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消逝

儿童走向成年需要获得那些我们心目中的好读者所具备的能力，即活跃的个性意识，有逻辑、有次序的思考能力，能使自己与符号保持距离的能力，能操控高层次的抽象概念的能力和延迟满足感的能力。

波兹曼提到了成年的延迟满足感的能力，那像我这样的因为小事而立马表达自己的满足感的人是不是就像个孩子一样。

当然，还需要有超凡的自我控制能力。人们有时会忽视，书本学习是“不自然的”，因为它要求儿童、青少年精神高度的集中和镇定，而这些恰好跟他们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甚至在“童年”的概念出现之前，我们可以假定，年轻人的习性比成人更“好动”和精力充沛。

在一个没有书籍和学校的世界里，青年人的旺盛精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在一个有书本学习的世界里，这样旺盛的精力需要大幅度地予以限制。安静、一丝不动、思考、严格控制各种身体机能，这些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儿童的天然本性开始被视为不仅妨碍书本学习，而且是邪恶性格的表现。因此，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教育结果和净化的灵灵魂，“天性”不得不被征服。

有时候觉得，教育的确是压抑了大多人的天性，特别是失败的教育和应试化教育。不可否认，尽管教育的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是一件伟大而光辉的事业，但控制和征服人的天性仍是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而往往没有被这一体制征服的人，惊艳了全世界，让众人为之折服。

儿童掌握知识技能与自我控制的能力，儿童学习礼仪，儿童慢慢了解文化秘密……作者在这一章论述了身处童年的孩子们在做什么，是如果进行成人化的，为后文论证“童年的消逝”进行铺垫。说实话，作者在自己的逻辑中论证“童年的消逝”这一现象是说得通的，尽管现在我还没看到后半部分，但是我觉得儿童进行成人化的过程始终都没有消逝。

要理解那些影响是如何跟童年的起源和成长发生关系的，我们可以用哈罗德·英尼斯的学说作为指导。英尼斯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

我们可以像詹姆斯·凯里一样大胆地说：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意识结构被重新塑造，以便跟传播结构相匹配；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成为我们所制造的东西。

在印刷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坏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

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在这个过程的两端，即生产和消费，印刷创造出一种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了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列奥·洛文塔尔说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哲学是建立在这样的构想之上的：每个个人都是离经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存在就在于坚持个性，反对社会的限制和规范要求。

如果说英尼斯已经洞察到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改变了我们的兴趣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印刷给予了我们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

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已经诞生了。由于他的到来，儿童便被留在了身后。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人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了社会的必须品。

这一章作者论述了为什么印刷术发明之后，童年就出现了。印刷术的出现让文字与书籍成为更广的传播载体，由此让个人主义的思潮得以发展，出现了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新成人”。印刷术的出现还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只有经过系统学习的人才能读书识字，于是受过教育的成人与儿童就有了明显的区分。

捉迷藏，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从儿童自发的娱乐活动中消失了。儿童游戏，言简意赅地说，已经成为濒于灭绝的事物。

实际上，童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放眼望去，人们不难发现，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

童年在特征上变得模糊，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到底是儿童成人化，还是成人儿童化了，亦或是两者都有。儿童成人化也许是一个事实，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况，这样的发展态势到底是好是坏呢？接下来看尼尔·波兹曼是如何阐述他的观点。

柏拉图相信美德和勇气是可以被教育出来的。

在希腊语中，“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雅典式的信仰：他们认为闲暇时，一个文明人自然会花时间思考和学习。

先从童年的希腊之源着手。希腊人建立学校，他们认为当人们满足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才有可能去思考与学习。他们关心如何美德传给青少年，但对于管教儿童的方法却缺乏正常的同情和理解。

罗马人开始把成长中的孩子同羞耻的观念联系起来，尽管这在现代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但在童年概念的演化过程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且，在探讨童年在中世纪的欧洲和现代社会衰退的问题时，我需要引证这种联系。其目的，说实在活，就是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

