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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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重大会议的关键时刻总要齐唱《国际歌》的情景，在中国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是刘仁静、瞿秋白等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目睹同样做法而非常激动，1923年回国后将其作为新作风而特意引进党内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早期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1919—1922） -
张太雷在去俄国之前，在天津读书时，曾与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有过交往，开始对苏俄萌生兴趣，并在天津联络友人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简单地讲是擅自行动，他于1921年初代表自己成立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去了俄国，得到正在寻求中国革命家人才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局的舒米亚茨基的信任，3月份被任命为暂定的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后来被远东书记局点名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大会，而非中共的委派。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早期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1919—1922） -
中国即睡狮的说法，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其间接得到的有关吴士礼、怪物弗兰肯斯坦的知识，发挥想象力，与其读过的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于1899年创造出来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
革命后诞生的中华民国，因为将其自身重新定义为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故对于汉族民族主义的过度强调，至少作为正式立场一直被讳避；而另一方面，活跃于革命之前的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曾构想以居于本土十八省的汉族为核心的单民族共和国的蓝图，代替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多民族帝国却也是事实。20世纪初叶，在排满主义的洪流之中，“汉族”作为一个拥有想象上共同祖先的假想的血缘集团迅速诞生，继而刺激和鼓舞汉族民族主义的诸多工具相继出台，也正说明了这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 -
1920年代初在世界各国诞生的“共产党”，其在组织上的定位都是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支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早期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1919—1922） -
现在的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实，与其依据的资料的准确性相比，在更大程度上是受资料的权威性左右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 -
这段话之所以意味深长，在于它以当事人的立场表达了清末中国对“黄祸”论所持态度的一个侧面，而这种沾自喜的态度与“睡狮”说却同体而栖。因此，鲁迅オ认为清末以来的“睡狮”说顶多是中国人满足自尊心的“恭维话”，并对此持批判态度（4们 当然，为了负载民族主义者的自尊心，“睡狮”形象在形成后就被放大了；对此，发明者梁启超不应负任何责任。而对于鲁迅写于梁启超谢世之后的这篇杂文，梁也不可能反驳。但是，在中国民族主义以“醒狮”的姿态出现时，梁启超则不得不面对自己创造出的这个形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
曾有研究指出，中共三大开始重视农民问题，毛泽东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典型的如“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但农民漫山遍野都是，就人数比例说明了农民的重要性。在这次大会上，他被推举担任《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在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兼管农民工作”。这种观点，其根据据认为是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形象确立后オ出现的几部回忆录 x笔者认为尚有探讨余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走向农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策略与共产国际 -
只要接受一元性发展的“文明”概念，要表达仅能作为“文明阶梯”上后进者的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则要么称中国人为“野蛮博物志”，要么定性为“东方主义”的再生产，此外更无他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 -
《二大宣言》的形成过程：中共在二大之前（详细日期不明）起草了宣示其基本原则和当前目标的《宣言》草案（其涉及陈炯明和孙中山的部分，很可能和现行版本不同），并在6月底送交在莫斯科的魏金斯基（共产国际）审阅。这时，魏金斯基还看不准陈炯明和孙中山抗争的趋势，于是就按照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以及远东人民代表大会（1922年1-2月）的各项决议，对《宣言》作了修改和补充；同时等待陈孙对抗的趋势和苏联对二者的立场明晰之后，将相关内容补充进《宣言》，并送还中共，时间大概是在8月以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 -
拿破仑谈论中国觉醒一事纯属传，没有任何的法文书面资料能够证明这句话是拿破仓说的。将它归功于拿破仑，未免剥夺了晚清官员们[指曾纪泽]的知识产权，正是他们在19世纪末最早让世界注意到了中国的兴起。 在此，费约輸强调，在19世纪大谈睡狮中国将要崛起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具体而言，就是从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开始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
所谓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通常的理解是，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被迫从属于外国（列强）的利益。对于探讨这种对外从属性的研究，并无人批评其为“外因决定论”。然而，稍作思考即可知，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深受外国影响，唯独其文化、思想却得以幸免（或不存在对外依附），显然是不可能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文版序 -
正是希图从列强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强烈愿望所产生的二次表述，显示了革命动力之所在。也正因如此，过去某公园的告示牌问题在今天仍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换言之，因为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其象征即“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是中国革命最光辉的成就，所以过去租界公园告示牌上的字句——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在今天仍然必须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 -
回首19世纪，正可谓其为“文明”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西方各国满怀信心地把他们达到的水准称作“文明”，并将其当作认识世界的普遍尺度。既然中国和日本也是通过汇入这一“文明”体系而跨过通往近代世界的大门，就理所当然地必须了解世界上存在“文明”的秩序。因为不管接受与否，“文明”都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世界体系，是称谓这一体系的关键词。在这个意义上讲，亚洲的近代史是顺应这种“文明”的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 -
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唯物史观，其亲和性原来如此之强。这种亲和性，我们在上述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性分析中已经看到；而在中国，地理环境决定论竟也成为通向唯物史观的台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梁启超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地理学研究 -
反基督教运动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人士，似乎出于共产国际人员苦心积虑的布置，其目的是让这场运动成为反帝联合战线的支撑点之一。但在北京，这个方针却是以继承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科学的“怀疑”精神的方式被执行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走进“信仰”的年代——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初探 -
1920年代反基督教运动所追求的，并不是对“信仰”这一态度的质疑，而是试图确立另一种否定宗教信仰的“信仰”。当然，那是对抗基督教等宗教信仰的“科学”的信仰，对某一部分青年来说，甚至已经提升到了对“科学的社会主义”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走进“信仰”的年代——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初探 -
本文无意否认如下观点，即瞿秋白在再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后的一系列活动，其目的在于推动包括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在内的中国革命前进。但是，这些活动深深染渍着借助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批判党中央并为此而利用共产国际权威的色彩。如上所述，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中共在认识农民问题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将共产国际提供的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观点忠实地仿抄、应用到中国。但在共产国际和体认其意图的瞿秋白对中共领导层的批判中，中共有关农民政策的每次举措都被改写而发生扭曲，遂使逐步理解的过程成了消极理解的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走向农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策略与共产国际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部分中国党史研究者的弊病，即依据数种文件中最具权威的资料拟制“定论”，其后的研究则对其来龙去脉不予深究，攀附定论而继续炮制论文，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资料的出处也被不断省略和隐匿。本文以中共二大研究史为例，正说明一些所谓最新学说的论文，并没有在史料发掘和分析上有新的突破，而是继承了部分党史研究者的如下弊病，即盲从权威资料，导致学者最基本的素质——分析思考能力——停止和瘫痪。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 -
区别清末与清初的排满论，可依据两者的诸多差异，其中之一便是前者所持的浓厚“科学”色彩，即指出“汉族”“满族”之差异根源于“人种”不同的近代人类学（按现时的说法，应为体质人类学或是人种学）的登场。...... 此外，清末同清初排满主义的另一个显著差异在于：清末的排满主义，导致了明确的汉族概念一一亦可说是作为汉族的民族认同一的兴起，和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之构想圆融无碍，浑然一体。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作者: [日] 石川祯浩
isbn: 7301259727
书名: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页数: 401
译者: 袁广泉
定价: CNY 52.00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5-9-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