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主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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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最有影响的反理性的内在论者当然是休谟。他的伦理体系的动机基础比霍布斯来得弱，也没有后者界定得清楚。这是因为，如果同情（后来是广义的仁爱）这种特定的道德动机要足够有力，从而能够抵御直接来自自我利益的相反的要求，它就需要自我利益的支持。但是他的确明确提出了，证成行动的一种极有吸引力的理论，并对伦理理论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观点就是，任何证成都必须诉诸向之提出这种证成的个人的倾向（inclination），而且这种证成要通过把那种倾向与作为满足它的手段的其他事物（特别是行动）联系起来进行。这种倾向于是就通过联想（association）传递给这些事物，而正是这种联想使得有说服力的证成成为可能。如果我们用“理由”这个术语来表述这种观点，那就是，在出现一个行动理由的诸多条件中，必定总是有一种能够激发一个人相应地行动的欲望或倾向。 霍布斯的体系满足对于证成的这些条件。事实上，他和休谟以类似的方式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伦理学必须表征实践事务中客观的、公共的领域——也就是所有人都同样有理由去促进的领域——并且他们都为这种同意的可能性寻求一种动机的基础。霍布斯在人们对实现他们的生存欲望必不可少的某些安全条件、社会结构和惯例的共同利益中，找到了这种动机基础，休谟则在对他人的幸福和不幸的参与同情的能力，或者甚至是在对他们的幸福或不幸的可能性的单纯想法的参与同情的能力中，找到了这种动机基础。他们都认为伦理学只是动机机制一部分的符码化（codification）；这里还是有人和人之间的实际分歧的广大空间，至少对于休谟来说，既然与自我利益相比，同情有其微弱性，那么单单道德考虑自身就绝非决定性的。 (查看原文)

  illusion626 2026-03-04 17:44:16

• 批判的下一步，我们重新引入由这个体系的支持者所预设的审慎欲望，看一下被补充之后的体系是如何说明现象的。但是不管这个研究的结果如何，之前所述的反驳依然有效。引入的另外欲望，不能不解决这种理论中已被反驳过的理性悖论，因为另外欲望并不限定理论所允许的作为理性的东西。 事实上，审慎欲望的预设并没有满意地回答我的提问，即在没有考虑这个欲望时，我论证的这个体系中的问题。首先，它的系统阐述存在严重问题。假定审慎欲望应该是基于所有其他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欲望（或者理由的其他来源）的考虑而产生的结果。它应该通过打破来自不同时刻的主张之间的平衡来获得结论。然而，这欲望本身只是当下欲望的其中之一，并作为当下欲望起作用。那么如果审慎欲望的对象之一，是那些它本身之外的当下欲望的满足，这些当下欲望就会两次进入理由运算：一次是凭它们自身的资格，一次是作为审慎欲望的对象。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审慎欲望的对象必将限定于未来的满足。但是这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为了解决来自平常的当下欲望和来自未来的审慎欲望的不同考虑之间的冲突，有必要建立一个更深层的平衡机制。或者这个机制将会成为更深层的欲望，在这种情形下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或者它将会成为这一理由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在这种情形下，就欲望层面来说明审慎的方式将会被抛弃（正如我所坚持主张的）。 第二，即使这个问题得到克服，而且存在审慎欲望，它的出现也不会代替这个事实：由之起作用的体系，允许从未来对象的任一欲望中推衍出行动理由——不仅仅是审慎欲望。按照这种观点，为了提供行动理由，未来对象的欲望不必得到证成。因此，即使审慎欲望出现，也依然是这种情形：未来对象的其他欲望给我提供理由，使得我知道，到那时我将没有理由想要这个东西。如果我有一个未来对象的欲望，而我在未来对此完全不关心（因而对这个对象，审慎欲望是中立的），那么上述情形就会发生。这个体系不能防止产生这些令人失望的理由。 ... (查看原文)

  illusion626 2026-03-04 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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