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年：1945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不是一个胜利时刻，更是一个通向新的混乱的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

人们一方面抱有想要回到过去“正常状态”的保守想法，另一方面又期盼变革，从头再来，希望建立不再有毁灭性战争的美好新世界。两种想法不停地作着较量。希冀源于真诚的理想主义。国联未能阻止二战爆发，但这没有打消一些人的理想主义。于是，到了1945年，他们转而寄希望于联合国能维持永久的世界和平。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些宏愿如同想要把时钟往回拨一样，只能是人们的幻想。不过，这一事实并未削弱理想主义者的力量，或者一定就矮化他们的目标。

父亲差点在战争中送命，他作为一分子在战争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世界是我辈长大成人的世界。我生活的年代是父辈理想所孕育的产物：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除了这一面，1945年缔造的世界也有其另一面：共产党在俄国和东欧推行专政，毛泽东在国共内战中异军突起，还有冷战。

我对人类能以史为鉴的看法一直将信将疑，至少从认识到过去的愚蠢行为可以防止未来再犯同样错误这点来看，我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历史归根到底是一门阐释的学问。对过去的错误阐释往往比愚昧无知更危险，对旧伤和仇恨的记忆又会点燃熊熊烈火。

灯光的盛宴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可追溯至人类点亮的第一支火把。这种仪式往往有着神秘的起源，同季节变换和新生命的开始有关联。人们对光复初期的回忆部分带有一种很明显的宗教热忱，这点在女性对盟军士兵的热情接纳上尤其显著。

从某种重要维度来看，1945年夏，盟军士兵在被解放国家的经历也许可以同二十年后甲壳虫乐队造访这些国家时的情况相提并论。那时，表达解放的方式很狂热，首当其冲地体现在男欢女爱上。

按照常理，所有少数派都会同强大的外来者结盟，借别人之手摆脱多数派的欺凌，这点是一切殖民社会的共通之处。然而，战时法国的同性恋人数畸高，他们有的选择通敌，有的则把巴黎当成纵情性爱的乐园。这种情况也许跟他们都看不惯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有关。鉴于此，纳粹和维希政府对同性恋的宣传没起到什么阻碍作用。

巴顿对德国人要宽宏大量得多，哪怕他们曾经当过纳粹。而他对共产主义盟友或犹太人可没这么慈悲为怀。

不管新世界有多么粗俗不堪，人们还是对其诱惑心驰神往，因为旧世界的崩溃是以如此耻辱性的方式到来的——不光是物质上，而且是文化、智识和精神上的多重崩溃。对光复的国家是这样，比如法国和荷兰，对于德国和日本更是如此。以“亲善”为肇始，战后两国文化的美国化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走得更远。

戴高乐将军的临时政府十分担心战时沦陷和后来的光复会削弱公共道德，对“法兰西民族”的繁衍生息构成致命威胁。在获得解放的法国，禁止堕胎和通奸的法律跟维希政权时期一样严厉，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法国，一大批效力抵抗组织的男男女女出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或理想主义，都加入了共产党。战时的局势让常规道德法则出现了松动。

道德恐慌为制定保守对策奠定了基础。在历经多年的危险、混乱和剥夺后，人们对女性掌握性爱自由的担心以及对资产阶级稳定状态的共同向往，不久便会在光复和战败的国家恢复一种更为传统的秩序。

法国至少大体上做到了“国破山河在”：历史名城、教堂和大教堂都完好无损。在刚目睹了德国满目疮痍的斯彭德看来，这只会让一切显得更加阴沉。法国，他写道，是一堆“看不见的废墟”。跟德国一样，法国必须“推倒重建”，但“尽管社会上弥漫着这种情绪，高墙依旧岿然不倒，咖啡馆依旧门庭若市（虽然没有咖啡供应），而且黑市永远存在”。

美国海军中尉谢伍德·莫兰如是写道：“东京是我第一个亲眼目睹的战争受难者，这座雍容华贵的城市如今毁于一旦，但最让我震撼的还是这里的死寂：没有汽车喇叭声，没有人的叫喊声，没有金属碰撞声——所有城里人既憎恨却又期待听到的声音，这里一概没有。依我看，对于东京和全日本，灾难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所有人依旧在死一般的静默中凝视着。”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丹尼尔·弗拉德向同僚呼吁：“饥馑、荒芜、疾病会酝酿动乱，催生共产主义的幽灵。饥民是反上帝学说的肥沃土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企图将全能国家等同于上帝的人蛊惑。”

