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2

2020-02-06 原文：“反攻大陆”是戒严早期最神圣不可动摇的任务，一切为“反攻”做准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不仅在墙上可以看到，就连信封、电影票、火车票、烟盒、喜帖，甚至连儿童的玩具上都可以看到如“光复大陆国土，解救大陆苦难同胞”的字样。社会各个领域都感染了这种紧张的气氛，许多公职机关单位还会办各种演习，男员工晚上要值夜班到各处轮流巡守，需要拿着手电筒 想法： 2020-02-06 原文：在台湾，白色恐怖始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这原本是一次查缉私烟的行动，却意外地引爆了本省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接下来则是一连串恐怖的肃杀及清乡事件，这也让许多台湾本省人就此闭口不谈政治，好长一段时间对政治冷感。 所以，在这几十年间，台湾的政治基本是稳定的（因为也没人敢自找麻烦），社会经济发展归发展，现在看来却是一种很畸形的发展。明明没有战争，但在长期的“戒严令”统治下，大家都避免去想那些越想自己就越觉得可怕的事，只一心想去赚钱，赚了钱又可以过上好日子，吃喝玩乐。在这种情况下，大脑活动好像都停止了一样。当然也 想法： 2020-02-06 原文： 想法： 2020-02-06 原文：《自由中国》出版的11年里，从一开始拥护“政府”，到后来批评“政府”，一直风波不断，但都还在当局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直到1960年，《自由中国》开始质疑蒋介石的三度连任，并且鼓吹组织反对党，《自由中国》的核心人物雷震为了新党的组建而不断奔走，这简直就是公然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台湾，反对党就是叛党，很快雷震就被逮捕了，罪名在现在看来也是让人哑然失笑的：“包庇匪谍”。因为组新党是“为了配合中共的‘统战’，企图造成台湾混乱”，《自由中国》也难逃停刊的命运。 想法：扣帽子 2020-02-06 原文：更别说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知名作家，因为他们没跟着来台湾，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就通通在国民党当局查禁之列，因为他们全都“身陷匪区”。而这些大陆或香港文学家的翻译作品，也照禁不误，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巨人传》等。 想法：太惨了吧这些人 好多文革也被整了 2020-02-06 原文：情治单位的想象力和联想力超群，堪比脑筋急转弯。如果你是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排成“中共”，“反共”排成“友共”，或者“反共抗俄”误为“反共投俄”，那版也不用排了，排队入监先。更早期一点，如果你是女人，拒绝了痴汉的死缠烂打，他恼羞成怒地指控你是“匪谍”，你也要遭殃。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老师失踪后再也没出现，那肯定是班上有同学去打小报告。有些人连“政治”两个字都不会写，也会被当作政治犯抓走。还有人结婚喝喜酒，因为主人被怀疑是“匪谍”，所有喝喜酒的人都被指为“参加叛乱集会”而被逮捕。还有，当时民间流行互助会、碗公会、兄弟会等互助团体，只要其中一个人被举报为“匪谍”，其他人理所当然就是“参加叛乱集会”。社会上弥漫着这种肃杀气氛，到处黑影幢幢，好像“匪谍”就在你身边。 想法： 2020-02-06 原文：诸如此类被捕的理由，现在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好笑，你会笑，正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比较能够正常思考的年代，才知道其荒谬性。可是在那个时代，遇到这种事没人笑得出来，这些都是人们用生命写的笑话，血泪斑斑。 想法：用人的生命堆出来的笑话 2020-02-06 原文：那个时期，社会风气基本上是保守而压抑的，大家只顾着赚钱，没有心思，也不敢有心思去多想其他事，这种气氛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慢慢被一连串的内忧外患所冲破。康德几百年前在《何谓启蒙运动》中告诉我们思想的基础并非来自权威，而是自己。虽然表面上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但戒严了几十年，连你的思想都想插一手，台湾人都逐渐被修理得脑残了。 