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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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不难发现当时士人对于德行的推重以及通过士人清议网络体现出来的社会权力俨然已有跃居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之上的趋势。士大夫群体在国家权力以外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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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皇权的体系下，只有君主的权力可以世代传递，大臣的权力来源于君主的授予，权臣家族内部的权力交接是对君主权威的一种公开挑战，也往往意味着对皇权的觊觎。

自魏有军以来，为难苦甚，莫过于此。

司马师的以法绳下，正是为了弥补自己在威望和功业上的不足，通过对内的严密控制来保持权力。

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对于短命短命王朝总会流于一种表象，最后成为几个词，然后好似定论，如提到秦朝就是暴政。暴政固然不错，但暴政之下是什么？可能是不同地域文化对于一刀切的改革的抵触。而汉朝如何处理秦朝遗产也不是一句“汉承秦制”可以概括的，这些背后的变化都需要“实证”研究。而西晋属于分裂过程中夭折的王朝，更容易流于表象。

西晋一朝面临两大问题：政治人事与文化思想。司马氏于此二问题上做过努力，但最终失败。而西晋的失败更需要放在东汉以来政治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大崩溃的背景下来认识。历史毕竟是连续的，西晋承接了前后两个时代，如果只是片面化地研究，最终不利于我们理解历史。反而是古人更重视西晋的历史，如唐太宗为《晋书》执笔撰文。

但做短暂王朝的历史研究难度更大。如何在更高的视野上把握大局，但又需要极为细心地考证政治人事关系，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考验研究者能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史料不足，更考验研究者的历史感悟能力。

故而以上就是序言作者韩昇教授所为人西晋一朝历史之意义，以及研究魏晋之际政治史的难点，本书作者仇鹿鸣老师则力求在“大”与“小”之间把握平衡。这也是本人需要学习的部分。

第一节：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本书的绪论部分极为重要，当需仔细阅读。

作者提出本书乃是运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以及家族网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故而此部分作者致力于“政治集团”与“士族政治”两个概念入手。但就如作者所言，概念及工具的使用往往会脱离本意带来问题。

集团说的发端应该是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认为魏晋之际的政治转折的意义是儒家大族与法家寒族的斗争，最终以前者的胜利告终。陈先生的理论意义在于一种分析的范式：冲突在于矛盾，而为何有矛盾？是个人的矛盾还是集团的矛盾？通过集团的说法，在观察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就可以有着更大的视野。而“族”的提出则更引入了社会的因素。而这种理论更是扩大了时间段，将其上溯至东汉末年。

而陈先生的弟子万绳楠则进一步提出汝颍、谯沛两个集团，进一步进行分化。分化越细越可以将不同人物纳入其中讨论。事实上以来的学者都在集团冲突的框架下讨论问题，区别在于区分的标准以及冲突开始的时间点等问题。

但这种二分法就带来了问题：非黑即白。大量人物的政治抉择是否都必须在阵营的框架内？是否反对曹魏就意味着青睐司马氏？这在此书高平陵之变的论述中就有体现。事实上并不能这么说。日本学者则重视时代分期，其思考的基点在于反对历史停滞论，故而在他们的理论中中世的大族是一个标志。故而受到学者重视。

但政治集团说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概念界定、边界延伸、下限设定等问题上，各方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共识。比如万绳楠所谓汝颍、谯沛的说法，这个以地域为划分标准的集团真的能够延续到魏末？而将司马氏父子作为一个整体，内部之间就没有分歧？这些都是需要实证来解决的问题。80年代之后出现了许多个案研究（即实证），故而如作者言，本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

将具体政治事件的考证与魏晋之际整个时代的宏观把握相结合。

此外学术史的论述中还需引入各个国家地区学者的研究：

日本学者则以京都学派为主，他们着眼于中国史时代分期的问题。

西方学者前期对中国中古政治史兴趣不大，主要的成就是华裔学者的作品，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学风在西方的延续；随后发生转变，但使用的概念带来强烈的西方色彩。

港台地区学者中，毛汉光以数据统计的方式来展现了家族升迁。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在论证中避免少数个例的薄弱，但问题在于抽象化容易剥离对象本身的诸多属性。强行进行归类则会得出让人哭笑不得的结论。

大陆1980年代后的作品中作者首推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这是作者效法的榜样。

港台学者中，刘增贵的一系列论著给了作者相当大的帮助（本书第一章多引用刘著），其着眼点在社会史方面。

第二节：基本史料价值的述略

作者提出史源学的问题，史籍中的记载最终如何成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司马懿不愿意屈从曹操的记载中就有出现。作者认为这是《晋书》所引材料对于司马氏的避讳，而这个问题可以在九家晋书的比勘中发现。

