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公开课 : 政治哲学

托克维尔认为，要颁布所有人都平等适用的日常法律，就必然需要一个集权的主权者。为了确保一切公民享有平等的正义，政治集权是必要的。行政集权是另一个问题：行政科学并不关心日常法律的建立，而是对公民日常事务中的行为细节和方向进行监督。它代表着官僚政治正在缓慢地、阴险地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对于立法和国防而言政治集权必不可少，行政集权主要却是预防性的，它只能造就没精打采和无动于衷的冷淡的公民，这样的公民根本无力照看自己。 行政集权包含了今日所谓“规管国家”(regulatory state)的萌芽。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规管的习气会使公民为了自己而行动的主动性变得孱弱。他写道，这种规管可以“赋予国家的日常事务以秩序严明的外貌，详尽地订出全国公安条例的细则……让整个社会永远处于被官员们称之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的那种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的状态”。很显然，托克维尔在此预言了我们所谓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诞生。

我们若要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行动主体，而非纯粹受盲目偶然的命运所支配的玩物，信仰就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托克维尔称：“这样的状态(无信仰状态)只能使人的精神颓靡不振，松弛意志的弹力，培养准备接受奴役的公民。”我们对自由和个体尊严的信念，与宗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若是没有宗教的支持，这些信念绝不可能存活下来。托克维尔写道：“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若他是自由的，他就一定有信仰。”这是启蒙运动迄今遇到过的最强有力的挑战之一。 托克维尔从帕斯卡尔那里发现了某种生存的空虚和生命的不完整性，单靠理性的范畴是无法解释的。他的恐惧，是一个身陷于悠悠天地的飘浮无定和宇宙洪荒的无垠空间中的个体的恐惧。不止如此，条件的平等培育起某种不祥的人性孤独：它既与恩典隔绝，又完全断绝了与他人的真正交流。托克维尔寻求理性的限度，目的是给信仰留下地盘。

唯有信仰才能满足我们所欲求的某种超越此时此地的对象。灵魂展现出某种对永恒的追求和渴望，以及某种对物理实存的限制的厌恶：“宗教只是希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宗教的自然合乎人心，正同希望本身的自然合乎人心一样。只有人的理智迷乱，或精神的暴力对人的天性施加影响，才会使人放弃宗教信仰。但是，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使人恢复宗教信仰。没有信仰只是偶然的现象，有信仰才是人类的常态。”

洛克：“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V/27) 罗尔斯：“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

两位作者都展现了正义的理论，也都通过诉诸自由与平等的自由主义原则来证成各自的理论。他们都认为政府的目的就是保卫正义的条件，正义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且是“知情后同意”。但是，他们在权利的来源问题，从而也在保卫正义之条件的政府角色问题上产生了深刻分歧。

在洛克看来，权利源于一种自我所有权的理论。据此，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对我们的身体或自我享有任何权利。洛克在自我所有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自然权利、正义和有限政府的理论大厦。我们之所以拥有一个身份(可称之为“道德人格”)，是因为世界上只有我们能塑造自己。严格说来，我们是自我塑造的产物。我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创造自己、而我们最独一无二的活动就是工作(“他身体的劳动和他双手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洛克的学说就是：世界是我们的自我塑造和自由行动的产物；一切价值的来源不是自然、而是自我；这个“自我”就是权利的唯一来源；政府的任务，就是保卫我们的财产的条件、而广义上的“财产”也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现在，让我们对比一下洛克和罗尔斯的权利来源的理论。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观念上附加了他所谓的“差别原则”。这项原则宣称，从一种道德视角来看，我们的自然禀赋(天才、能力、家庭背景、历史和社会等级地位)完完全全是任意的。在任何意义上，它们都不是“我们的”、它们不属于我们，而是一种任意的基因博彩的结果，我们完全是意外的受益者。结果，我再也不能被视做我的资产的唯一所有者，也不能被视做随之而来的优势或缺陷的唯一接受者。命运——马基雅维利的fortana——完全是任意的，因此我不应当被视做我可能拥有的禀赋、才干和能力的占有者，而只是接受者而已。 罗尔斯的原理所带来的结果，以及它与洛克的私有权之间的差异，其引人注目的程度怎么说都不为过。洛克的正义理论支持一种贤能制(meritocracy)，有时也称为“机会的平等”；换言之，一个人凭其自然资产而做的事情，都只属于那个人而已。谁都没有道德权利来干预我们的劳动产物，无论是“身体的劳动和双手的工作”，还是我们的智力与自然禀赋。另一方面，在罗尔斯看来，我们的禀赋从来就不是我们真正的起点。辛勤工作的能力、智力、野心和纯粹的好运气，正确说来压根儿不属于你自己。它们是由社会整体所分享的集体所有物的一部分。罗尔斯写道：“差别原则实际上代表这样一种安排，即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一种共同的资产，一种共享的分配的利益(无论这一分配摊到每个人身上的结果是什么)。”