想法：思想被修理地僵化了 2020-02-06 原文：现在在台湾每次做选前电话民调，都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人“持保留态度”，或者“拒答”。这个群体里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政治性的调查，心里仍然有许多芥蒂，不愿去讲这些。尽管台湾已经远离那种时代几十年了，这仍然是许多人挥之不去的阴影。 想法：似曾相识 2020-02-06 原文：20世纪70年代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是内忧外患的，对于民众而言，则是生活在政府营造出的“风雨飘摇”的处境当中。正是这种时代背景，台湾人慢慢开始觉得，很多事好像不像政府讲的那样。 想法：别去相信 2020-02-06 原文：“党外人士”是个很暧昧、无所不包的泛称。支持社会主义的统派，与万恶“共匪”同声一气，他们是“党国”的敌人；“台独”分子数典忘祖，主张分裂国土，是“党国”的敌人；描写工农生活的小说家，是工农兵文学的传声筒，是“党国”的敌人；主张改革开放、社经自由化的洋派，与党争利，也是“党国”的敌人；有国外教会关系，挟洋人自重的长老教会，是“党国”的敌人。他们，通通是“党外”。 想法： 2020-02-06 原文：讲到“中坜事件”，就不得不说到许信良这位民进党前党主席的崛起。许信良本来是国民党党籍的省议员，当年也是被视为可大力栽培的明星政治家之一。但这个不乖的家伙竟然将野心打到县长宝座上去了，国民党说他“党纪记录不佳”。所以许信良就在国民党提名他人的情况下，宣布自己参选，当然就被开除党籍了。 想法：党内纷争 2020-02-06 原文：终于到了投票的那天，国民党还是惯常地使用舞弊做票的小伎俩，因为国民党若不买票做票，就不是国民党了。可是不知道这次是新手还是怎么，总之，在中坜小学的投票所被发现有舞弊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群众跑到中坜警察局讨一个说法，可是一直没有人理他们，这事就如同涟漪一样，附近有10000多名愤怒的群众包围并烧了警察局，而警察在驱散民众时开枪，流弹也打死了两个人。 想法： 2020-02-06 原文：总之，“中坜事件”使部分党外运动者察觉到群众的力量，民心可用。另外有一些党外运动者突然意识到群众行为所隐藏的内在危险性。所以开始有“选举路线”跟“街头路线”的路线之争，一直争到20世纪90年代。 想法：群众的力量，其实并不简单 2020-02-06 原文：劳动力便宜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工业发达，当时台湾几乎是无所不代，从低阶到高阶产品都可以代工，是那时候的“世界工厂”。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影《致命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里迈克尔・道格拉斯在雨中望着女主角打不开的雨伞说：“台湾制造的吧！”（当年这段被台湾电检剪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玩具总动员》第一部，巴斯光年也发现他是台湾制造的，为此沮丧不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好莱坞大片《世界末日》（Armageddon）里，俄罗斯航天员对电子元件气愤地大叫“苏联制、美国制还不都是台湾制”。国外对台湾的印象就是如此 想法：原来以前是台湾制造 2020-02-06 原文：“政府”的粉饰太平挡不住民众寻求真相的欲望，可是主流媒体都被控制，所以异议人士只剩下办杂志这个方法。从更早以前的《自由中国》杂志到后来李敖办的《文星》杂志，异议人士总有办杂志这种小众媒体的传统，但几乎都不长命。国民党控制台湾是由党政军三位一体方式来控制，就像战队分散开来只能打杂兵战斗员，合体才能打BOSS战一样，党外人士也终于找到了方法对抗，也是三合一：思想者、言谈者与行动者的结合。在过去，这三者是各自为政，到了这几年才组合起来。所以，办杂志就变成党外人士积聚能量、相互串联的最有效方法。 想法：办杂志 2020-02-07 原文：在抗战之后，老蒋逃到台湾来之前，第一届“立法委员”及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被选了出来，可是才选完不久，江山易手，这些“委员们”“代表们”连滚带爬地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这样问题就来了，第二届选不出来了！因为选民都在大陆，再加上是“动员戡乱”临时期，不再重新选举，只好等打回大陆去后才能改选了。于是乎，这些中央级民意代表开始“老的不退，死了就候补的上”，第一届“无限期延任”至鞠躬尽瘁。 想法： 2020-02-07 原文：跨进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不再喊“反攻大陆”。