作者又谈及了罗马对于童年意识的发展。如果社会没有羞耻心，一些我们本应该羞于提及的事物被呈现在儿童眼前，那么就不存在童年一说。儿童需要保护、养育、接受教育并且免于知晓成人秘密的观念。

北方蛮族入侵后，罗马帝国跟着就灭亡了，传统文化被神秘化，欧洲随后陷入所谓的愚昧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有四点变化对童年的来龙去脉关系尤深。第一点是人的读写能力的消失。第二点是教育的消失。第三点是羞耻心的消失。而第四点是前三点多导致的后果，即童年的消逝。

为什么人的读写能力会消失？

哈夫洛克区分了“社会识字文化”和“工匠识字文化”的不同。所谓社会识字文化，他指的是一种几乎大多数人都能够读书并且的确读书的状态。所谓工匠识字文化，他指的是阅读的艺术局限在一些构成“抄写一族”的人，他们于是成为了一个特权阶级。

作者给出了几点人在中世界丧失读写能力的推断与解释。首先是哈夫洛克提出的字母书写在中世纪的风格层出不穷，字母的形状五花八门，不易辨认。而难以快速辨认的字母一定是难以有大量民众基础的，精湛的书法技巧刺激了工匠识字文化，而后者又助长了书法艺术求新求变，这种情况正是社会识字文化的劲敌。

另一种解释就是欧洲匮乏书写用的平面物品，还有罗马教会实现统治目的的需要。

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中世纪读者劳心劳力地阅读一个文本的途图景，就像一年级小学生一样：逐字逐句，喃喃自语，高声朗诵等。这表明：

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交往都是通过口头的方式面对面进行的。诚如哈夫洛克所指出的，从生物学上看，我们毕竟都是口语动物，我们的基因是为了口语而设定的。另一方面，读写能力是文化熏陶的产物。对于这一点，极力倡导“高尚的野蛮人”的让-雅克·卢梭一定会表示赞同。他甚至会补充说，人类若想尽可能生活得靠近自然，必须鄙视书本和阅读。在《Emile》一书中，卢梭告诉我们：“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书本教我们谈论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阅读使人得以进入一个观察不到的、抽象的知识世界，它在不能阅读和能够阅读的人之间产生了分化。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成年。在文字的世界里，儿童必须变成成人。但是，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之间就没有必要明确的区分，因为不存在什么秘密，文化不需要提供训练就能被人理解。

至此，作者已经论证了中世纪的人由于通过口语方式进行交流而不是文字阅读，导致与儿童之间没有界限，导致了童年的消逝，中世纪的人，不论年龄，其行为都以幼稚为特征的原因所在。

“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是欧洲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发现当地的土著民族是产生的。他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天性无私、崇尚和平、无忧无虑，而贪婪、焦虑以及暴力等许多负面事物都是文明的产物。

卢梭在1755年写道：

许多人竟草率地得出结论：人天生是残忍的，需要借助文明制度来约束。实际上，当大自然让人类同样远离野兽的愚昧和文明人狡黠的智慧时，再没有比原始状态中的人更为高贵的了……

然而，又有另一种声音是：卢梭设想的“高尚野蛮人”从未真正存在过。其仅有的正当性在于，野蛮人从不试图掩饰与合理化自己的暴行。

如昆体良说，羞耻的概念部分地在于相信有秘密存在。人们可以说，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包括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这些都被认为不适宜儿童知道的；若将这些东西不加区分地暴露给儿童，确实是不体面的。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是心里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

在中世纪，没有严格区分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也没有表达这种区别的社会公共机构，儿童生活在一个跟成人一样的社会范围，没有分离机构加以限制。

历史学家通常不是来歌功颂德，而是来埋葬历史的。不管怎样，他们发现做尸体解剖要比写进度报告来得容易。

如果突然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关于某事的风，大家都在狂热的表达、陈述与记录，往往这个事情也要发展到头了，可能会日渐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