“共同资产” 的思想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和福利国家理论作了担保，正如洛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为其私有财产和有限政府理论作了证明一样。在罗尔斯看来，正义需要为了“最少获益者”的利益而组织好社会安排，这些人也就是基因博彩中的输家。在罗尔斯看来，当且仅当一个社会致力于矫正社会不平等，并使那些最少获益者受益，这个社会才是正义的。对我们的共同资产进行再分配并不侵害个体的神圣性，因为我们的劳动果实从一开始就绝不“属于自己”。洛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为自我和道德个体性提供了一种道德证明，罗尔斯则不然；他的差别原则认为，我们并不只属于自己，而总是社会集体的“大我”的一分子，因而社会集体的共同资产是可以为了整体的好处而受到再分配的。

洛克与罗尔斯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主义国家观点：一方是广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另一方是广义的平等主义者，一方强调自由，另一方强调平等。两种观念都起源于某些共同的假设，但它们的方向十分不同。洛克的私有权理论认为，政治共同体更多具有消极含义，它应当保卫我们对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所享有的自然权利；罗尔斯的共同资产理论认为，政治共同体更多具有积极含义，政治共同体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共同利益而对通过个人努力而得的产品进行再分配。

我所说的霍布斯的个人主义是由他的道德怀疑论所支撑，甚至可以说是由它保障的。就像蒙田、笛卡尔、斯宾诺莎等近代早期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一样，霍布斯迷恋一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或者，“我应该相信什么”?《利维坦》的许多章节证明，霍布斯根本上对知识持有一种怀疑观点。我们的信念是否具有超验的或非人的根基，对此，霍布斯是一位怀疑主义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名称和赋予事物以正确定义是那么地重要。霍布斯写道：“理性就是一种计算，也就是将公认为标示或表明思想的普通名称所构成的序列相加减。”(V，2)简单说来，知识是一种人的建构，而且总是服从于能让我们一致公认的事物。如果一切知识最终就取决于我们在某些共同语词上取得的一致同意(一个典型的哲学例子就是唯名论)，后果就是：人的理性绝不可能与神圣有什么关系，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相信那样。它也意味着人的知识之中并没有什么神性火花。同样，它也无法证明内在的良知呼声，以及任何能为之提供确凿基础的东西的存在。我们拥有的确定性，至多只是暂时的。它是基于一致同意而被发现的，并且会遭到不断的修订。

这种怀疑主义深刻地暗示了霍布斯的宗教观。对于宗教信仰，霍布斯给出了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解释。他写道：“除开人类以外便没有任何宗教的迹象或其成果。”(XII，1)宗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心灵的焦虑不安，追溯到它对原因的探求。因为我们生来对事物的起源毫无所知，所以我们才会踏上追寻开端的道路，这就使我们最终假设了一个上帝的存在，上帝是一切起源的原因。霍布斯并不否认启示的可能性，也不否认我们当中任何人有可能与上帝直接交流。他否认的是：这种启示能使任何人有权利将自己眼中的上帝强加给他人，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证明这种交流的正确性。这一点是否说明霍布斯是一个无神论者?非也，但说明了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霍布斯的激进怀疑论认为，生活就是意愿和选择，其中没有任何标准能调节各种冲突。这种激进的怀疑论就引发了《利维坦》的核心政治问题：什么使权威得以可能?既然人民是由分散的个人组建起来的，那么他们怎样才能遵守共同的准则，怎样才能对彼此负有道德义务?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一下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论述。自然状态首先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自然状态是一种孤立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彼此间或许经常会有交往，但他们的关系毫无秩序可言。这是一种不安全感达到极致的处境。对个人的强调只是一种方式，以便表明没有人能对他人拥有自然的权威。权威的关系只是因为同意而存在。

自然状态中的关系毫无秩序，这一事实使它成为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的战争状态。你可能会说，战争状态只是例外，而非常态，因此霍布斯是把他对人类本性的解释建立在例外状态之上。然而，霍布斯并不是说战争状态就是永恒的战斗，而是一种永远充斥着恐惧和不信任的状态。 自然状态甚至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只要权威不够强大，或者我们有理由担心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恐惧，无论是对死亡、羞辱还是失败的恐惧，就是最为普遍的自然激情。霍布斯的政治科学是在迎合我们的恐惧，因为只有恐惧能使我们走出自然状态，而进入到公民状态之中。唯有创造出一个主权者并授予它绝对的权威，我们才能减轻永远存在于自然状态当中的恐惧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