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出版年: 2016-8-1
页数: 260
定价: CNY 45.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08056382
内容简介 · · · · · ·
对所有有志于中国健康城镇化的人,无论是开发、建设、规划、治理各专业的,或甚至只是在城镇里追求美好生活和效率生产的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对中国城镇化的机遇与挑战的深度探索。借用梁先生在文中说到的:“城市”一词的英文city,是公民(citizen)的字根,富有公民意识的城市才是真正的好城市,如何在空间利用和分配上培养和发挥公民意识,就是城市规划应有的使命。这本书是有志者必读之书。
——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原住建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镇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不同的文明决定了不同的城镇模式。近代西方文明,特别是英语文明,是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城镇——无论是建筑形式、土地部署、基础设施等都是按增加资本效率和回报来决定;在现代城市里,人渺小而无奈,完全处于被动。西风东渐,中国的城市建设和规划都以西方为范式;连对城市的不满之声也...
对所有有志于中国健康城镇化的人,无论是开发、建设、规划、治理各专业的,或甚至只是在城镇里追求美好生活和效率生产的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对中国城镇化的机遇与挑战的深度探索。借用梁先生在文中说到的:“城市”一词的英文city,是公民(citizen)的字根,富有公民意识的城市才是真正的好城市,如何在空间利用和分配上培养和发挥公民意识,就是城市规划应有的使命。这本书是有志者必读之书。
——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原住建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镇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不同的文明决定了不同的城镇模式。近代西方文明,特别是英语文明,是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城镇——无论是建筑形式、土地部署、基础设施等都是按增加资本效率和回报来决定;在现代城市里,人渺小而无奈,完全处于被动。西风东渐,中国的城市建设和规划都以西方为范式;连对城市的不满之声也是模仿西方的。
城市规划聚焦于城市空间的使用和分配,为城市人提供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本书讨论了古哲的思维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现代城市现象和实践现代城市规划,并以此为参照去重新思考人类聚居的意识和意义。作者梁鹤年还提出了“城市人”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服务和发挥人的本性(理性和物性),去建设配得上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聚居之所。
作者简介 · · · · · ·
梁鹤年,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1970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197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硕士学位,1982年获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硕士学位,1985年获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开发与管理博士学位。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曾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并创办“国家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修班”“亚太区驻加拿大大使论坛”,于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2002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目录 · · · · · ·
1 柏拉图的“恒”
2 奥古斯丁的“性恶”
3 亚里士多德的“变”
4 阿奎那的“普世价值”
5 古雅典的“民主”
6 经院派与“公平价格”
7 笛卡尔的“天赋理念”
8 洛克的“自由”
9 城市人