8月9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三天，苏联举兵南下攻打伪满洲国。日本人靠残酷镇压当地人后建造起来的重工机械厂、现代铁路、采矿设备，均被苏联人以风卷残云之势分抢得干干净净，所抢物资悉数运回苏联。工厂被整间整间地拆卸分解，化整为零，运上一列列早就准备就绪的火车。发展到最后，苏联人连火车也偷，甚至连铁路的枕木也没放过，全部运了回去。还没等中国人有机会夺回东北，就出了这种事情。不管是中共，还是蒋的国民党，根本无力制止如此肆无忌惮、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而且，如果苏联人有机会入侵日本北方的话，必然会在那里重演这出掠夺资产的戏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决意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一大原因。

事实就是这样，安吾写道。他对此也并无厌恶之意。因为通过颓废堕落，通过舔尝人类最原始的贪婪和欲望，日本人能够找回他们共有的人性。让愚蠢的天皇崇拜见鬼去吧！让开着自杀式飞机舍生取义那套见鬼去吧！“我们变得如此堕落，不是因为吃了败仗，我们堕落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还活着。”

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文化、政治和历史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就类似局面下的人类行为而言，他们又十分相似。对于靠犯罪支撑起来、乘人之危发国难财的经济形态，其一大后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崩溃——也就是坂口安吾形容的“堕落”形态之一。具体体现在每个男人——或者更常见的是——每个女人都只顾自己，不问他人。用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的话来说：“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

盟军官兵自身也无法对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免疫。巴顿将军在瞧不起犹太人这点上也许比大多数人都要更极端，或者说更口无遮拦一点。他在解放达豪集中营后，曾颇为鄙夷地形容犹太幸存者“比畜生都要低贱”。纵然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训示驻德美军要给犹太难民比德国人更多的优先待遇，他的话经常被当成耳边风。多数美国人似乎觉得德国人、通敌分子和来自波罗的海的难民比深受创伤的犹太人更好相处。 最重要的是，迁怒外国人是否定思想的一种表征，其本质是拒绝承认德国人和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人更容易对自己的遭遇顾影自怜。

不过分地说，大部分有组织报复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方怂恿，根本不会发生。就好比性欲本身很少会直接导致淫乱，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很少是个体单枪匹马的行为；相反，这需要有人领导和组织。

无论是哪里的人，一旦授权他们对别人恣意妄为，很容易甚至也很乐意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来。但那些犯下伤天害理罪行的人，通常还自以为上帝或什么世俗圣人跟他们是一条战线的。报复心很少是没来由的，背后通常深藏着一段历史渊源、个人恩怨或者集体仇恨。除了犹太人外，苏联人是德国野蛮暴行下最苦难深重的民族。

贪婪、民族仇恨、阶级嫉妒、政治宣传、历历在目的德国暴行，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对复仇的渴望。

在共产主义宣传里，法西斯就是资本主义的延伸。盗窃是革命计划的一部分。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波兰人的报复源于犹太人要为共产主义压迫负责这一看法。当苏军占领波兰各地的时候，一些犹太人希望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波兰反犹分子或者杀心更重的德国人的伤害。对于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来讲，作为民族主义对立面的共产主义，长久以来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所以，因所谓的“犹太共产主义”而报复犹太人，客气地来讲，也是不分是非。事实上，政治分歧可能根本不是报复的主要根源。因为大多数犹太人战后遭到袭击并不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何况，在盛行的反犹主义传说里，犹太人不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关系，和资本主义也有牵连。人们认为他们很有钱，比别人富有，甚至握有特权。共产党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排犹，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波兰犹太生还者最后都离开了这个他们出生的国家。

需要强调的是，波兰人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贪欲是野蛮占领的普遍结果，不计其数的欧洲人都染上了这种毛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就曾写道：“纳粹对于生命和躯体的漠视臭名昭著，无可辩驳；但他们处置财产的做法倒可能算得上是对重塑战后世界最重要的遗产。”谁都可以抢犹太人的财产，这点是引发暴行的重要推手。波兰的特殊之处在于掠夺的规模之大。战争中涌现出一批全新的阶级，他们发迹靠的完全是侵占那些被杀害或被赶出家园的业主的财产。持久的负罪感可能导致他们变本加厉。

