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陨落

一位侍者出现在门口，格斯对他说:“把咖啡端给几位客人，再要一盘火腿三明治。”他故意不去问他们想要什么。格斯观察到每当伍德罗・威尔逊试图胁迫对方时他就会这样做。

大卫-威廉姆斯在纪念仪式上说到：

当人们被排除在参战与否的决定之外，如此残忍的屠杀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绝不能再容许只由少数人决定是否发动战争！

大卫以战争的残酷牺牲做话题来争取普选权，是个聪明的策略。但民主是否让发动战争获得某种合法性呢，这是有趣的问题。

公元前415年，雅典与斯巴达争霸期间（伯罗奔尼撒战争），深得民望的雅典政治家阿尔西比亚德斯提出远征西西里岛的大胆提案，目的是通过武力将可能与斯巴达结盟的西西里纳入自己的同盟，同时可以掠夺这个富庶岛屿上的大量物资。这个提案在公民大会上获得很多赞同的声音。军队将领尼西阿斯从军事角度认为这样的远征风险太大，呼吁公民保持理智，但最终阿尔西比亚德斯还是获得足够民意支持，倾尽雅典全部资源发动了战争。战争的另一方，叙拉古的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抵抗侵略，并向斯巴达求援。战争结果雅典惨败，尼西阿斯被俘处死，阿尔西比亚德斯叛逃投奔了斯巴达，雅典经此一役大伤元气，成为与斯巴达之间实力消长的拐点。

从今天的角度，这场侵略战争既不义又不智，但它的确获得了雅典全体公民大会的授权。

康德曾提出一个观点：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更正确的说，所有自由民主制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因为大多数人们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除非是出于防卫，因此先行的侵犯永远都不会产生。

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阐述了于国际社会如何保持和平的法哲学理论

在《论永久和平》的第二部分“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中，康德提出了三项正式条款

1，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都应当是共和制的。

2，国际法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邦制之上。

3，世界公民法应当依据普遍受到友好接待的条件加以限定。

这个观点在事实和机制层面一直充满争议，但今天美国在国际政治中高调宣扬这个理论，认为美国有义务在世界范围内鼓励甚至扶植民主体制，因为越多民主国家，就会减少战争的威胁，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强制推动日本的民主化，彻底解除了日本对外侵略的可能。进入21世纪，克林顿，小布什都曾强调过这个观点，甚至作为伊拉克战争合法性的一部分。

回到一战，显然，康德的观点过于形而上，过于理性假设了。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写道：

在1914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和平后,他们哪知道何为战争,战争成了英雄的浪漫传说,人们只能透过学校课本与博物馆里的书作看到战争。骑兵穿着漂亮的制服冲锋陷阵,没有半个死者的光鲜行军,像男子汉般的疯狂冒险,一段美好的体验。难怪在送他们去屠宰场的火车上,他们竟然还又叫又唱的。

大卫认为战争是不同国家资产阶级之间分赃不匀的冲突，本质上不义，各国工人应该以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但他的儿子比利并不认为这是战争的全部。英国的尊严值得被捍卫，他与这片土地上其他人共同享有的文化、制度、信仰等等都应该被捍卫，这是与德国战斗的重要意义，虽然比利既不认识德国人，也从没离开过威尔士。从各自的角度，他们都不错，关键是个人以何种方式认同自己所处的共同体，认同自己的社会角色。

民族国家的兴起让君主制退出历史，人民以民族（共同的地域、文化、信仰等等）构建共同体，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解决了内部社会和谐构建的可能性，但也使得民族之间的冲突缺乏更高一层的解决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停留在梦想和初步实验的阶段。雅典的公民和叙拉古的公民，即使选举权遍及妇女和奴隶，也逃脱不了战争的命运。直到罗马统治时期，保留了传统政治制度和高度地方自治的希腊城邦之间才实现了彻底的和平，因为任何争议只会转变成对罗马元老院的院外游说（或贿赂），即使罗马对城邦间私下的军事冲突并不介意（除非有可能发展成反叛罗马的独立运动），但战争的成本和风险远大于将争执交给罗马裁决，战争因此失去了意义。

萌芽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仍然需要现代罗马的力量扶持

19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在,一切邪恶和暴虐均已彻底消灭,这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看来正在被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证实。

人们不相信还会有像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就像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始终不渝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迅速的提高……

……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会相信通过战争而争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次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太清楚了。……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些什么，它只是为一种幻想效劳，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而且只是那种幻想，而不是知识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 （《昨日的世界》 - 茨威格）

“当然了，我对她的爱肯定要胜过一个收藏家的贪婪。”沃尔特把那东西向空中一掷，再单手把它接住。他的父亲痛苦地惊叫了一声。沃尔特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所以，当你出口侮辱她时，想象一下我要摔了你的宝贝的感觉——而我要比你能想象到的更加迫切。”

——毕竟，在追求爱情这件事上，我们都是自负的反叛者

他们一道离开了王宫。“英国人在许多方面都很可爱，但太温和，”当他们沿着圣詹姆斯大街往皮卡迪利走去时，奥托说，“国王受他的大臣们支配，大臣要服从议会的约束，而议会成员是由普通人选举的。这种方式怎么能够管理一个国家呢?” 沃尔特没有直接回应这种挑衅。他认为德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议会软弱无能，根本无法与皇帝和将军们对抗。但他已经跟父亲就这个问题争论过多次，况且他还在担心着与墨西哥特使的那场谈话。“你跟迪亚兹提到的事情是有风险的，”他说， “威尔逊总统不希望我们卖步枪给韦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