10 再谈城市人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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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治国(城邦之国)与修身相比。人有肉欲,荣辱,正误之念;国有平民,战士,领导之分;各掌握生产,捍卫,管治之责。正如一个人的灵魂同时拥有欲念,意志,理性,一个理想国(城邦)就是三者之间道德性的和谐组合。他的理想国是智慧之治。智慧就是对义的认识。义的本质形就是秩序(按个别能力分工)与平衡(按整体利益管治)。也就是说,平民,战士与领导之间,生产,捍卫与管制之间要保持适当的秩序和平衡,社会才得和谐,安定。 柏拉图提出教育和强制。最理想的是大家都能明白和谐至上,为此柏拉图是那么地强调教育。但如果仍有不听从理性统治的,卫国阶级就要强制他们。怎样保证统治是理性的?柏拉图提出哲学家君王的理念:君王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才可以当君王。理想国的哲学家君王是经过长期的教育,严格的选拔才产生的。君王的智慧使他懂得以义治国;国民的智慧使他们挑选出这位君王,并愿意服从这位君王。君王的智慧与国民的智慧是平等平行,异途同归,终点是义,表现在和谐地各适其位,各尽其才,并以此带来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 柏拉图的恒 -
怀特海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思维的一个又一个注脚而已。柏拉图哲学内容丰富极了。在这一章里,我想聚焦于“恒”。恒是不变与永恒,是形的一种特性。宇宙是形与物组成的,但只有形才是真正的存在。它们是永远存在,永不改变,是物的本质,只可以经理性去认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 柏拉图的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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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的书评 · · · · · · ( 全部 3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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珏儿 (人生就应该活在热情与兴趣里)
现代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不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自存/共存平衡意识是条生路,也是“城市人”规划范式的道德和技术方向。 这套“城市人理论”的核心观点和要素就在下面这一段话里: “...2017-10-24 11:33:39
现代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不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自存/共存平衡意识是条生路,也是“城市人”规划范式的道德和技术方向。 引自 10 再谈城市人 这套“城市人理论”的核心观点和要素就在下面这一段话里:
“城市人”同时是空间机会的追求者和供给者。他们的追求和供给体现在人居。人聚在一起的因是追求空间机会,果是供给这些机会。规划的工作就是通过观察/分析空间机会的匹配度(以各类“城市人”的追求力度和满意程度去衡量)去掌握在典型人居(以人口规模,结构和密度去分别,如邻里,小区,市区,都市等)之内的典型“城市人”(以年龄,性别,生命阶段为基本属性,以及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为偶然属性,如家长,工人,顾客,学校校长,工厂老板,商场老板等)的自存/共存平衡点(如适度上学步行距离的共识,适度上班通勤时间的共识,适度商场购物路程的共识等),然后用这些平衡点去指导城市土地与功能在点与量上的匹配(设计原则,指标系统,管理体制等),也就是把人的理性(追求自存/共存平衡)演绎到人的物性(追求空间机会)之上。 西方规划界(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的西方人)很欣赏欧洲中古城市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城市建筑风貌。其实,中古城市的土地利用(下店上居,前铺后居,工商混杂等等)一方面反映权力分配(封建领主拥有土地,因此出现土地密集型生产技术,带来土地密集使用),一方面反映宗教理想(在神的家庭里,整体利益之下,人人平等,土地混合使用是理所当然的)。那时的西方是典型阿奎那思维,强调人性的自存/共存倾向。但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回复上古奥古斯丁的“性恶”理念。18世纪的休谟提出“人的科学”,指出人的天性就是自利,不是堕落,也不需要救赎;整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只有自利,只要自利不损人就可以了。