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卷

一

李大钊，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直隶乐亭县（今属河北省）大黑坨村。七岁起在私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1916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编辑主任、《甲寅日刊》编辑，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12月至北京大学工作，1918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18年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介绍一战结束之后兴起的世界新思潮——社会主义。

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初，他与陈独秀探讨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组织。10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了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党在北方地区的全面工作。

1922年8月底，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1923年6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参与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此后，李大钊多次会晤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问题。同年10月，李大钊应孙中山电邀再赴上海，讨论并直接参与了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

1924 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开幕。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人成员之一。此外，他还担任大会宣言审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査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参与了大会各项主要文件的审定。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成立后，李大钊除继续领导中共北方区的工作之外，还负责国民党中央北京执行部工作，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的革命斗争，以策应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 月28日，英勇就义。

二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人物。他在世的时间仅仅38年，但他跨越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他开始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仅仅是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一名青年学生，他交往的师友主要是北洋法政学会的成员，他的思想也主要受清末康梁维新派和立宪派的影响，与当时已经兴起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及其主张尚有一定距离。可以说，他思想的起点并不高，主客观条件又很不利，但他锲而不舍，一往无前，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一步一步地越过曾经走在他前面的同时代人，勇敢地站到了新的历史潮流的最前列，亲手揭开了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他不愧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主要是由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时代环境决定的。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除了诸种客观原因以外，李大钊的思想特点、人格品质和精神素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综观李大钊短暂的一生，他身上具有一般历史人物不可比拟的思想特点和精神素质。这主要体现在：

1.忠贞爱国的情怀，提倡新爱国主义

李大钊生活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自他步入社会起，即以救国救民、民族振兴为职志：“感于国势之威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狱中自述》，本导言凡引用李大钊语，均收入本书，故只注篇名，具体页码省略。）而李大钊的这一特点，在他与陈独秀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论争中非常鲜明地反映出来。

这场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是由陈独秀引发的。1914年11月，针对“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实行的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专制统治，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问题。陈独秀说：“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不必国。”他尖锐地指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国家本应是保护人民自由权利、增进个人自由幸福的工具，而中国的实际情形则是，国家为专制者所把持，成了他们残民以逞的工具，这样的国家值不值得人民去爱呢？他认为：“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愤激之余，他说中国只有听任亡国瓜分的命运：“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矣” 。他以激烈的态度宣称：“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主旨，本意是呼吁人们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自觉，呼吁人们爱国应以对国家目的的自觉为前提。但“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的说法则又失之偏激、悲观，而“有国不如无国”说法的流行更表明了人们在自觉之后的彷徨心情，因此，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招致许多误解与批评。经过半年的思考，李大钊撰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一步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探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的问题，把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首先，李大钊说，陈独秀的文章，“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 因此，他的立论主要针对陈独秀文中的不足而进行阐发。李大钊指出，要求爱国应当以对国家目的的自觉为前提，是要人们认识到不能保护自己权利的国家没有存在的价值，目的是要人们造一可爱之国而爱之，并不是要人们不爱国，更不是使人们自甘亡国。对中国人来说，真正的自觉，不仅仅是对国家目的的自觉，而应当是：“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李大钊提出要“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那么，如何才能求到一可爱国家呢？

李大钊指出：“吾民今日之责，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民之于国，斯为甘心之爱，不为违情之爱。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 （《厌世心与自觉心》，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所谓“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就是“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发扬“我”之“良知良能”，“尽我天职”，而“致国家于善良可爱之域” 。即培育个人人格的独立与自觉，改造专制国家为民主共和国家。反过来说，只有尽其在我，才能承担起挽救民族、重建民族国家的任务。 由此可见，李大钊所谓自觉，不仅仅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自觉，而且也包括对个体独立人格精神与自我意识的自觉。

从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李大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爱国主义，又受到了近代西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学说的影响，提出了个体独立人格基础之上的新爱国主义。从他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终其一生，李大钊都保持了这种精神和情怀。

2.全球政治与世界文化的眼光，追踪世界新思潮

李大钊是近代中国具有全球政治头脑和世界文化眼光的代表人物。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国际、国内问题互相纠缠、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一方面，世界局势的变动迅速而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世界主要国家的语言、文化、思想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变革自强，也密切关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时刻追踪和学习世界思潮的最新演变，以因应世界潮流，寻求使中华民族走向国家独立、民族振兴的真理与道路。作为这群仁人志士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大钊，在他初登历史舞台开始成长之际，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影响着远东局势的变化；国内袁世凯逐渐暴露出复辟帝制的野心，引起反袁护国战争。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促使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青年李大钊，将中国国内的问题与世界局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而这种中国与世界互相影响的客观形势，以及李大钊参加反袁护国运动的实际斗争的锤炼，又使李大钊在探索和寻求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出路时，更加自觉、主动地密切结合世界格局的变化、世界思潮的演变、世界发展的未来趋势等世界大势来思考这一重大问题。在此，我们以李大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述为例，说明他的这种思想特点。