其实这句话就像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最后那句“张无忌，我在大都等你”一样，电视里都已经放了几千遍了，还不见大都，“反攻大陆”喊了几十年也不见反攻。因为心里清楚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口号不再喊得那么响亮。 想法： 2020-02-07 原文：台湾省戒严令是1948年公布的，到了1986年已经38年，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几乎在同一时间，韩国总统选举，全斗焕在压力下释放反对分子金大中，被迫与反对党领袖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在野领袖布托从伦敦返国，受到数万人欢迎。而当年的3月，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在选战中获胜，马科斯政权垮台，这给党外人士极大的鼓舞。台湾很流行一句话：“某某（自行代入其他国家或地区）能，台湾为什么不能？”台湾人一向有点看不起东南亚的“小黑黑”，可是居然连菲律宾都成功了，“菲律宾能，台湾为什么不能？”自然受到刺激，也鼓舞了党外人士。戒严令这不合时宜的玩意就首当其冲。党外人士选在戒严令公布的5月19日当天，在台北的龙山寺举办了一场“5・19绿色行动”。 想法： 2020-02-07 原文：平常你去那里，会看到一堆老头在瞎扯、聊天、下棋。从前的龙山寺就是个民间论政的地方，很多人会把一些想讲但不敢公开讲的写成大字报，贴在围墙上，不过男人一过中年就只剩下张嘴而已，警察也当他们打打嘴炮，只要不过激，也不会管太多。而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艋舺”这一带是传统上党外人士以及后来民进党的大票仓。 想法：我们就这样 2020-02-08 原文：台湾男人聊天大概只有这几种内容：当兵、车子、女人、政治。在台湾政治风气刚开放那几年，每个人都爱聊政治，抓住人聊天聊着聊着也会聊到政治，报纸媒体上就常出现因为聊政治，彼此立场不同，支持者不同，聊到朋友反目、家庭失和、婚姻破裂的新闻。还好经过这些惨痛的经验，现在大家对彼此的政治立场都有一定的尊重，知道政治立场不同也会刻意避免聊到这个。甚至现在在台湾，如果不熟还问对方政治立场的话，会被视为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这些都是近20年来慢慢学习的结果。 所以，很多台湾人来大陆后，不管到哪里，遇到什么人，几乎都会被问到政治问题，要求表态，比如你是统是“独”，是蓝是绿，然后大陆朋友总是很自我感觉良好地就开始评点江山来了。面对这种情况，台湾人只能赔笑，不好回应，毕竟在台湾，政治倾向是一件比较私人的事。 想法：成熟很多了开始 2020-02-08 原文：再说，当时汉人的文化以及条件相对来说，在少数民族眼里层次更高且新奇，也让这些平埔女性对汉家郎产生青睐，就像是许多欧美屌丝到了中国就能当英文老师被女孩包围一样，汉人男子陌生的致命吸引力，让平埔女人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想法： 2020-02-09 原文：常常会看到，大陆这边对台湾人喊话总喜欢引用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试图引起台湾同胞共鸣，可这也仅仅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那种乡愁只有那些1949年之后到台湾的人以及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可能有，大部分台湾本省人读了，并没什么感觉，对大陆还是感到疏离且陌生。 想法： 2020-02-09 原文：各位可能不知道，眷村始终是台湾重度智障与重度精神疾病人口最多的小区，在台湾各地的精神科门诊（尤其是东部地区或荣民总医院），常常可以看到一幅景象：八十几岁垂垂老矣的荣民父亲，带着他智障或有精神疾病的妻子，来探视刚刚发病住院的子女，那是个你一看就忘不了的震撼场面。 想法： 2020-02-09 原文： 几乎第一要紧的事，是立即成立“国语”（北京话）推行委员会，并于各县、市设立“国语”推行所，很多学校的台籍老师都只懂日文，几乎是到推行所上完课，马上回到学校教其他老师，然后再教学生，现学现卖。许多台湾人当年经历了“失语震撼”，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当年就有很多作家用日文写作惯了，在光复之后只能重新学习汉文，几年后竟然又用汉文写出经典的文学作品。 大概是最近台剧和电影的流行，很多人发现台湾人把“和”这个字读“han”音。有个朋友每次听到台湾人说“我han你”都会起一阵鸡皮疙瘩，他恐怕没注意就连有文化者如李敖大师也会念作“han”。 原来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推行“国语”，请了一位字正腔圆的北京先生在广播中教“国语”，“国语”教学都以这个广播站为主。