这些年轻守卫和他们偏爱的施暴对象，让人不禁联想起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或者中国的红卫兵。让小青年把老师和其他权威人物树为标靶、加以围攻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在这一事例中，族群冲突的历史加剧了人们施暴的欲望。

托尼·朱特谈到战时的法国，曾这样写道：不管对于积极的抵抗者还是通敌分子，“他们的主要敌人，通常情况下就是彼此：德国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不少处于外国占领下的国家：南斯拉夫、希腊、比利时、中国、越南、印尼。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因为日本对中国人犯下的战争罪行向毛泽东主席道歉。毛这个人讲话很有黑色幽默。他让客人别背负心理包袱：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他说道，没有你们日本人，我们中共不可能夺权。毛说的没错，当时的历史发展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最具戏剧性的例证。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一样害怕共产主义，双方甚至还有过联手剿共的想法；国民党里汪精卫这一支也的确同日本人大搞绥靖。但是由于战争严重挫伤了国民党的元气，日本人实际上助了共产党一臂之力，帮着后者打赢了国共内战。1945年，内战的苗头就已初露端倪，之后很快全面爆发。

日本人利用在被殖民人群当中十分普遍的羞耻感和低人一等的心理，有意煽动反西方和反华情绪。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狭长的东南亚国家更能印证莎翁的话了。麦克白对他夫人说过，冤冤相报，血债血偿。此言不虚，越南在历史上曾分为法属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三部分，后来呈现南、北越分庭抗礼的格局，最后才实现国家统一。

二战所引发的人员流散规模空前巨大，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为造成的：既出于冷酷的现实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驱动。比方说：奴隶工程、人口流动、“种族清洗”、国家边界变更、德国和日本两个“主宰者民族”外迁以寻求生存空间、内战爆发，以及整个民族被流放，不是死在屠刀下，就是在流放中忍受煎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欧洲，这些灾难背后的主要元凶是德国人，但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及其边疆地区所施行的政策往往和希特勒一样导致生灵涂炭。

吃苦受难本来是件很个人化的事，但我们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悲惨经历得到别人的承认。如果别人也吃过苦，而且吃的苦明显多过我们，就有可能惹人恼火，也许还能勾起罪恶感，因此才有了“国内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的话。

事实上，犹太生还者的存在让人尴尬。因为在战后废墟上匆匆构建起来的英雄事迹根本和他们无关。不管在荷兰、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人们都想忘记一些不太光彩和叫人难过的往事。经历了战时国土沦陷的男男女女，看到别人大难临头时，选择低下头，当做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靠这种明哲保身之举，竭尽所能地在国耻中委曲求全。完了却跳出来冒充自己一直是英雄。

一些老兵在理想幻灭后，由于无法适应平头百姓的生活，或者受战争创伤太深，从而出手伤人，就不足为奇了。

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这种区别造成的影响比任何惨绝人寰的战争过后的苦日子都要长久得多。一方面，德国人和日本人对英雄理想丧失了兴趣。他们再也不想和战争扯上关系。另一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却一直未能摆脱对以前峥嵘岁月的怀念，这就导致了一种很要命的倾向，诱使他们未经深思熟虑便贸然发动军事冒险，如此一来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就能重温一回当英雄的旧梦了。

所有阵营都在互相打来打去。无论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之争只解释了一部分原因。只要能满足各自的国内目标，所有派别都会与外来势力结盟，纵使是德国入侵者也不例外。

所有人都有仇德情绪，但将这点表达得最铿锵有力的是波兰首任总统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他在波兰工人党的党中央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驱逐所有德国人，因为国家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而不是多民族的基础上。” 就这样，希特勒的“宏图伟业”最终却由那些仇恨德国的人代为完成了。他的计划建立在种族纯洁和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之上，这些想法可以追溯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甚至比这还要早得多的年代。就算我们充分考虑到战后发生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令人毛骨悚然的种族清洗，我们也不应忘记，摧毁中欧地区德国文化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德国人自己。中欧的犹太人中间有相当一批都是德国上流文化坚定不移的守护者，德国人将他们赶尽杀绝，等于是咎由自取地开启了埋葬德国文化的进程。

