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建

资产阶级的家庭、逐利的行为、市场，事实上整个社会，它们对于激情的约束和对于义务的接受，相对于浪漫主义思想来说都是令人作呕的——它们都是自发性和真实性表述的敌人，因为它们强加给个体一个角色而不允许他回归自我。它们扼杀了民众中鲜活的东西。

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不仅仅是为某个特定的社会，也是为了社会中的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形成一种模糊的等级差异，其中低层次的向高层次的学习。就东南亚而言，印度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起着老师的作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知识分子是向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学习的。而日本，一度是师从中国的。近代以来，英国的知识分子通过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培养了印度、非洲和美国（很长一段时间）的知识分子。19世纪，德国的学者为世界树立了典范，正如19、20世纪里法国文学艺术家为整个文明世界的艺术家树立了典范一样。在19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知识分子启发了他们在西班牙、意大利、普鲁士和俄国的同行。这种作用首先影响到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稍后普通大众才参与进来。

社会的规模越大，统治者要履行的职责越复杂，对于宗教的或世俗的知识分子团体的需求就越大。

所有这些对知识分子的需求会存在，即使社会中找不到足够敏感、爱穷根问底、好奇和具创造性的头脑。知识分子总是会有的，虽然就禀性而言他们可能算不得知识分子。

在宗教、艺术以及文化和政治的一切领域，除了过渡时期，大众在迄今为止所知的所有社会里并不是倾心实践他们信念中那些模糊的最高准则的。在大多数社会里，无论大小，更能影响一般人行为的是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形势的迫切需要、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具体的道德准则或是具体的法规和禁令。信仰准则的系统连贯以及它们的根基只是偶尔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并稍稍影响到他们的激情。普通人的生活是粗俗的，充满着折衷妥协和即兴发挥；它就发生在“当下”。

但是，每个社会总有一些人对于神圣的事物有着不同寻常的敏感，对于宇宙的本质和社会运行之道有着非比寻常的思考。每个社会总有少数人，不同于他们循规蹈矩的同类，在寻求着并期待能与那些超越日常具体事物的、与遥远时空的意象有更多的交流。这些少数人需要表现出他们的这种探求，通过口头或书面的表达、优美或拙劣的语言、历史的回忆或著作、宗教仪式和崇拜行为。这种试图穿越日常生活屏障的内在需求恰恰标志了每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