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者

以前的教材，以前的大学

由于我一直关注和研究自废除科举制度以来的中国语文教材，因此对以 1949 年作为分水岭的百年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情形、出版状况、理念差异等诸方面的变迁，并不陌生。1949 年前，教材的编写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大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北新书局等争相延请诸如蔡元培、张元济、陆费逵、舒新城、叶圣陶、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傅葆琛、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赵景深、姜亮夫、蒋伯潜、蒋维乔、庄因等名家编纂教材，其竞争之激烈有目共睹。由于大学是自行招考，故不需要全国统一教材，因此，教材的编辑出版充满活力，老师甚至学生成为教材是否畅销的终极裁判。

话剧《蒋公的面子》导演吕效平认为，跟今天的大学相比，民国时期大学的政治化还没那么严重。“国共战争打成那样，在民国科学院选举的时候，仍然把一些著名的左派人士，像马寅初、郭沫若，都选为科学院院士，你要问蒋介石，他们能当院士吗？蒋介石一定说，他们不可以当院士。但是，他操控不了，他的权力是受到制约的。今天的情况是，权力占满了一切资源。中科院院士张泽提出一个例证：“我过去在北京市市属的一所高校里，有一个副处长的位置，涉及一些资源的采购和分配。我奇怪地看到，这么一个位置，竞有三个博导去申请。这就是典型的行政化的结果，你把教授们遥上这条路了，对学问、对是非根本不在乎，只管利害。

教育即解放

崔其升说：“世界教科文组织对教育有过注解——教育即解放。我特别欣赏这句话。教育就是要解放人的潜在能力，挖掘人的创造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老师首先解放了，才有学生的后续发展。”

哪些玩具不是好玩具？

孙云晓：有些玩具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比如芭比娃娃就不是好玩具。我写过《拯救男孩，拯救女孩》这本书，里面谈到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她的自信心会下降，会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希望得到别人的好感希望自己与众不同。芭比娃娃给她提供了女性的标准形象，你看芭比娃娃什么特点呢？特别性感，腿特别长，乳房特别突出。实际上，人腿不可能这么长的，于是，女孩子就会产生自卑感。她希望这样，而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玩具实际上对女孩是一种误导。

孩子应该读什么？

陈丹青：我主张给稍小一点儿的孩子看最易懂的东西，外国的（安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都挺好。如果要读比较艰深的、复杂的、有哲理的，等孩子到高中和大学时可以让他自己去选择。

推动教育改革，以及谋取利益

钱理群：想真正推动教育改革的大有人在，个别官员也有理想主义但整体而言，就是谋取利益。为什么越是重点学校，教育改革搞得越厉害，说白了就是在暗地里收钱，这里面的利益太大了，绝大部分教师，也能分得一杯羹，包括补课之类的。像马小平这样的教师要面对多种压力，可谓寸步难行。第一要面对行政部门的压力，第二要面对同行老师的压力。因为你是异端嘛，他们本来可以安心赚钱，被你这么一弄，很尬就非常讨厌你。真正想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这波人，正处在一种被重重的境况之中。

盗火者：为什么义务教育阶段不准办重点学校？

杨东平：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是一种保障型教育，就像政府要设立低保、社保、医保，都是一种保障措施。它的动机不在于选拔优秀，而在于保障每个人能够享受起码的基础教育。它必须符合三个基本价值：第一是免费，因为你要收费的话，很多穷人就上不起学了；第二是免试，不是说你聪明才能上学，每个人都必须上；第三是就近入学，避免因为学校太远，小孩上不了学。所以，义务教育是一个保障型的教育。

盗火者：对于快要上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会面临很多选择，选择多了就会眼花缭乱，您有什么建议？

