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曾经写道：“没有两本传记是相
同的，因为作者在每一本中都会注入些必定始终不同的自传因素。”这
本传记也未能脱此窠臼。我出生时，企鹅图书已问世七年。我的整个童
年对它们全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从事出版和
文学工作，对艾伦·莱恩及其同事们也有一定的了解。书写有关企鹅出
版社成为全国性出版机构的那些岁月宛如重访一个记忆模糊的国度，早
已远去，却依旧熟悉。尽管我与莱恩从未谋面，但本书中出现的许多人
物，有的自我的出版生涯初期既已相识，或知道其名声。
作为第二代企鹅图书的读者，我当时每个月都期盼着有什么新书出
版，以为唯一值得阅读的小说，就是企鹅出版社用其著名的橙白两色统
一封面的那些平装版小说。要想知道古希腊、汉诺威王朝、罗马天主教
会、印刷术、卡尔·马克思甚至气候方面的知识，则自然想到蓝色封面
的塘鹅丛书（Pelican Books）。对我们这些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而言，
企鹅跟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全民医疗制度一样，似乎就是一个塑造
我们生活的、仁慈的垄断者：一个独特不变的机构，没有对手，无与伦
比。至于何人该对此一切负责，这一切如何而来，与我毫不相干。企鹅
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在我走出校门那年接受了审判，可我对此
毫无记忆；甚至在七年之后我到柯林斯出版社（Collins）的营销部门任
职，艾伦·莱恩这个名字对我也毫无意义。
那些岁月里，出版人仍然还是值得报刊媒体关注的。那些彩色的报
纸副刊时常刊登文章谈及书业两位令人羡慕的“奇才”：汤姆·麦奇勒
（Tom Maschler）和托尼·戈德温（Tony Godwin）。巧的是，这两位都曾
经给艾伦·莱恩打工。尽管讲述艾伦·莱恩成就的专栏比关于其他出版
人的要多，而且最近的文章都是关于他解雇了托尼·戈德温，但在我逐
步熟悉出版界之时，他业已精力不济且病恙缠身了。他为其同辈的业界
人士所尊敬，但在更广大的领域内没有证据说明他比诸如乔治·韦登菲
尔德（George Weidenfeld）、安德烈·多伊奇（André Deutsch）等多姿多
彩的人物更受爱戴。和许多人一样，我错误地认为他发明了平装本。然
而鉴于对他一无所知，我没有理由作他想。
对于一九七〇年他的去世，我什么都不记得，之前一年我在安德
烈·多伊奇出版社当初级编辑。同事中有位年轻人大卫·蒂尔，他娶了
莱恩的二女儿克里斯蒂娜，在那里获得一些精装书的出版经验，然后
回到企鹅出版社。安德烈·多伊奇喜欢提醒我们说，他的出版社被选中
是因为自身的荣誉，而由于他的专业精神和对出版业的奉献精神跟艾
伦·莱恩不相上下，这一点完全合乎情理。我跟妻子曾经到蒂尔夫妇位
于“老磨坊”（Old Mill House）的住房里跟他们共进晚餐。老磨坊是艾
伦·莱恩的一栋建于十八世纪的优雅的房子，位于西德雷顿。从那时
起，我就经常想，莱恩本人是否在这里待过。不久我们就各奔东西，我
再也没有想起大卫·蒂尔，直到一九九七年在安德烈·多伊奇的八十岁
大寿聚会上，他亲切地在我肩头拍了一下，向我再次作了自我介绍。
我在一九六七年所进入的出版业乃是艾伦·莱恩终生从事的行业。
尽管出现过一些合并和并购，多数出版社仍然独立经营：很多出版社，
像柯林斯和约翰·默里（John Murray）仍然是家族企业。其他一些，如
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或者韦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Weidenfeld
& Nicolson），则由创始人管理。出版社的办公室往往都在布卢姆斯伯里
或者考文特花园那些摇摇晃晃的乔治时代风格房子里。它们的门厅无一
例外地塞满了棕色的纸包，楼上的办公室则兼有雅致和肮脏的格调。大
理石壁炉架上乱糟糟地堆放着折角的展示卡和半空的酒瓶，可容双膝的
维多利亚式办公桌上，横七竖八地放着校样、书目、审读报告、旧咖啡
杯、封面打样、满满的烟灰缸、尚未回复的信件以及干净的清样等等。
除了一两个可怕的例外，出版业，至少是在定位高端的出版社，充满了
男子气，人们往往已届中年。他们喜欢穿着户外风格的鲜艳的花呢西装
或白色条纹西装，还都是加里克俱乐部或者萨维尔俱乐部的热心会员，
喜欢在信封背面草草写下备忘录或者计算数字，并坚定地信仰漫长的午
餐要有酒水相伴。财务和发行人员在那里接受（而不是发出）指令；而
很多指令来自于出版人的“ 嗅觉”或者“预感”，人们津津乐道于出版
人如何在餐桌上约到后来名噪一时的书稿的故事。很多辛苦活则是由那
类旧式的职员，那些富有但怀有一丝文学理想的前公学毕业生，以及最
