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与教育

1.不愿说理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戾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2.“事实”和“看法”不辨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你核实”；强梁的“看法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虚的、协商的；而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一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有五种字词定义方式：（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一般是这种定义）；（2）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四种方式。第四和第五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 4.“新说法”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8“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前和“文革”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维护社会不公正，改革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制度最先进，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存在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都是好制度。这个假定把衡量好制度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6.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9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10 传染：“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11 有断言、重复和传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21世纪是某某的世纪”，这样的话，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就变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12就接受宣传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大多数宣传语言是文化程度高而不是没有文化者所经常使用的。例如，一位卖鹅蛋的老太太断言：“美国人都要饭去了。”13而一位知名教授则断言：“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14 7.套话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套话是一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15 8.感情用词，诉诸情感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义：“密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一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词”。 9.人多势众、以“人民”的名义 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儿纷纷表示……”、“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有官员说：“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0.诉诸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片面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一个大国，没有某某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茬罪”。 11.诉诸权威 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组织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在某某路线的光辉指引下……”、“在某某政策光辉照耀下……” 12.极度简单化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夸张反而会削弱要表达意思的可信性。 13.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它用来证明论题的论据，其本身的真实性要依靠论题来证明。如证明“鸦片能催眠”，所用的论据是“它有催眠的力量”。而“鸦片有催眠的力量”，又要借助于“它能催眠”来证明。坚持某某领导，就必须坚持走某某道路；坚持某某道路，就必须坚持某某领导！ 15.不当的或谬误的类比 任何类比，即使在结论正确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说明”，不能用作结论的“论证”。许多类比甚至根本就是谬误类比，例如，《中国不高兴》中说：“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这是一个谬误类比，因为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比关系。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之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取得了胜利，所以一定代表历史发展方向，一定一贯正确。 17.虚假二分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什么非要极端对立不可？为什么不能两者并存？ 18.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将对手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 19.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别人说这方面问题，你就说他这方面也有问题。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 20.绝对的“最”和最强语势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这样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文革”后这种“最最”句式延绵不绝，例如，“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那可曾有过“不太好”的时期？《中国不高兴》说：“近30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最大”和“最亲善”是和什么比较出来的呢？ 21.滑坡推论 从一个看上去是事实的断语，一路不加中介论证地随意引申。这种谬误往往开始于过分强调初始原因的重要性，然后层层连续推演，最后完全偏离开始的原因，而在每个连续推论环节都缺乏必要的论据。例如，《韩非子》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从“弃灰于街”层层升级，没有中间论证，就推导出“三族相残”的严重恶果，便是一种上纲上线的滑坡推论。许多“上纲上线”论断都有这个特点。 22.因人废言和动机论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或者就是追究“动机”，以“动机不纯”来攻击对方。例如，陕西定边县群众反映该县森林公园大量树木枯死。经调查，该公园园区道路绿化死亡率估计已过半，部分地方绿化死亡率达90%，但县林业局长在回应此事时说：“老百姓就是事儿多，是吃饱了撑的。”16在“吃饱”和“提出批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局长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哪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又例如，一位北大教授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这番话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再例如，《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的文章，质疑汪晖涉嫌剽窃，马上就有人说王彬彬“动机不纯”。汪晖抄没抄，是一个“事实判断”，跟王彬彬的动机不应扯上关系。如果抄了，王彬彬动机再不好，也是抄了。如果没抄，王彬彬动机再好，也是没抄。 23.常见就是必然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警察”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24.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一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某教授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想法，下层人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要相信程恩富的话，就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一无所知，必须是一个十足的无知愚民。又例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须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然也不能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25.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为“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 26.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某权威人士断言：“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不知道他所指的是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选出来的，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某一个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提案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提案的赞成票。加州的共和党州长施瓦辛格就经常与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多种政策上意见不同，并不需要顾忌自己是不是这个党派的代表。 27.老百姓的话 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一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一定正确的假象。这种假象就是谎言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说成是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几只苍蝇嗡嗡叫”、“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小爬虫”、“害人虫”、“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用无法讲理的“你死我活”来代替必须讲理的相互沟通和妥协。以战场逻辑来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等等诋毁性、攻击性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下意识之中，一有机会或需要就会重新被启用。 30.篡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做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 31.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特别是要看本质、看主流、看发展，并且防止以瑕掩瑜。” 32.歌功颂德 这是一种出格的，没有限度的，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谀奉承。例如，“形势一片大好”、“莺歌燕舞”。 33.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所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而且反而增加了优点。 34.“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反低俗”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和民众文化空间。 35.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36.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的不对正是我说的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 37.扯开本题，窃取论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民主、法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从本题扯到“西方民主”，利用国人对西方的异我族类感觉、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见，用“西方”一词诱发的非理性因素，转移对民主、法治本题的理性讨论。 38.鼓吹所谓的“某地特色” 凡是只要冠以“具有某地特色”，不管合理不合理，全都变成了合理。韩寒有一句挖苦的话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中国特色”是一种“中国逻辑”，一种在世界别的地方说不通，而只有在中国才有人在硬说的“道理”。 39.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有官员却为之辩护道：“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 41.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某类出版物在中国所起到的一种主要宣传作用。它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 42.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也称“联想谬误”（associationfallacy）。例如，“好人”做的都是好事，“坏人”做的都是坏事。 43.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灌输和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