孙云晓：一句话，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现在大家拼命往名牌学校挤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上名牌中学，因为名牌中学往往竞争更激烈，学习负担更重。所以我的孩子在小学、中学都没有上过重点，是他自己不愿意到重点中学去受罪。此外，对那些擅长动手的孩子，可能更适合选择职业学校、专业技术学校。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是，职高很不景气，这是很不正常的，国家需要对职业技术教育有更多的投入。有一年我听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讲课，他说深圳有一年经测算需要20万职业技术工人，在深圳打工的农民工，超过 20 万，但很多人企业用不上，因为他们没受过职业教育。实际上，中国的发展，一定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工人，而且一定要让这些专业技术工人有体面的收入，否则中国的产品质量永远上不去。你看美国、德国、日本，它的专业技术人才非常多。

盗火者：您认为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钱理群：我的标准有三条。第一，以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在学生成长的同时，自己也成长，自己也快乐。这和追求名利不一样，追名逐利就必然要跟着体制走。第二，教师必须是一个思想者，有独立思想也能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第三条很简单，他必须是爱读书的人。所谓中学语文教育，就是爱读书、爱写作的老师带领着一群学生去读书写作，这就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全部。而马小平几乎完美地做到了这三点，他是真正的语文教师。但是，这样的教师必然有问题，他不追求名利，又有独立思想，他就必然不那么听话，必然不太容易被体制所接受，本来这三点是一个合格教师最基本的要求，但在现在的体制下很难做到。

盗火者：民国人和今天人的精神气质，有什么显著不同？

陈丹青：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投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景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但他可以拒绝北洋政府的很多措施，北洋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还要重用他。说得夸张一点，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无论师生、官员都是自由的、认真的，他要做什么事，真的会去做。今天有哪个校长敢完全不理会政府怎么想，就径直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哪个学生站起来对校长说“你是错的，你应该下台”？民国时经常发生驱逐校长驱逐教授的事情，虽然有点过激，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学生是有主见的、有行动力的，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五四就是一个例子，“一·二九”也是一个例子，共产党就是从这些学生里走出来的。

盗火者：教育体制改革应该从哪里做起？

余世存：最终还是要靠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上有良知的人一起来做现在这种教育腐败，不仅是制度性的腐败，也是全社会性的。如果真的想打破这个铁板的话，就是谁意识到这一点，谁就从自身做起，互相抱成团来做，像郭初阳、魏勇他们的尝试，我觉得就蛮好的。社会学上有个三分之一定律。任何一件事，如果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在从事反对它的实践，那么这个规律就会被打破。但现在做这件事的远远没有三分之，我们需要更多人来斩断腐败的链条，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

盗火者：您觉得教育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在哪里？

张鸣：教育改革，喊了很多年，已经怨声载道，不光是民众不满意，连官员都不太满意。为什么改不好、改不了，主要原因就是它会触动一个利益格局。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化、官僚化的体系它对于这些利益集团来说是最好的。比如说，可以垄断教材，包括教材辅导书等，背后都存在巨大的利益。

走红的《公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虽然哈佛公开课《公正》在互联网上有数以千万的点击，但桑德尔教授大概没料到自己今年的中国之行会遭遇如乐坛巨星演唱会般的豪华阵仗。近年来走红的西方大学公开课带给中国高等教育的，不仅仅是国外名师的教学风采，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自己课堂的沉闷与无趣。

有些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回到农村去，又不愿意做农民，就成了游民，这是更大的危险。

有的就成为黑社会的后备军。因为他受的教育使他绝不能回到农村去种地，于是，一部分人就有可能进入黑社会群体。所以，今天这种教育的后果就使学生们一部分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部分成为黑社会的后备军，而更多书的人就是在混日子。

