歩的情形。除此之外，第一次大戰還是以歐洲為主，第二次重心已經轉到美國，所以就歐美文化來講，除了剛才講的兩大事件以外，另外例如國際關係、國際經濟金融所出現的問題也都在20世紀越來越清楚。到了21世紀，種種文化的毛病非但沒有徹底改善，反而越來越複雜化、問題越來越多。事實上20世紀後半部文化的走向，牽涉到我們對於現代性、現代文化的制度、觀念究竟有沒有明確的態度？很顯然，很多現象是一種策略性的、技術性問題的出現。從19世紀到20世紀，現代性的文化表現為人的信念越來越微弱，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看待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種種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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