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大卫·本—古里安也是位波兰硬汉，他很早就看出，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能够协助他实现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计划。1942年10月，他告诉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如果加以正面引导，我们能化灾难为动力；犹太复国主义的秘诀，说白了，就是它不像大流散那样，只会让我们的灾难催生绝望或堕落，而是一门从灾难中汲取创造力和利用价值的学问。”

另外，犹太人留在欧洲没有前途的说法也不正确。毕竟，“这么做等于间接承认纳粹认为欧洲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处是正确的”。盟军有义务“创造条件，让犹太人自行选择要不要回家，而不是在现阶段就认定这些条件是无法创造的”。

战争、军事占领和独裁专制不仅让国家山河破碎，而且在精神上也礼崩乐坏，政治合法性更是荡然无存。人们的冷漠腐蚀了公民意识。那些擅长独断专权的人通常都是最令人不齿、也最易受到腐化的群体。而时局扭转时，掌握最大合法性的往往是专政时期最边缘化的人物。

抵抗运动的真正重要性要待到战火平息后才变得清晰起来。一些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抗击外敌的事迹，为那些曾通敌卖国或对杀人不眨眼的政权姑息养奸的社会提供了一种英雄叙事。民主的恢复取决于这些故事，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振公民的精神面貌，也有助于政府在战后重塑执政合法性，是战后欧洲民族复兴的依托。

所有外国占领区都存在这对矛盾。尽管德国精英过去恶贯满盈，但你还真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同时还指望能重建这个国家——不管其将来姓“共”还是姓“资”。没过多久，盟军便把经济复苏看成比伸张正义更重要的目标，尽管动机和苏联人截然相反。苏联人想的是重建“反法西斯”德国，作为横亘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间的缓冲；英美两国和盟友想的则是让“他们的”德国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民主堡垒。

要想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合法性，一种办法是找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并团结在其周围。这既可以是一位备受爱戴的君王，也可以是抵抗外敌的义士，甚至是某位俨然一副救世主派头的外国将军。

包括麦克阿瑟自己那套在内的英雄主义常常是一种作秀，有时则完全就是胡编乱造。举例而言，朝鲜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就是苏联红军一手扶植起来的。据称，正是这位卓越的游击战英雄，单枪匹马地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半岛。但事实上，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待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一座苏军训练营中。

建立某种形式的法制是获取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甚至在专政体制内亦是如此，或者说在专政体制内尤其如此。但在摆样子、走过场的公审中，法律的概念完全是政治化的。审判是一种仪式，为的是彰显共产党的权威。

一位匈牙利法律专家一语道破了人民审判的真正目的。审判并惩罚战犯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要为他们犯下的政治错误报复他们……”

主导审判的是公众情绪；法律只是在回应街谈巷议。

这一看法深得艾森豪威尔的赞同。认识到人类作恶的能力能引导其余人向善；了解人性最坏的一面是一种文明教化的过程。这两点认识是后来进行战争罪审判的主要动机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震惊于个别“禽兽”和“恶魔”的恶行，其实是没有看到本质，即他们背后的罪恶体制让他们的行为显得近乎稀松平常。对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

一案，汉娜·阿伦特曾著有一份报告，虽然其饱受批评，但在体制因素这点上的分析却鞭辟入里。当基于意识形态实施的大屠杀成为一项政府政策后，上至帝国党卫队头子，下至管理铁路运行计划的低级官僚，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那些“禽兽”只是比别人欠下了更多的血债而已。

那么正义是否得到了伸张？整肃和审判足以保障正义实现，并被人看在眼里么？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太多罪犯逍遥法外，有些事业飞黄腾达，蒸蒸日上，而罪行远比他们轻的人则成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羔羊。但即使是在最具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全盘正义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出于政治原因和实际操作困难，这点无法实现。法不责众，你不可能审判上百万人。在惩治有罪之人和考虑其他诉求之间必须求得平衡。过于意气用事只会使社会重建裹足不前。而若不付诸全力，让恶贯满盈的战犯伏法，则会使任何正义感都大打折扣。这是一种微妙的衡平，不可避免会有缺陷。

这三个国家在1970年代都深受革命极端主义者之害，他们暴力行为的一大根源就是狂热地认为自己的国家从未改变过，法西斯主义仍旧以另一种面目存在着。而且一部分延续其薪火的人正是1940年代发动战争的这批人。“革命者们”坚信自己有责任抵抗，因为父母一辈没能做到。