关于教育的内容

也有些教国学的私立机构，直接拿《弟子规》、《论语》等作教材，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得体的偷懒行为。不要以为“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之类的蒙学教材用了近千年，就成了一种可以袭用至今的“经典”。其实，中国近代化之前的农业社会才是这些蒙学教材久用不衰的生存土壤。如今极速变化的社会，在交通、经济、信息乃至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处于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之下，知识折旧率非常高，若不与现代社会和普世价值衔接，依旧拿几百年前社会遗留下来的“古董”教材直接袭用，在我看来，害人非浅。即使编纂得还算靠谱的纸质新教材，面对如今悍的在线教育如M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Khan Academy（可汗学院）等，都有不敷应用的可能。

法国人上语文课，注重经典文学的教育。从巴尔扎克到雨果、从拉封丹到拉伯雷，16至20世纪的经典纯文学作品，都是法国中学教师热衷选择的教材。有个流行的说法，“每个法国人一生中都要过哲学这一关”。因此，法国中学生还须阅读萨特和加缪的哲学作品。有一年，法国中学会考作文，就要求考生解释霍布斯《利维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节录。

关于价值观

2008年，为了给一份教育杂志撰写专栏，郭初阳偶然拿起小学语文课本，一篇课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标题是《我选我》。郭初阳说：“这篇课文我小的时候也学过，这么多年过去了，赫然发现它还在那里。”

李小青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前几天，他转到别的学校上学了，今天开班会，林老师让大家补选一名劳动委员。突然，王宁站起来说“我选我。”大家都愣住了，王宁说：“我和李小青是好朋友，他爱劳动，爱集体，我要像他一样热爱劳动，关心集体。”王宁的话刚说完，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摘自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第三册课文《我选我》）

“我和前任的劳动委员是好朋友，所以我’就可以做一个劳动委员吗？原来那个劳动委员爱劳动、爱集体，所以‘我’要像他一样爱劳动关心集体一王宁只是表了一个姿态，并没有证明他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爱劳动关心集体，然而仅仅通过这样两句话，他就秒杀了全体同学，选举真这么简单吗？·郭初阳认为，这样的课文有头无尾，很可能会误导孩子们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一个权力的隐形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就有权力的人，搞了一个形式，好吧，我们来选举，结果怎么选呢？我选我，大家掌声通过。

有一篇课文《三个孩子》，一位老人坐在路边体息，一个母亲手里拿着沉重的东西，跟他的孩子走过去，这个孩子没有帮他母亲拿东西，而是愉快地唱着歌；又有一个母亲经过了，她的孩子跳着舞，也没帮母亲拿沉重的东西；第三个母亲跟孩子一起抬着这个东西经过了这个老人。经过以后，三位母亲对老人说，你看，我的孩子，多么可爱多么聪明。然而老人却说，我只看到一个孩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两个唱歌跳舞过去的，就不是孩子，只有能帮妈妈做事情的才是孩子，这是什么逻辑！我们一般看到孩子撒撒娇就已经很开心了，不一定非让孩子帮我们洗脚干家务吧？”蔡朝阳认为，许多课文采用了大量捏造的故事，审美恶俗，价值观混乱，罔顾事实，甚至道德绑架。

我们的教材经常灌输一些‘隐蔽课程。表面上跟你讲一个故事，其实试图传递一些观点。比如，你间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受了人教版十二册熏陶的小学生，你最佩服的人是谁。他的答案多半是毛主席。然后问他，你最讨厌的人是谁？他的回答经常是日本人。”郭初阳担心，语文课本隐藏的政治倾向、刻板思维和僵化的道德说教，会对学生的成长造成恶劣影响。

关于对教材的安排

巴金的名篇《鸟的天堂》入选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然而，文学大师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问过巴金的女儿李晓林老师，她根本不知道入选了，也没给她稿费，关键是不知道被删改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安徒生身上，著名童话故事《丑小鸭》被删得一塌糯涂，原文有几千字，删了以后仅剩几百个字。甚至一些经典名著如《西游记》，也被任意删改。“教材要传递的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最优秀的东西。但它却没有把这个意识贯彻好。”郭初阳说。