1918年11月11日，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件事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作为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的中国，虽未出一兵一卒，但毕竟也跻身战胜国之列。为庆祝胜利，北洋政府国务院发布通告，规定：“本月二十八日，庆祝欧战完全胜利，所有机关应放假一日。”段祺瑞在紫禁城太和殿前指挥了盛大的阅兵式。14日至16日，北京各校放假3天，庆祝“协约国”胜利。28日，北京政府各机关全天放假，而北京大学师生及各界群众一连3天，在中央公园再度举行庆祝大战胜利的讲演会。

大战胜利了，但如何认识这次大战胜利，或者说对这次大战的意义如何认识？对此，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有不同的认识和答案。

在蔡元培看来，这次的战争是互助主义战胜了竞争主义；而将来的世界是“光明主义”代替“黑暗主义”（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胡适指出：“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完全大胜，不是‘武力解决’的功效，乃是‘解决武力’的功效。”（胡适《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陈独秀认为，这次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今后的中国与东亚“对于战后的觉悟和要求，最要紧的是对外对内两件大事”：“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载《每周评论》第2号，1918年12月29日）

对于北洋政府的这一系列庆祝活动，对于报刊舆论对段祺瑞的颂扬，对于知识界对战后世界的乐观分析，李大钊都是看在眼里的，而究竟如何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认识战后世界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战后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前途和出路，是李大钊在大战结束前后思考的重要问题。

早在1917年，在主持《甲寅日刊》国际版时，李大钊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中国是否参战的文章，而在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这两次革命以后，李大钊于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更加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欧战的结局。

而此时，当欧战胜利以后，在政府、民众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异口同音的欢呼声中，在中央公园召开的庆祝大会讲演会上，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在这场讲演中，李大钊面对听众发出了疑问：这次战争中获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大家“究竟是为那个庆祝”?他的结论是：“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庶民的胜利》）。

首先，李大钊论述了一战的社会基础，指出其爆发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竞争与扩张，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和组织，以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市场，这种发展就促使资本之间的斗争转化为国家力量的斗争。他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庶民的胜利》）他又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sm的胜利》）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则是帝国主义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转化的结果，是俄国、德国工人阶级觉醒并发动革命的结果。他说：“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庶民的胜利》）他进一步指出，大战的结束，并不是帝国主义武力之间的胜利，不是德国被“协约国”的武力所打败，而是德国军国主义被国内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所打败：“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 《Bolshevism的胜利》）

俄国、德国革命浪潮冲击着世界，在世界各国的国内都发生了争自由、民主而反专制的革命斗争，争取自由和民主将成为世界性的潮流。李大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束，俄国和德国等国革命的爆发与革命思潮的传播中，敏锐地意识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变革的征兆。他说：

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几。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庶民的胜利》）

又说：

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的胜利》）

表面上看，李大钊在这里论述的是世界大战，是中国之外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内心时时思考和关心的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他借评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结束的原因、大战的性质和大战的后果，一方面批评国内各派人士对它的误解与曲解，另一方面则是指出革命是世界化的浪潮，将来的中国也将受到世界化的影响，受到俄、德革命思潮的影响：“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可以说，在当时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启超等领袖人物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认识都未能达到如此高度，也未能如此深透。李大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述，将这次战争的后果——世界化、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文化都引进到了中国，他的这些论述和思想深刻影响了陈独秀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新文化运动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开始了对世界“新思潮”的传播。

3.与时俱进的品格，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出生的时候，古老的中国正缓慢地向近代社会转变。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积弱的晚清政府在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面前，已经遭受了多次重大失败和屈辱。由统治者上层所设计的所谓变法自强运动，正在进行。同时，一批新的社会成分和社会力量也正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和成长起来。这种新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主要代表，起先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志士；后来，则是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当李大钊开始了学习生活进入少年时代以后，以这些人为代表的企图挽救中国命运的斗争，正分别顽强地进行着。李大钊在寻找救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首先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启迪或影响。

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剧烈变化，新旧更替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剧烈和迅速。昨天的新人物，今天就会变成旧人物；今天的新思潮，明天又被认为是旧思潮。中国的先进分子，就是这样，在短短的20多年中，前进的历史把一代代英雄人物推到幕前来。