他的好友斯密给自利带上光环,提出“追求私利可达公益”。接着,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生产技术,引发出以资本为导向(相对于以劳动力或土地为导向)的规模生产。从此,主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追求私利有理,只要不损害别人。但是,工业生产造成的噪音,尘土,哪有不损人?规模生产的用地,怎能是零碎分散?于是,功能分区出现,工业,商业,居住用地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以减少社会纷争,以提高资本效率。现有的规划思路(楚河汉界的功能分区),制度(利益博弈的决策机制)都源于此。有目共睹,功能分区扼杀了城市里有机性和整体性的运作和活力;增加了对基础设施的压力。这套规划范式在西方的失败也可以从无休止的公众参与和无法实现的混合用途看出一点端倪。过了百年,各种生活与生产活动对环境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和冲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现代的轻工业和高科技工业与服务行业的污染性(包括噪音)大大地减少了。同时,市民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邻里关系和邻里区内的安全。他们越来越接受(或可以说是重新接受),甚至向往前铺后居,下铺上居的把工作与生活放在一起的多样化和混合式的城市环境。 引自 10 再谈城市人 这一段总结整本书的核心概念。
关于规划的民主的具体实施办法,作者也有了细节的计划:
规划机制有三部分:上是引导机制,其功能在创造共识;下是科研机制,其功能在辨认实情;中间是设计与实施机制,其功能在把上令与下情落实到规划的制定和实践上。这个处于上令和下情中间的设计与实施机制是规划的中枢,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空间机会的关键在可达性。以人为本的规划必须接受可达性是可以用人的尺度去判断的。最基本和最可靠的尺度是人人每天只有小时,人步行的时速约4公里。起居作息的时间分配是绝大多数人以家居为中心的45分钟左右的半径为步行的极限。为此,人的官能能够直接接触到的空间会集中于家居(或其他中心如工作所在)周围的30平方公里之内。这就是他的“住区”范围。若以目前认为是最高的人居密度1万人/平方公里来算,就是不超过30万人的典型城区。这是每个人最贴身的空间范围,是他得栖所,也是他最认识,最关心的环境。关心会驱动他积极参与;认识使他的参与具备内容。规划的上令下达,上情下达应交汇于20万-30万人的人居规模(相当于城区或县城)。这里具有真正民主的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是规划机制的中枢。大于此,群体意识开始抽象,自存于共存的关系开始疏远,对环境的认识开始淡薄,对环境的关心开始淡化。上令(理想)变的空翻。下情(现实)变得模糊。小于此,个体意识开始膨胀,无度的自利开始掩埋有度的自存,眼前的利益显得过重,群体的规模不足以创造足够的美好生活条件。上令(理想)缺乏权威,下情(现实)流于琐碎。 引自 10 再谈城市人 回应 2017-10-24 11:33:39 -
珏儿 (人生就应该活在热情与兴趣里)
规划理论 理论有两类:解释性与指导性。现今城市规划理论大多是指导性的东西。一般都是从不理想的现象或理想的憧憬出发,然后提出办法去处理不理想或追求理想。可是,理想与不理想主要出自意识形态;处理或追求的办法往往是改变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慷慨的陈词使人兴奋,虚无的建议令人失望。 几套求真的理论。简 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城市是社会,经济,环境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最具体现象;而邻里区是这些现象...2017-10-23 13:01:05
规划理论 理论有两类:解释性与指导性。现今城市规划理论大多是指导性的东西。一般都是从不理想的现象或理想的憧憬出发,然后提出办法去处理不理想或追求理想。可是,理想与不理想主要出自意识形态;处理或追求的办法往往是改变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慷慨的陈词使人兴奋,虚无的建议令人失望。 几套求真的理论。简 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城市是社会,经济,环境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最具体现象;而邻里区是这些现象的最基本单元。规划的使命是以政策和组织去鼓励和容纳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商户和居民各自自由建设。阿莫斯 拉波波特(Amos Rapoport)认为环境认识(environmental perception)是人与环境的最基本关系;认知(cognition)是寻找这些关系的内在规律。规划的使命是组织空间构架去反映市民在这些关系上的需要和价值观。