透过老课本，人们感受到的是开放而质朴的时代气息。它们的编纂者大多是一时精英，蔡元培、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家不惜放下身段，为小学生斟酌字句。民国时代，教材的出版呈现开放的格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大东书局都有自己的教材，学校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1949年以后，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权被教育部收回，仅授予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经营。

关于课堂

魏勇认为，高效的课堂模式，能让学生注意力集中，且愿意表达此起彼伏的课堂讨论是魏勇历史课最常见的场景。魏勇反对传统字正腔圆的授课方式：“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记笔记听，然后下课就背笔记，这种方式我觉得不是真正的教育。

即便是课下，有些学生依然兴致不减，拉着魏勇讨论问题。“45分钟没法完全展开，如果能引起一部分学生对某个问题的好奇和兴趣，他课后便会去主动完成。”讨论不会漫无止境，老师要学会在恰当的时候停顿、提醒，或引导学生的思维。“这跟做菜一样，你放多少盐，这是需要感觉的，扔进去不咸不淡。”魏勇说。

这些讨论在传统的课堂中非常少见。魏勇提倡不精确的课堂：“不要预设得那么详细和精准，因为课堂上学生的思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你事先是无法判断的。当学生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后，老师会顺着那个方向、那个气场来走，从而把这个气场调到一个比较兴奋的高度，如果你没跟上学生的节奏，刚刚兴奋起来的那个气场马上就冷下去了。我们上课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你所做的一切都要服务于这个目的。

关于刘道玉和当时的武汉大学

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全国高校被浓重的计划体制氛围所笼罩，招什么人，多少人，学什么课程都有标准动作。学生有如一个模子压出来的产品，没有个性。刘道玉首先要改变这个现象。他倡导自由开放新风摒弃刻板严苛的学规，刘道玉回忆：“80年代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年代人心思改。中央主要负责人大力号召和支持改革，最明显地体现在胡耀邦同志的两句话：“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我在80年代所做的改革，支撑我的力量就是这两句话。

刘道玉首创导师制，把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的教师作为课余导师，每位导师指导若干名学生，改变了当时大学只有政治辅导员的角色，促进了学生的成长。

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生被导师培养成国学继承人，却因“带薪、已婚来自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四条政策所限，毕业后只能回原籍。刘道玉三次上书教育部，以五个本科生换下了他。此人名叫易中天。

易中天曾谈到他在武大上学时的感受：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

路珈山下、东湖水畔，刘道玉送走了近两万名天之骄子。有人说，那一时期的武大，可以和北大、清华叫板。众所周知，这位敢跟教育部长拍桌子的大学校长，这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89年3月6日，53岁的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被迫提前退休。

关于在家上学

我们发现，孩子的社会化是大部分反对在家上学的家长和学者特别担心的问题，脱离学校等于脱离社会的想法是普遍存在的。离开学校以后，没有固定的班级校舍、老师同学，孩子会不会成了从社会中孤立出去的个体？实际上，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凡是能一路坚持下来在家接受教育的家庭，完全没有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大理的互助社区并非首创，更不是仅此一家。杨东平教授在采访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人们对在家上学最大的担忧是社会化不足。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因为在中国，孩子毕竟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区环境中。

关于自主招生

然而，和刘道玉的时代相比，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校校长朱请时无疑是孤独的。他力主大学办学自主权：“学校一定要有个机制，不是谁的宫大谁说了算，是谁有道理谁说了算。大学一定要独立办学，才可能有自己的精神跟自己的内涵……”

2010年12月，在没有拿到教育部“许可”、尚处于“筹建”的状态下，南科大高调宜布开始自主招生。和当年的刘道玉、罗征启一样，朱清时觉得，“改革不能光等批复”。

朱清时认为，一个学校能够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这个学校才有真正的自主权。他说：“自授文凭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让这样的学校背水一战。你只有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你的学生才能得到社会认可，才能受到社会欢迎。一旦这样，你的文凭有没有盖教育部大章，其实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