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

芭芭拉的回忆有所不同。她回忆道，鉴于自己没有嫁给纳撒尼尔、没有忠于他的义务，因而兰德的态度就显得有点创根问底、严厉了。她感觉被羞辱了。然而，作为显然有罪的一方，她认定，自己无法请求那个当时已经成为她的“道德导师”、（最糟糕的是”)心理顾问的男人不再向他的导师征求建议。对布兰登来说，回首往事，他认为应该与芭芭拉在1951年深秋的那个晚上结束他们的关系。恰恰相反，在兰德的鼓励下，他成为芭芭拉非正式的精神治疗医师。“他准备帮助我达到完全爱上他的那种崇高状态，”芭芭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一个采访者说，“向一个我每次忏悔他都活剥我的皮的人忏悔被想象为有利于我的自尊。”他们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并且在1952年夏天订婚。六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但兰德之所以前后不一致，主要应归因于她的性格。她不会承认她写了 部有缺陷的剧本。即使以前不是这样，但自她长大成人后，对其生活中的冲突、失败、失望，她明确拒绝考虑自己负有责任。根据一个曾经是她的朋友的人回忆:“在所有我与她相知的那些年里，我从没听她说过哪怕与她做错、做过头、做得不公平有丝毫联系的话。”随着声望日隆，她逐渐意识到她在读者和观众中的偶像地位，逐渐倾向于把自己的生活与笔下人物的生活融合在一起，而她的人物即使有错误的话，那么错误也是因为忽视别人的不良企图而生，并非缺乏客观性、外交手腕和智慧所致。在她的记忆中，困难与失望与其说只是(即使令人恼火)普通的挫折，倒不如说是与邪恶进行的拉锯战中的插曲，就像洛克、“平等7-2521”的战争那样。人和事件非黑即白。她把自己得到的帮助说得微不足道，没有提及影响过她的思想家，而是将自己展现为一个完全自我创造的灵魂。

两个月后，在4月份，兰德撰写了《个人主义者宣言》。此文是一篇长达三 十三页、论战性的论文，展示了她的道德哲学在那个时期的发展状况的全貌。它不仅模仿并放大了《颂歌》最后对个人头脑统治权的呼唤(“我是，我思，我要”)，并且在时间上要早于兰德在六十年代撰写的那些著名的道德、政治小册子。 兰德在宣言中解释说，思想健全的首先要理解的是，人是一种独立的实体，是他自己的目的，而永远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既然如此，他就具有某些不可剥夺的的权利。这些权利未经任何国家、社会或集体的授权，而是提供了反对所有政府和社会的庇护。这些权利不仅构成了“人反对其他所有人的防护”，而且是绝对的。它们之中包括生存、自由、追逐幸福的权利。历史上嗜血的暴君曾经试图剥夺人们的这些权利，或者引诱人们为了穷人、祖国、强化的安全及公共利益放弃他们的权利。从来没有暴君承认他是在为自己寻求权力，他们总是声称，他们是在为某种高贵的目的服务。警告市民:那些告诉你为了别人或别的事物而放弃你的权利的人，通常都想成为这个“别人”或“别的事物”。 其次，政府是为了保护你的权利而存在的，并且只是为了保护你的权利而存在，而你不是为了服从或服务国家而存在的。实际上，你根本不欠政府什么，甚至也不欠税，政府资金应该通过自愿的方式来募集。正如共产主义证明的那样，忠诚于国家的首要性其实是奴隶制和停滞的秘诀。实际上，兰德与帕特森都效仿阿尔伯特・杰伊・诺克，认为政府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没有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很多政府都将天才迫害致死。国家唯一值得肯定的功能是保护个人不受彼此干扰，以便他们可以安宁地创造、工作。 其三，有“并且永远都有”一种进步之源，那就是处在一个政治、经济自由国家的个体的人。这是汽车、蒸汽机、电灯以及所有伟大的音乐、艺术和文学的源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发展出的唯一一个仅仅按照与一种机遇或需求并置的个人的理性运作的体系，并且就其本身而论，这要感谢一百五十年来的工业创造力和物质进步，而这种创造力和进步是世界从来不曾知道的。 或许，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不像共产主义，它不要求做不可能的事情。它 不要求人们翻转他们自身并将自己的欲望“拧成”荣耀以服务于它的目的，而共产主义却这么做了。兰德辩称，尽管自由市场使非凡的生产力成为可能并进而使大多数人受益，但那只是一种副作用。资本主义赋予人的“自然、健康的利己主义”以自由的余地，可以让人丰富自我(如果他愿意这样的话)，并进而丰富他人。兰德宣布:“自私是一种宏大的力量。”她辩称，没有一个天才受到了帮助他人的欲望的激励，激励他们的只有对他们自己的观念和想象的信奉，并且这种信奉完全是自私的。不过这一点是存在争议的，即使兰德后来也似乎受到了一种指导别人的欲望的驱使。虽然如此，兰德的这种观点依然是对她憎根的黑暗、严苛的基督教及愤世族俗的斯大林主义的信条的一种情感上的有力反驳。 最后，就像自由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会以弱者为代价来为强者服务。这是因为，其一，弱者靠他们自已永远不能创造同等程度的进步与繁荣，并且他们受益于那些在能力和积极性方面超过自己的人的创造;其二，资本主义是种自由、自愿的贸易体系。从理论上讲，举个例子，没有人被迫按照一种固定的政府价格出售他的劳动或商品，也无人被迫购买另一个的商品。正如她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引人注目地坚持并详细阐释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瑕疵和滥用是引入集体主义前提的一种结果，这些前提采取了政府管制和诸如税收不公平之类的不公平形式。

在这一点上，《我们活着的人》类似于兰德过去创作的电影剧本《红色爪 牙》。但就某种宽泛的意义而言，《我们活着的人》是一部政治小说。就像兰德所有的著作那样，这部小说也是与力量息息相关的。兰德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她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展示“强力”在一种文化中“的统治及其对最好的(人们)所做的事情”。她对简・维克说:“这部书真正且唯一的主题，就是个人反对大众。”她忠于她不朽的主题，将每个人物都放在极权主义的背景中进行估量，与个人力量的缺失作了比较。为了让其家人获得比较好的生活条件，曾是社会名流的基拉母亲迅速加入了一个红色教师工会。就像兰德的父亲与外祖父那样，基拉的舅舅以前曾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此时则骄做地实施了罢工，让他的资本家本领和他的精神一起衰退了。基拉的表妹伊琳娜是一个像兰德妹妹诺拉那样的艺术家，因为犯下在房间藏匿反共产主义男朋友的罪行，遭到速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伊琳娜的哥哥维克托是一个邪恶的新贵，通过告发自己的妹妹获得了政治权力。伊琳娜的罪行显然是对兰德的俄国情人列夫・贝克尔曼青年时期英勇行为的纪念。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活着的人》可以被视为她与列夫和解的一种尝试，视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心理根源的一种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