克里斯托弗 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认为城市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体。城市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甚至是非空间的。真的城市是自然的(相对由规划者刻意创造的人工城市)。自然城市以半网络型的构架来组织城市活动和城市空间,千变万化。规划的使命是以这半网络型的思维去了解和组织一个活跃和开放的城市。梅尔文 韦伯(Melvin Weber)认为城市是社会秩序的空间现象。人类聚居之处是人类相互交流。交流其实是相互传达信息。信息的质和量是城市化的真正意义。规划影聚焦于人类交往所需的各种联系(communication)方式和渠道上。规划的使命是建设一个能符合(conform)和配合(accommodate)社会活动过程需要的空间组织和形状的城市。这也叫非空间性城市化(non-place urban realm)。这几位都谈不同的真。但是,这些描述和解释都是站在较高的台阶,也没有提出一些比较客观和精准的变量可供验证。当然,也有更基础性的观察。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早期伯吉斯(E W Burgess)的同心圈(concentric tings)城市,霍伊特(H Hoyt)的扇形城市和麦肯齐(R D McKenzie)的多核心城市。这些都是对城市空间现象的表面观察。稍后是比较解释性的理论。霍利(A Hawley)从人文生态学的观点去解释,认为城市的空间格局是从市场驱使的空间竞争的结果。阿朗索(W Alonso)解释城市的布局出自消费需求(市民收入和偏好)与土地供给(区位质量和空间数量)的相互作用。温戈(L Wingo)解释土地利用模式是基于交通畅达程度(accessibility),而居住位置的分布是交通成本与空间成本平衡的结果。鲁德尔(T K Rudel)以市场(人口与市场力量与政治(利益关系者和选民)去解释城市的低密度扩展。)这些规划理论给人的感觉是前期的太硬,后期的太松。早期的理论聚焦于城市的物理,工程层面,忽略了人的层面,规划出平面的图案,立面是图画的城市。有的好看,有的难看,但都是硬把人套进刚性的框框,要人去适应空间而非要空间去适应人。对这些理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现今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理论差不多完全放弃了城市的物理层面(时间与空间),聚焦于经济,社会,政治。但是,什么有关人的事情不涉及经济,社会,政治?为此,这些规划理论好像事事都管,但都没有深度,疏松的很,反而是忽略了空间。 引自 9 城市人 这一段系统梳理了一遍现代的城市规划理论的类型和它们的问题,信息点很充裕。
第一,以人居规模为指引。在不同规模的人居里,规划干的事情和用的工具都不一样,例如邻里区的内街聚焦于安全,市区的马路聚焦于可达,都会的高架路聚焦在速度。不同人居规模应有不同的细分方案。 第二,以空间为焦点。规划是通过空间去匹配城市人和他追求的接触机会。因此,规划工作是演绎接触机会的空间表征。再以好学校为例,好学校的定义可以包括师资,费用,规模,环境,和距离等。好的师资,合适的规模是教育的事;可承受的费用是经济与社会的考虑。这些,规划工作者要有一定的认识,但规划工作聚焦于环境和距离。恰当距离会因中小学生而异。因此好学校作为正面的空间接触机会,可以细分为恰当距离的好中学,恰当距离的好小学等。 第三,以典型为砌块。建设理论需要归纳事实,归纳一定需要抽象。抽象是人类生存不可缺的思维范式。没有典型就没法做分析,没法做规划。每个典型人居都有其典型的人居变量和接触机会。做邻里区规划就需要考虑典型的住宅;做街区规划就要考虑典型的邻里;做市区规划就要考虑典型的街区。 引自 9 城市人 论城市规划中的城市人与其他学科人的相似处。
城市人与经纪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经纪人理性地追求私利,如果私利包括空间接触机会,岂不就是城市人?况且,经纪人也是追求最优化,追求市场中公与求的匹配。我的看法是:城市人想以最少气力(成本)去得到最多接触机会(效益),因此他是个经济人,城市人塑造(包括通过政治手段)美好的人居,因此他是个政治人。但是,城市人聚焦于人居的变量(人口,结构,密度),视之为空间接触机会的必要条件。可见,城市人有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的成分,但是另一类人。 引自 9 城市人 规划工作不是万能的,不想我所想象的那样可以改变社会阶级。规划工作只能尽可能的做一些社会公益。
城市人理念帮助规划聚焦于空间接触机会,帮助规划工作者鉴辨人居典型,鉴辨哪些人居变量最能影响哪些空间接触机会,哪些规划手段最能影响哪些人居变量。如此,规划工作者就可以使用最合适的规划手段去提升城市人的空间接触机会。但是,城市规划不可能改变城市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贫富之别,贵贱之分不是城市规划改变得来的。唯是城市规划仍要保证最边缘的人都有起码的生活空间和基本服务,因为这是人的起码尊严;要防止最主流的人侵占大众的生活空间,垄断大众的基本服务,因为这是人的起码公道。 供选方案可以是抑恶(例如功能分区是要避免人人追求私利中产生的冲突),也可以是扬善,无论是邻里内的守望相助或马路上的相互礼让。美国近代作曲家,剧作家和建筑评论家拉斯金(Eugene Raskin, 1909-2004)如此说:“城市面貌远超于设计和规划。首先是人的价值,目标和对个人责任的认识。看看我们的内心,灵魂的思想,当他们变得美丽时城市会很快地跟上去。”我相信扬善的方案会激励城市人向善的倾向,选择行善的行为。道萨蒂亚斯把自由看作人类的基本追求,自由的体现在选择,选择的范围决定选择的结果。抑恶难免,但中国传统有性善的文化,规划创作可否发扬一下? 引自 9 城市人 这一段倒是很激励人心。以发扬人的善性来做规划是个不错的指导方法。