为珍贵的—— 一支稳定的中年未婚妇女队伍一起担当的。她们拿着低得
可怜的薪水，每天晚上还要将装满篮筐的打印稿或者校样扛回家。
我离开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后，先后就职于A.P. 瓦特文学经
纪公司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然后在查托与温达斯出版社（Chatto &
Windus）做了十年。在我从事出版的那段时间，这个行业发生了许多
变化，而莱恩也许并不喜欢或者主张那些变化。那些他所了解或有过
合作的出版社——乔纳森·凯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哈米什·汉
密尔顿出版社（Hamish Hamilton）、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Secker &
Warburg）、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Michael Joseph）、海涅曼出版社
（Heinemann）、韦登菲尔德出版社、哈钦森出版社（Hutchinson）、他钟
爱的博德利·海德出版社（Bodley Head），甚至那家看起来坚不可摧的
威廉·柯林斯出版社（William Collins）——都被大企业集团收购了。
办公地从布卢姆斯伯里的排房换到了毫无特点的办公楼的某个楼层。身
穿白色条纹西装的中年男士被那些不再当温顺陪衬的女士挤到一边。无
酒不成的工作午餐开始失宠，牛排、腰子布丁和红酒让位于三文鱼和带
泡矿泉水。随着计算机和复印机喷涌出成堆的公文，官僚制度赢得了胜
利，越来越多的会议用于讨论那些公文里的内容。出版商不再对那些爱
谈论小道消息的专栏作者和人物作者感兴趣，而是转向公关人士、名
人、电视厨艺节目主持人以及一个文化更匮乏的时代的其他英雄们。并
且，正如托尼·戈德温曾经预见的那样，随着各家出版社创立自己有竞
争力的平装书品牌，为自己保留下那些曾经会交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图
书，并收回那些几乎像是企鹅出版社自己创造的图书的版权，企鹅出版
社在图书市场的文学板块失去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
变的。某种程度上，莱恩那“有得也有失”（swings and roundabouts）的
原则生存了下来：畅销小说以及园艺、棋类图书继续贴补着那些被忽略
的十八世纪小说家的首部小说、无足轻重的回忆录、传记图书的出版。
拥有文学野心的出版人，由于一只眼睛看着时钟，另一只眼睛盯着
大门，并且缺乏这个行业所要求的偏执狂热，鲜有到达成功之巅者。和
众多顶尖出版家一样，莱恩既非充满睿智也不附庸风雅，却兼有敏锐的
商业意识和直觉性的良好品味，并具有阅读时代精神的能力。人们经常
指出，他是个矛盾的角色，表现在他既和蔼又冷漠，既残酷又懦弱，既
忠诚又寡情，然而——跟许多创立、经营商业帝国的人一样——他又是
个简单、单纯的人，他所取得的成就比他对人类状况的洞察要更有意
思，很少有作家和知识分子常有的摇摆不定和优柔寡断。尽管并非是最
书卷气的男人，他却是文学出版人，因为他用人人都买得起的图书定价
普及了古往今来最优秀作家的作品，而他的影响则是文化性的、社会性
的，甚至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学性的。就像《观察家报》的大卫·阿斯
特（David Astor），英国广播公司的贝弗里奇勋爵（Lord Beveridge）或
威廉·哈利（William Haley）或者《新政治家》杂志的金斯利·马丁
（Kinsley Martin）等人一样，艾伦·莱恩是那些幕后操纵者中的一员。
他们塑造了我所成长于其中的世界，他们说出那些战后工党政府所体现
的理想，这一理想又通过巴茨凯尔共识（Butskellite consensus）而盛行。
它们只有随着撒切尔夫人的崛起而遭受怀疑。但是除非他们走上讲台，
就像莱恩同时代的伟大的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一样，出版
人们是难以捉摸、令人好奇的，很难被压制下去。政客、体育明星和士
兵们在公共生活中忙活着自己，记者和学者们将他们写出来，出版商们
则将成果委托制作出来，那之间的联结变得更为薄弱。出版商们在有生
之年赫然耸现，但很快便为人忘怀。艾伦·莱恩是——或者应该是——
这条规则的罕有的例外之一。他坚持让最多的人可以买到毫不马虎或简
单制作的最优秀的图书产品，这也使他成为一个日渐愚蠢的时代的典型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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