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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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战略具有一种“实用主义”特征，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其它领导人指定的发展战略同样如此。1949年的毛泽东与1917年的列宁不同，他没有任何乌托邦式的指望在全世界爆发革命的愿望。因此，把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往后拖延一下并非难事，人们一开始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当时还对苏联的历史经验持信任态度，认为……可供效仿和采纳…… 中国主要是照苏联的方法和技术开始其工业化的，这个过程在社会和意识形态方向势必导致与苏联类似的趋势。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出现了新型的行政和技术精英阶层；城市工人阶级中日益深化的不平等和工人越来越屈从于严厉而压抑的劳动纪律；……更为强大、更有压制性的国家机构；……城市与落后农村之间逐渐扩大了的经济和文化的差距。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目标……无限期地被拖延了，这种情形与苏联当年非常相似。 尽管他们对现代工业发展的追求相当明确，但其中社会主义的含义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中国社会似乎正在进一步离开而不是更接近革命所允诺要带来的社会主义未来。现代工业发展被想象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这一过程的逻辑很快就使工业化本身成为首要目的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目标则被推延到更为遥远的未来，逐渐变成激励生产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口号。 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历史中，奇特且异乎寻常之处在于，在新秩序逐渐固化、常规化并似乎制度化以后过了很长时期，才出现了一种强大的革命乌托邦主义。显然，这与苏联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中国，共产党人是作为相当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掌握政权的，他们一心要实现政治统一和经济现代化这些现实目标，他们发现手头有现成的苏联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他们带有明显民族主义色彩的目标。 主宰着“文化nnn”的不是对未来的憧憬，而是对旧势力复活的恐惧。 (查看原文)

  H 1 回复 2赞 2017-09-06 20:36:24

• 从激进的跃进政策迫不得已地向后倒退，使得党和国家的官僚得以重新维护其权力，随之而来的是在毛泽东看来是对未来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和民众幻想的普遍破灭……“人民公社，我说是集体所有制。我说经过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要两个五年计划，短了一点，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他承认，“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他甚至考虑到革命工作被完全破坏，也许要重新开始革命的可能性：“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纸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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