但凡在人类史上最惨烈冲突中受过罪的人，都抱有“决不让历史重演”这种情绪。但这对许多人来讲不只是一种情绪；这是一种理想，也许是乌托邦，但这代表了一种信仰：在战争的灰烬中，人类可以建立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世界。

战争摧毁了大半个欧洲和亚洲，旧政权——不光是殖民主义政权——陷入道德破产的境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寿终正寝，所有这些变化都鼓励人们相信一切都将彻底推倒重来。1945年是白纸一张；不愉快的历史将被忘却，这点让人欣慰；一些皆有可能。于是，诸如“德意志零年”这样的说法就大行其道起来。罗伯托·罗塞里尼还将其作为自己一部电影的名字，影片描述了柏林废墟间的生活。

许多人在战争期间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点，即“冲突一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某种自动出现的乌托邦”。麦克米伦对此的解读是，人们认为英国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为一片太平的世界带来史无前例的繁华盛世”。也许弥漫在当时空气中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然而，对于丘吉尔治下的英国已成历史，是时候迎接更平等社会的看法，也不能说就是白日做梦。

为第三帝国效力的德国技术官僚一样也是出色的规划师。有关二战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是，德国规划者曾同纳粹占领国的欧洲同行开展过合作。建筑师、城市规划者、水坝工程师、公路设计师之间不是纳粹同僚的关系，而是志趣相投的同志，共同致力于缔造欧洲新秩序。对他们来讲，破坏往往也意味着“不同寻常的时刻”，将有大好契机出现。

为第三帝国效力的德国技术官僚一样也是出色的规划师。有关二战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是，德国规划者曾同纳粹占领国的欧洲同行开展过合作。建筑师、城市规划者、水坝工程师、公路设计师之间不是纳粹同僚的关系，而是志趣相投的同志，共同致力于缔造欧洲新秩序。对他们来讲，破坏往往也意味着“不同寻常的时刻”，将有大好契机出现。

新京的设计蓝图带有西方影响的烙印——比如奥斯曼男爵（Haussmann）的巴黎、19世纪英国人的花园城概念（Garden City）、德国的包豪斯主义（Bauhaus）——不过，体积庞大且风格现代的政府大楼还是要配以三角形的东方式屋顶。其原型来自诸多日本寺庙和中国宫殿。

朝鲜人针对本国精英及日本人的造反，经常带有一种救世论的色彩，这是朝鲜萨满教和基督教共同影响下的产物。从许多方面来看，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抗日运动是历史上朝鲜农民反抗地主乡绅起义的现代翻版。

报纸文章介绍了金的赫赫战功，很快这就将成为一种准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核心思想是歌颂朝鲜半岛上一切形式的神圣干预。这种论调和朝鲜历史上诸多具有救世论色彩的政治运动不谋而合。

这些计划无果而终，取而代之的是“三D政策”：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第三个D牵涉到再教育的过程，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改变尚武、专制政府提倡和推行的行为方式，而且还要深入到被征服民族的思想深处，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国民性格”。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巴黎是对抗“好莱坞”流弊的一种象征。巴黎有着花神咖啡屋（Café de Flore），让——保罗·萨特曾在此进行哲学思辨；巴黎是抵抗运动文学刊物的诞生地，是青年男女实现性解放和政治解放的乐园。 在柏林，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留意到年轻人在战后流行起了戴法式贝雷帽：“凡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讲的人都会戴一顶贝雷帽。” 和美国一样，法兰西共和国也诞生于一场拥有普世主义抱负的革命；法国是经过启蒙洗礼的文明，其果实不仅可以，也应当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和其在世界上的任务抱有类似看法。 解读日本人行为的一种方法是将其看成典型的东方式溜须拍马，既不真诚，也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很契合长久以来奉迎强大统治者的传统。也许这层因素在起作用，但其远未反映出历史的全貌。 他们拒绝修宪，是因为对宪法充满了自豪。和平主义让一个曾经在历次血腥战争中屠戮了上百万人的民族感到自己拥有了一种崭新的道德目标意识，甚至是道德优越感。日本会带领世界进入一个和平的新时代。 统一欧洲的梦想当然要比这些宣言老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自那时起，大欧洲的理想经历了诸多变迁，但有两条中心思想一直没变。其中一条是统一的基督教国家，欧洲是其精神和政治核心。 罗斯福在谈及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时，引述了他在同年1月向全世界宣布的“人类四大基本自由”。这“四大自由”因为漫画家诺曼·洛克威尔煽情的作品而名扬后世，它们分别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美国人已经明确表示，对被选为美军基地的区域，当地不享有主权——即所谓的战略托管地。所以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一个非正式帝国就已开始显现雏形。英国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在这个新世界里注定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许知远的序言：

