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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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扩展与区域开发空间进程相关,产量提高则涉及农业生产技术,前者属于农业深度开发,后者则为广度开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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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位西方学者——法国人儒勒•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清楚地指出了这一切对于中国疆土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十八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既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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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环境选择与人类生产方式
无论文明之火为后代带来怎样绚丽的光华,点燃它的火种却是人类以生存为目的的觅食方式,而人类生存必需的是水源与食物,因此聚落坐落的位置就应是人类获取水源、食物的理想地带。
追寻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至距今3000年夏家店上层文化,前后延续5000年,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围绕400-700米高程区的山坡形成最主要的分布区,尽管5000年内,人类对水源、食物的追求贯穿始终,但却经历着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变化,食物来源不同,人类对于环境的利用幅度、利用方式自然不会一样。那么,从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夏家店下层到夏家店上层各考古文化期,人类通过什么方式利用自然且贏得了自身的生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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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涉及的领土为立体形态,包括领土、领空、领海,其中领海不仅包含内海,还包含领海基线以外12海里范围内的海域。这样看中国古代的疆域仅属于狭义的领土,由于历史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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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西向东巨大的地形阶梯,引起温度、湿度明显的梯度变化,西北地区处于亚洲腹地,全新世大暖期带来的暖湿气候也改变了这里的水热条件,植被带兼垂直与水平双向变化...高山与高原边缘表现为林线下降,这时阿尔泰山、天山为森林草原环境,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植被面貌则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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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时期自唐宋以后一年两熟制分布北界基本位于秦岭——准河一线,虽然构成一年两熟制的农作物代有更迭,但基本分布区域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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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南北之间的战事主要发生在秦岭至长江一线或秦岭、淮河一线。其中从三国时期蜀汉、曹魏之间以秦岭为战场的征战,至孙吴与曹魏之间以长江为界限的交锋,南北之间的交战地点沿秦岭至长江一线展开。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或维持在秦岭,或一度跨越秦岭进入汉中或川西一带;东部战线则向南伸向淮河流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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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冬小麥空間擴展的重要時期,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冬小麥的地位有了全面改變,兩稅法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臺的。兩稅法:“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新唐書楊炎傳)。六月和十月正是冬小麥與粟等作物等成熟期,《舊唐書》:“關中、河中、河南等道秋夏兩稅、青苗等錢,悉折納粟麥,兼加估收糴以便民”(德宗本紀上)。儘管麥、粟爲夏、秋兩稅的主納物,但並非繳納兩者纔能完稅……而是因地設項。夏稅交納時間與冬小麥成熟期吻合,但並非夏稅徵納地就是冬小麥種植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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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的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表述的那样,各种生物均已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实现精华,只有人类的进化相反,不是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是通过改变环境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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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开发始终贯穿两个核心,一为扩大耕地面积,二为提高作物产量。耕地面积扩展与区域开发空间进程相关,产量提高则涉及农业生产技术,前者属于农业深度开发,后者则为广度开发,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了农业进步与环境改造。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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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此,以长城为边疆也并非国家的边疆,而是种植业生产区域的界限或农耕民族政权的边界,这一界限以北即长城外还有东北、蒙古草原、新疆以及青藏高原这些属于中国的土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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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农半牧兼业的经济生活方式下,聚落的环境选择偏重于农业生产的适应性,但有时也会超越农业生产通常的耕种范围,使聚落周围的土地利用从原来的农业利用发展到农牧并存,进而扩大了聚落范围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扰动规模,缩小了聚落之间的缓冲地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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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容量可以视作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条件的能力,当人口密度与资源环境处于相对平衡,即环境容量没有达到饱和时,人们多以稳定形式定居下来,迁移频率较低;当人口超载,资源难以承受人口压力时,人口迁移与聚落更新会变得频繁起来。迁移既是人类减轻环境压力的手段之一,也是环境容量的重要标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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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不是自然资源的单纯获取,而是在人类活动支配下的资源再生产过程,通过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将生产品的数量与更新控制在自己手中,可以在固定的范围内繁衍自己的生命,因此聚落位置比较稳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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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坚守的域底线也不是军事要塞与锁钥之地,面是农业生产能够持续进行的地带一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线,也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这条自然界线不为人所见,却以潜在的力量左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与政治军事行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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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拥有文化融汇中心的地位,取决于这里拥有创造文明、保全文明的地理环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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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拥有文化融汇中心的地位,取决于这里拥有创造文明保全的地理环境。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阐述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区从部落迈向国家的进程,十分强调北方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地带具有实现社会组织一统性与文化一统性的基础,其中平坦的地势利于文化交流并形成超出部落组织的更大政治实体;干早的气候促使人们及时调整社会组织与生产对策;邻近游牧民族的地理区位会因战争联合为整体,并涌现出具有领导性的权威人物;缺水的自然环境使人们在治水的共同需求下形成高级的政治集团;共同的生产基础往往使人们将政治集团领袖的祖先视作共同祖先,进而形成宗教意识。若将童正论证的五个方面稍加分析,均可归入地理环境这一根本理念之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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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反映了王权之下对于天下空间划分的理念,每个州不仅依山川形便享有具体的空间,而且与中央保持着固定的朝贡关系,这应是西周分封制出现后产生的理念:而五服则不同,它的空间分割仅是依凭距离形成的圈层,间、候、绥、要、荒这些以五百里为半径形成的圈层,更大程度上表现的是概念性空间。概念性空间的出现是领属关系松散的反映,这样的时代应在夏、商两代。葛剑雄指出“九州制是对未来的设想,五服制却是对过去的理想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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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人为中原土著,商人来自东方渤海湾沿岸地带,周人源于西部黄土高原,他们共同趋向于黄河中下游所在的中原地区,这一趋向虽源于史前时期,但真正以一个部族为核心控制这一区域是从三代开始的。三代时期不仅将黄河中下游地区营造为“中原”,而且完成了黄河中下游与江准地政治、文化一体化,其中包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崇尚,这既是华夏”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原政权或“中国”的象征。三代时期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确立的文化属性虽不属于疆域,却为领土国家的疆域奠定了精神认同的标准,至战国末期虽然政治上列国分立,但华夏文化所及之地,已跨过准河到达长江流域,实现了江河两大流域文化的认同,并为政治统一营造了基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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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争雄、武力之间的抗衡,为什么总发生在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宁夏、甘肃一带?决定、制约疆域伸缩的力量,在政治、军事之外,还存在地理基础。回顾边地所有政治、军事事件发生地,一个清楚的地理地带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降雨量制约着人类经济生活方式,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是农业生产需求雨量的底线,这条界线以东以南地区凭借丰沛的雨量成为农业长期稳定的生产地;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向西向北,气候越来越干旱,这片深处欧亚大陆腹心的土地,仅在小片绿洲地可获得高山冰雪融水的滋润,广大的高原山地没有农耕生产的条件,成为畜牧业的基地。
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线,也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