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為二○一三年「體制」
無論如何，李明博總統二○一三年二月就要下台了，即使繼任者仍來自大國家黨（譯註：即現在的「新天地黨」），即將到來的也是「後MB」時代；若在野黨重新執政，那就再次出現了政權的交替。無論出現上述哪種情況，我們都不能僅滿足於跨越「失去的五年」，重返此前的狀態。
為克服八七年體制而發揮國民潛力的時期
之所以一定要為「二○一三年」加上「體制」一詞，其原因正在於此。正如「八七年體制」這一概念是用來表現韓國社會因一九八七年六月抗爭而發生的巨大轉折，「二○一三年體制」也意味著要使二○一三年以後的社會發生足以被稱為又一「體制」的巨大變化。這裡的「體制」相當於英語中的「regime」，相較於「system」，「regime」一詞的體系性較弱，而「二○一三年體制」這一用語本身也許還會被其他用語代替，例如，如果著眼於可能成為轉換契機的二○一二年的兩大選舉的話，它也可稱為「二○一二年體制」，而如果二○一三年之後的變化在短時間內促成了更為劃時代的事件的話，它或許還可以圍繞那個事件來命名。正因考慮到了這種可變性，所以才為題目中的「二○一三年體制」加了引號。
也有人主張將我們目前生活的時代稱為「九七年體制」，因為以一九九七年IMF救濟金融為契機，八七年體制已轉換成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新體制。我無意正式介入這一爭論，只想表明我本人出於幾點理由不能對九七年體制論表示贊同。最主要的原因是，雖然在過去三十多年時間裡，「新自由主義」一直是定義著包括韓國在內的現代世界特徵的關鍵詞之一，但在我看來，這個概念甚至在說明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後的韓國現實方面都顯得捉襟見肘。就拿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正式啟動」來說吧，它似乎更適於說明一九九八年後實施的各種福利政策出現後退、市場萬能主義意識形態，甚至壓倒了民主主義的二○○八年；但即使是在李明博時代，韓國也不能說是新自由主義獨霸天下的社會，反而是各種形式的反自由主義隨之死灰復燃的奇特社會。換言之，與其將此解釋為推翻了「堅持南北對抗、反民主、反自由主義的軍事獨裁」的八七年體制，而以九七年體制取代，不如將之視為已耗盡初期建設性動力的末路局面的延續更為恰當。此外，我相信再次發揮我國國民的潛力──它曾掀起過一九八七年六月抗爭和七、八月勞動者大鬥爭，並在IMF救濟金融這一國家危機中，透過二○○○年南北峰會確保了韓國經濟和民主主義的持續發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南北共有「二○一三年體制」的可能性
況且，「二○一三年體制」有可能獲得不同於八七年體制的成就，即它有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停戰體制建立後，首次跨入南北共有的歷史進程。在休戰後的韓國現代史上留下濃厚印跡的四一九和五一六、十月維新、五一八民主抗爭、六月抗爭以及IMF救濟金融等，這些都是侷限在南韓社會範圍內的事件。它們當然也會影響到南北關係和朝鮮半島局勢，但這種影響並未達到可以改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歷史進程的程度。從另一方面看，二○○○年的六一五南北共同宣言完全稱得上為南北雙方都開啟了「六一五時代」的大門，但仍停留在宣言的意義上，是擁有了以後要實現的目標的意思，並非要一舉改變南北任何一方多數居民的現實生活。在雙方共有的時代區分法與基於南北各自內部現實的時代區分法之間，仍存在著距離。
但如今，六一五時代的課題已無法繼續延宕下去了。僅漠視六一五共同宣言幾年，朝鮮半島就已經成為威脅人們生存的空間了：韓國的民主主義出現了可怕的倒退，誇口高效增長的南韓經濟也是以犧牲平民來養肥部分財閥企業、愚莽的環境破壞以及國有企業和商店的負債等為代價來支撐的。從改變這種現象的角度來看，對二○一三年體制的確立來說，能否完成六一五時代的課題也是至關重要的。建設我們自六一五共同宣言後就一直在追求，並因二○○五年北京九一九共同聲明和二○○七年一○四峰會宣言，而得廣為人知的朝鮮半島和平體制，已成為二○一三年以後的核心課題。
這並非僅僅為了在朝鮮半島消除戰爭的危險。雖然對任何國家的國民來說，戰爭都極為殘酷，而和平彌足珍貴，但分斷體制下的和平卻別具意義。雙方的既得利益階層既相互敵視，又不斷從這種敵對關係所造成的緊張和戰爭威脅中獲取維持自身反民主特權的名分，這種體制就是分斷體制。正因如此，每當像一九八七年六月抗爭或一九九八年的政權轉移這樣的事件，促使南韓公民的民主力量爆發時，就會引起整個分斷體制的動盪，不可避免地出現指向和平的積極努力。於是，當六一五共同宣言豁然開啟了南北和解與協作之路時，國內的守舊勢力便試圖拚命反擊。不幸的是，透過二○○七年大選和二○○八年國會議員選舉，這些人的反擊成功地重擊了分斷體制克服運動。不過他們不僅未能重新使分斷體制穩定下來，而且也未能啟動「先進化體制」。無論如何，為了迷惑大眾以贏取大選，守舊勢力在二○一二年仍將動用各種手段來確保繼續維繫一己之私，即使因此將加重國家的混亂，他們也在所不惜。
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設計出符合朝鮮半島現實迫切需要的、不僅僅是停留在口號或理想意義上的和平體制，並以此來說服國民。此時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朝鮮半島的和平是與漸進的、階段性展開的統一過程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換言之，操之過急地追求徹底的統一固然會威脅和平，但擱置統一、只談論和平的做法也不會促成和平到來。
由韓戰的當事者們簽訂和平協定、朝－美及朝－日建立外交關係等常被列舉為和平體制的構成要素，並以朝鮮半島的無核化作為先決或伴隨條件。但不能忽略朝鮮半島的特殊情況，那就是僅靠締結和平協定和經濟援助等手段，是無法解決對確立和平體制來說至關重要的無核化難題的。換言之，「要使北方同意完全無核化，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滿足北方對體制保障的要求，但即使締結了和平協定，朝－美實現了建交，大規模的經濟援助也得到了增強，南韓的存在本身仍是一個無法去除的威脅。」因此，「只有當能相對穩定地管理朝鮮半島再統合過程的國家聯盟這種機制呼之欲出時，才充分具備了促使北方政權做出無核化決斷並果敢地——儘管並非全然放心——進行自我改革的條件。」
當二○一三年以後的朝鮮半島從重啟六一五時代走向九一九共同聲明，並進入南北聯盟的建設軌道時，二○一三年體制的建立也就成為可能了。當然，南北聯盟並非終點，只是它對保障分斷體制克服進程維持不倒退的態勢來說，具有決定意義。此後的歷程雖仍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冒險之旅，但那將不再是現在這種主要由百姓們承受壓迫和痛苦的時代了，取而代之的，則是南北統治階層都要為適應民眾的活力而焦慮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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