那位北京先生就是读成“han”。如果去听那些比较老的相声艺人，比如侯宝林的段子，也会赫然发现，他也读作“han”。还有一些老北京会说“咱俩谁和（han）谁呀”“这哪儿和（han）哪儿啊”，原来念作“han”是来自北京话，就是因为“国语”推行运动，所以全台湾都念成“han”了。 想法：我han你 2020-02-09 原文：还有很多著名的抗战歌曲，包括《黄河大合唱》《东北三部曲》《大刀进行曲》等，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因为这些歌曲的作者大多留在大陆，因此也遭禁唱，许多抗战歌曲就此深埋在老一辈人的心中。 想法： 2020-02-09 原文：人 想法： 2020-02-09 原文：。所以像由三毛作词、齐豫演唱的《橄榄树》造成轰动后，下场也是禁播。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据说审查人员认为这首歌的歌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会勾引听者思念大陆故乡之嫌，而且又反复提及“流浪”一词，好像在驱使年轻人离家出走去流浪，所以不能通过。 想法： 2020-02-09 原文：有些翻译作品也难逃此命运，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巨人传》，明明是最佳译本，可是傅雷“身陷匪区”，所以他的译本一律查禁，那厚厚的书上绝对没印译者名字，或者又是“本社译”。 有些出版社稍微有点良心，会给你一点有关作者的暗示，如巴金所翻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不过巴金就是因为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才取笔名叫巴金，现在又把巴枯宁跟克鲁泡特金再合体一次叫巴克，搞得跟地下党人的取名逻辑一样。还有些出版社会把作者的名字腰斩，朱光潜印“朱潜”，陈寅恪变成“陈寅”，大学者的名字突然就变得很有市井说书人风。 众多大陆作家里最有名气的就是鲁迅，他的名字就是禁书销量的保证，可是鲁迅作品写来写去就那几部，卖完就没得卖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众多大陆作家，什么沈从文、巴金、茅盾通通借鲁迅之名登台。读者读得开心，不知情者还很认真地在讨论鲁迅各时期的写作风格与关怀点不同，鲁迅还在湘西混过呢。 想法：haha好搞笑哦 2020-02-09 原文：这些小发财车的老板也很潇洒，很多都是落魄愤青，你还可以跟他讲价，相反地，如果他不爽，也不会卖给你。有时挑到一半，见警察远远走来，钱都还没给老板，老板就开着车跑了。现在想想，买禁书、读禁书与卖禁书，好像都有快感，那是一种无能书生对抗当局的精神胜利法。这些粗糙滥印的禁书，影响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深远，贡献难以估量。 这些禁书真是越禁卖得越好，就像《达・芬奇密码》这本书，被教廷一抗议，就产生了极大的免费广告效应。禁书也一样，越禁民众越好奇，越想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笔名叫“史为鉴”的先生，编了一本叫《禁》的书，里面指控国民党当局数十年实施戒严，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本书让警总气得咬牙切齿，多次讨论要不要查禁这本书，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毕竟《禁》被禁，那真是自打嘴巴，一大笑话。 想法：越压迫销量越好

“本社编”跟“佚名”可能是戒严时期台湾著作量最高的作家，一些“陷匪学者”经典的学术著作，比如正中书局出版朱光潜的《诗论》，作者姓名改为“本社编”。同样把作者改为“本社编”的还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作者姓名直接改成“佚名”，我小时候在图书馆看到这些大部头的书总是很疑惑，这些出版社怎么那么厉害，好像各领域的专家都有，都能本社自己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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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书最好认，因为他的书，封面几乎都是半裸女人，用来掩人耳目，有很多人本来要买黄书，结果就买到他的书，本来前列腺要爆炸，读完之后变成头脑爆炸。

人类心理总是这样，只要是禁忌的东西，总是有种地下情人般暧昧的刺激诱惑，只要尝了一次，就会上瘾，这就叫作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