在《罪恶的报应》一书中，伊恩的态度是

历史归根到底是一门阐释的学问。 Part 1——盟军解放者、光复国的人民、德日战败国 Chapter 1——性泛滥 解放心态——复仇、饥饿和欢欣鼓舞 在宣布对德战争的结束这一问题上，盟军首脑们迟迟不发正式声明。这其中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政治博弈的相关考量。 +++在战胜国骤然亮起的灯光 +++对于被异族占领过的国家的女人来说，战争的一大后果是许多女性再也不会百依百顺，逆来顺受。

+++外国占领并不一定受到拥护，但其打开了机会之门。 除了在刚解放的一个夏天里，存在严重的滥交情况，但人民还是渴望回到正常状态。 +++给集中营女人的口红P33

人们发现即使已经解放，过去的日子、家庭和亲人都已经回不去了，他们想要生更多的孩子，有了家人才有活下去的动力。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倡族人多生育后代。 +++性爱并不只是出于鱼水之欢，而是一项抗拒灭亡的行为。 +++求生的欲念通常能消解阶级之分。eg一个看上去具有休养的意大利贵族女人在哥哥的带领下，带着名门望族常有的淡漠表情，来讯问是否可以从事性服务工作。 +++处于好奇心而从事性工作。

战前日本对于白人外观上的丑化，在战后盟军和战败的日本人之间第一次碰面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要比在德国来得更大。 盟军中有的国家施行禁止亲善，而有的则鼓励他们和当地人产生关系。

男人眼中的和盟军勾搭的本国女人。—— 对于和有色人种勾搭的问题尤其敏感，施暴者的种族会加重战败一方的耻辱感。

无论在光复国还是在战败国，有几件事加剧了异族占领引发的道德恐慌：征用设施， 有组织的卖淫。 对亲善政策有着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这可以为女性解放打开一个突破口。例如，女性开始被政府赋予了投票权，这是男人匮乏的原因。P55 Chapter 2——饥饿 黑市，一些有门路的美国兵从中发了一笔横财。 斯蒂芬·斯彭德：

战后人类经历的苦难成都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机会没必要在不同国家之间作对比。 +++政治考虑 德国和日本也需要粮食，虽然说服盟军消减自己的配给他们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即使不同道德的角度而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德日的全盘崩溃僵尸盟国政府肩负难以承受的压力，并使任何有序的——遑论民主的——战后秩序重建工作化为泡影。 来自宾州的民主党医院丹尼尔弗拉德呼吁：饥馑、荒芜、疾病会酝酿动乱，催生共产主义的幽灵。饥民是反上帝学说的肥沃土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企图将全能国家等同于上帝的人蛊惑。 盟国担心过于的饥饿会让德国人投向共产主义或是孕育复仇思想。

苏联人在光复国和战败国的举动无异于强盗行径。 虽然有了盟军提供的几样，但是黑市还是主要维持生计的部分，香烟作为硬通货出现。 在日本，

+++盟军官兵自身也无法对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免疫。P75 旧日世界被完全推翻，新世界的建立蕴含了大量的契机，这给很多社会下层阶级成为中流砥柱的机会。 Chapter 3 人类复仇的欲望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好比性欲本身很少会直接导致淫乱，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很少是个体单枪匹马的行为，相反，这需要有人领导和组织。 德国其他民众对纳粹分子的报复没有像预计中一样出现。最大的报复来自苏联人。在苏联士兵的眼中，即使是战士的德国百姓，他们的生活也要相对富足很多。

报复的情绪同时还和对抗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 光复国抱着洗刷屈辱，恢复男性骄傲的想法，开始在国内进行大清洗。发明出“丧失国格罪indignite nationgale” 但是现在热衷于迫害德国通敌女人的人，在战时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英勇之举。