应该说魏晋时代的文献还是那么几种，外加上出土的文字资料也不多。但作者认为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但这非常考验个人水平。

魏晋南北朝的私人著史事业极为发达，而相互歧义的记录就更显价值。有些诸如《曹瞒传》对曹操的记载不切实际，但也可从背后窥视当时的社会文化意义。但对比唐之后的撰史，此时代的私人事业不够严谨，但政府的修撰又带有意识形态问题。唐太宗对于《晋书》的重视与其个人政治生涯中早年的污点也有关系。故而史料本身的时代与修撰过程也需要考察。而《世说新语》这部特别的书中所表现的更是一种士族阶层的集体认同。

第三节：士族及其相关概念的省思

而本书的另一个着眼点在于“家族”的作用，那么势必牵扯到“士族”、“大族”、“豪族”、“世族”等一系列概念的运用。

为什么“士族”这个概念如此重要？因为这个阶层横贯了整个中古史。故而需要对其有所界定。那么如何界定就是问题所在。

毛汉光曾经以“三代五品官”作为标准来量化这个概念。量化自然可以客观地来审核大量数据，但量化抹杀了个体性，历史的复杂性会被数据所遮蔽。并且这个标准在于政治地位，但士族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群体，这种属性是他们所需传承的部分之一，也是这种属性使他们超越了普通的官宦世家。

可见量化具有局限性，但作者采取了另一种量化的方式，从史书中分别采纳不同的术语，观察趋势，从此可以展现一种集体认同的出现。一个群体在此之前早已出现，但缺乏共通的称呼，故而最终形成某一称呼必然具有滞后性，就如作者所言：

语言的流行相对于实际事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士族及其相关用语的晚出，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时人对于士族这种阶层的认知和界定是逐步形成的。

“豪族”这个词汇带有武力强宗的意味；“世族”则强调家族在仕宦、学术等方面的时代绵延；“大族”这个词则稍显中性。

第四节：研究的旨趣与目标

汉末至西晋是中古士族形成关键期，故而这一时期政局的动荡却带来了中坚阶层的稳固，这是作者思考的起点。

方法上作者采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结合的方式。政治脉络以西晋权力结构形成至崩溃入手，考察期间的家族网络。时间为正始十年至永康元年，即高平陵之变至司马伦诛杀贾后等人。具体方法将考订历史事件的实相，并探究司马氏家族的运作。最终揭示家族网络在魏晋政治中的作用。

三个理路：

1. 结合宏观与微观，重视魏晋历史连续性。实证过程中注重对具体史实背景的考订分析，不盲目使用概念，而是注重史实本身。

2. 注意多个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尽可能展现历史变迁图景，特别是外交与内政的关系。

3. 考察司马氏集团内部的动态发展。

第一章：长维度上考察汉魏河内郡社会生态，司马家族文化特征，重新修订司马家族为如儒家大族的观点。复原乡里对于司马家族的作用，以及司马家族在曹魏政权内部关系的发展。

第二章：考订关键事件与人物：高平陵之变、司马师的作用、淮南三叛再考、二士争功。

第三章：分析司马氏集团的形成过程与矛盾。

第四章：晋武帝咸宁二年的转折意义。期间武帝病重，发生了齐王攸的政治密谋，随后武帝加紧了政治部署，即用外戚平衡宗室力量。但随后导致了惠帝的问题而最终崩塌。

冲锋履刃，昼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涂地，自魏有军以来，为难苦甚，莫过于此。

司马懿在控制中枢之后，多采取镇静处之的方式，对与曹爽关系密切的夏侯玄等人只是处以闲职，未作触动。

司马师的以法绳下，正是为了弥补自己在威望和功业上的不足，通过对内的严密控制来保持自己的权力。

司马师所采取的进用人才的方针，一方面使原本曹魏政权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功臣子弟）不断地转投在司马氏门下，从而削弱曹魏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新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私门，并逐步用霸府政治取代朝廷的日常运作，使鼎革之势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形成。

“事当须报，不宜辄行”

历史学家在观察历史时，已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后见之明”的地位，由于后世史家早已知晓了历史变化的种种后果，往往倾向于根据事件的结果来建立历史上的因果骨干西，从而为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寻找合理的解释。但对于身处特定历史情境的当世人而言，他们是雾中人，所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纷繁复杂、利益纠结的现实政治，他们每一个政治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种种复杂而细微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