在近代中国，陈独秀、李大钊是继康梁、孙黄之后奋起的探索救中国真理的第三代人。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来看，代替康梁维新派而成为时代主潮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派，代替革命民主派而成为时代主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凡此，无不具有新旧交替、新陈代谢的含义，但几乎绝大多数的前一类成员不易实现向后者的转变。而李大钊短短的一生，与这三种历史主潮均密切相关并参与其中。当他青年时代初步登上历史舞台之时，首先是追随当时与康梁一样信奉立宪思想的孙洪伊、汤化龙等领袖人物，在清末与他们一起参与立宪运动，在民初与他们一道拥护袁世凯；而当袁世凯开始实行专制统治尤其是称帝野心暴露以后，李大钊又追随孙洪伊参与反袁革命斗争。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李大钊迅速成长起来，终于与自己曾经一度追随但后来仍继续依附和支持北洋军阀的领袖人物汤化龙毅然决然地断绝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大钊又受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再一次跨过了其他人难以跨越的障碍，率先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在近代中国，还没有第二个曾经信奉过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像李大钊那样率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率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这一转变，正是李大钊艰难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真正与时俱进的结果。

众所周知，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取向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要领袖人物陈独秀则更是法兰西文明的崇拜者。青年时代的李大钊也不例外，他也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但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具有敏锐的世界眼光、追踪世界潮流的李大钊，通过法、俄两种大革命的比较，首先指出：人类方向已经从崇尚法国大革命的文明转向崇尚俄国大革命的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方向的新文明，俄国革命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方向。他指出：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而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之新潮流”（《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当人们对于俄国十月革命还多抱漠然态度乃至疑虑悲观的时候，李大钊却率先发出欢呼声。他认为，欧战中德国的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其实质：“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对于这样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李大钊将其“功业”，归之于 “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 （《Bolshevism的胜利》）。多少年来，无数优秀人物所艰苦探索的救国之道，在这里，终于由李大钊率先揭示而明白。这就是，真正要解决中国的救亡与复兴问题，中国必须在世界上正在形成的两大阵营、两条道路之间作出抉择，即信仰马克思主义，依之建立革命党组织，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1919年9 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从1920年起，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系、政治学系等系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编写了《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等专著和讲义，开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尽管这些文章和论述，在今天看来，有一些不完善、不准确之处，但李大钊率先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中国革命开辟新方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诚然，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李大钊，其知识涉猎之广，其思想见解之丰富，在近代历史人物中是非常突出的，本文仅对他思想、精神、品格中特别鲜明的一些特征作了简略介绍。至于他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读者不难从阅读他的论著中体会和理解到。

三

李大钊著作的搜集、编辑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十分艰难、危险的条件下开始，这就是1939年4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全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9年和1984年出版过《李大钊选集》、《李大钊文集》（上、下册）等。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组织和主持了新版《李大钊文集》的编辑和注释工作，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经过修订后，该书改名为《李大钊全集》出版。2013年，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李大钊全集》（修订本）。

由于编者参加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组织的《李大钊全集》的编注工作，并承担了该书第一、二卷的编辑和注释工作，因此，本集在选编过程中，参考和吸收了《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的一些成果。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一、本书收入李大钊1913年至1927年的论文、演讲和讲义等，考虑到本书的主题，所收文章内容为能反映作者思想主张的著述，较为偏重于思想性、理论性的文字，杂文、随感录等仅收入具有代表性的个别篇章。

二、本书所收李大钊著述，凡是当时公开发表、能够找到最初发表的原件的，一律使用原件作为底本排印，力求所收录的文字均为发表时的原貌。如未能找到原件的，则据《李大钊全集》（修订本）收入。

三、部分文章的时间和排序以《李大钊全集》（修订本）为依据作了调整。主要有两篇文章：

一是《青春》。该文原发表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以往所有李大钊文集，都按该文在《新青年》发表的时间（1916年9月1日）编排，本书则将该文改排在《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之后，即把它作为是与1916年4、5月作者撰写的《民彝与政治》同一时期的作品。

二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原按《新青年》发表的时间（1919年9月、11月）编排，即排在《再论问题与主义》（写于1919年7月21日，发表于1919年8月17日）的后面，本书则将该文排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之前。之所以如此调整，是编者经过考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后定稿时间尽管是在该期《新青年》交付出版的1919年8月初，但李大钊开始撰写此文时，应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策划之初，且该文的主体部分在该期《新青年》计划出版的1919年5月已撰就，其写作时间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之前。

详细考证，参阅杨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若干问题的探讨》，收入牛大勇、欧阳哲生主编：《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编者将这两篇按新考订的时间排序，使李大钊著述的文本逻辑、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相应一致，以求更加真实、全面地展现李大钊的思想与生命历程。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在篇目选择、次序编排等方面，向业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桂生先生及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审张步洲先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宪明教授多有请教与讨论，并得到不少教益，在此谨表谢忱！

当然，编者尽管作了各种努力，力求使本书编得较为完善，但限于学识和时间，本选集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与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