+++二战后的排犹情况P89 +++在被解放了的集中营，德国人成为新的俘虏，而俄国的灭绝营将反日耳曼主义和反犹主义相提并论。 嗜血心理也会受到物质和阶级妒忌的激化。 犹太人从未有过真正的复仇，这是由于得不到政治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崭新的犹太国家，为此他们需要博取盟国的好感，这才是目标所在。 +++海外殖民地于二战后兴起的民族革命——马来 印尼 殖民地上利用国外势力想要彼此制衡的政治策略，在混乱中对异己进行打击。西方国家对于战后殖民地的看法很微妙。 对于苏加诺这样的印尼激进派，和日本人合作是摆脱荷兰殖民主子最好的办法，但是在荷兰人眼中，苏加诺就是通敌分子，甚至可以被打上纳粹的标签。

+++殖民地民族解放者身上体现的矛盾性。P125 荷兰人此时应该、也是欧洲盟友推荐的做法是——和苏加诺派协商 然而荷兰人——把苏加诺政府比喻成亲纳粹的政权，把追求国家独立的年轻印尼士兵比作希特勒青年团的党卫队。 苏加诺——的确把投靠日本视为民族解放最快捷的方式。 日本——削弱西方战胜国的海外势力，给予独立者武器支持。 这种暴力冲突的本质是：部分的革命，部分的复仇和部分的违法乱纪 宗主国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遭遇十分惨。 Part 2 Chapter4——战争流离人员的遣返回国 没有集中营经历的邻居们，对于遣返者所代表的想要抛诸脑后的黑色过往高度抽象化，拒绝再和他们提起。

法国——归来的战俘 被视为是维希政府胆小怯懦的士兵，无处不再的蔑视。 战败责任的归咎问题。

被迫曾为德国外籍兵团的人，在战后被盟军送回他们的国家，被绞杀，因为投降也是一种罪行，会被当成叛徒处置。 Chapter 5 对原来流亡的俄国人、德国人的强制遣返 但是大清洗活动对国内的教育、文化事业都有很大的损害。

作为对恢复德国银行体系有用的赫尔曼阿布斯的故事P186

Chapter 6

这种审判的目的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要为他们犯下的政治错误报复他们”。 P214-215日本细菌实验重要参与者逃脱审判，这里有着很大的政治因素。 被认为应当对马尼拉屠杀负责的日本军官山下奉文的审判并不公正，它带着这样的背景——

勾结占领者而受审的国家领导人有很多道德界限的模糊：反德和将德国占领看成机会；不主张灭犹和颁布剥夺犹太人权利的法案。

+++对典型人物的审判，有助于抑制人们报仇雪恨的冲动，开启国家重建的进程。

Part 【3】 Chapter 7

战争打破了战前社会的整体格局，使得阶层差异被抛弃，人们受教育程度也提高。 战后对于政府的选举：传统的自由放任理念VS对政府计划的信任

+++欧洲联盟想法的提出，只是由哪股力量来统一是争论的焦点。

Chapter 8 对于日本和德国战后思想的教育。 对于德国，华盛顿从开头的以摧毁它们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手段，到之后将其作为抵抗共产党的堡垒。 伯利的复兴德国文化精髓：

对日本的再教育比对德国的程度要高。

在日本进行文化改造的麦克阿瑟并不对日本文化有什么了解的兴趣。 封建文化的肃清 直到50年代，日本民众都抗议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

Chapter 9 将欧洲统一视为通往大同世界第一步的通常是隶属反纳粹、反法西斯抵抗阵营的欧洲人。 爱因斯坦等人宣称，如果我们像避免一场核战争，就必须放眼于订立一份世界联邦宪法，缔造一种行之有效、世界通用的法律秩序。 英国首相艾德礼说，学者以巨大的热枕投入研究，但倘若没有同样炙热的道德热情的话，几个世纪以来建成的文明将会毁于一旦。 《联合国宪章》可以追溯到1941，英国刚刚挺过不列颠战役。

在宣言序言中的人权宣言，

殖民地问题上大国不愿损失自己的利益，但这是和联合国主旨必然相违背的

1945后的集中营

卡萨布兰卡是在北非的摩洛哥沿海城市吧，怎么突然跑去了东北亚？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