回应 2017-10-23 13:01:05 -
珏儿 (人生就应该活在热情与兴趣里)
洛克登场之时,笛卡尔的理想主义已是欧洲主流。洛克还是先要达到笛卡尔的天赋理念,既否定内在真理的存在。洛克认为唯有通过官能才可以接触现实,认识世界。他把人的脑袋形容为一张白纸(tabula rasa),经验把它塑造,不同经验塑造出不同思想,经验就是观感(sensation,官能的感知)加上反思(reflection)。外界事物刺激官能,带来感知(perception),继而经反思产生理念(ideas)。 休谟对人的推动力和道德观有这样的形容...2017-10-22 17:06:18
洛克登场之时,笛卡尔的理想主义已是欧洲主流。洛克还是先要达到笛卡尔的天赋理念,既否定内在真理的存在。洛克认为唯有通过官能才可以接触现实,认识世界。他把人的脑袋形容为一张白纸(tabula rasa),经验把它塑造,不同经验塑造出不同思想,经验就是观感(sensation,官能的感知)加上反思(reflection)。外界事物刺激官能,带来感知(perception),继而经反思产生理念(ideas)。 休谟对人的推动力和道德观有这样的形容:“理知是,也应该是欲望的奴隶,除了服从欲望和替欲望服务之外,并无别的人物。”相应地,欲望是人改变世界,改造环境的推动力。“道德情绪刺激欲念去产生行动,与理知无关。因此,道德的准则不是从理知得来的结论。”这就是休谟的轮理论的基础。休谟的政治理论完全来自他的伦理观,也就是人性基本是自私的。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他能维持社会的和平与秩序的基础之上。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用这段记一下经验主义的政治伦理观。
城市规划的主要手段是控制土地的用地类别和使用密度,为此,城市规划一定要限制产权。严格来说,城市规划不是征产,只是约束产权,所以不用补偿。这类的夺取产权或限制财产使用叫无赎半征产(quasi-expropriation without compensation)-通过实施法定权利无偿地去约束产权,包括以下(美国,加拿大)。 从一开始,西方的城市规划就是带着“社会主义”的意识(或称进步意识,progressivism),这是可以理解的。整个19世纪是工业革命引出的资本主义的成长期,其载体是城市。追求私利的自由是资本城市的氧气;自由追求私利带来的纷争,混乱是资本城市的废气。规划城市是为增加氧气(城市效率),减轻废气(城市公平),用的口号是公众利益。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有一定的冲突,为此,为保护和提升公众利益为使命的城市规划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有违以个人为中心,自由为原则和私有产权为焦点的主流政治意识。直到今天,美国仍有人视城市规划为社会主义病毒的入侵:意识形态上,规划威胁私有产权,侵犯个人自由,是不公平;知识技术上,规划妄图取代市场,扭曲资源分配,是不效率。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没想到为公众利益着想的城市规划在西方意识形态下的世界还被人看作病毒,不看真是令人想不到。
为什么仍需要规划,而且还不断增加规划的权利?规划本身有什么价值,什么作用?其实,就算真的没有比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张力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好像越来越严重,因此不能不处理,而规划时间好工具。在不改变制度的前提之下,规划弥补自由与私产制度的弊端和瑕疵。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在美国,对规划有真正影响力的不是对土地/空间利用有研究的规划师,而是处理纷争和诉讼的律师。名律师Richard Badcock的区划法游戏(The Zoning Game, 1964)和再谈区划法游戏 (The Zoning Game Revisited, 1990)是规划专业的必读书。
个人自由的追求产生竞争,竞争导致纷争。这些纷争又怎可能通过以追求个人自由为动机的政治博弈及参与去解决?单凭经验,尤其是在乱世,使人聚焦于人性中性显的自我保存,而忽视了人性中性隐的与人共存,得出人性只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并奉之为自然之法。这样的自然之法,用之于经济理论和社会治理之上,自然产生很多使人在直觉上(其实是反映天道)知道是不合情理的现象,尤其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公平。无怪这套偏差的现代自然之法渐渐失去说服力。但现代西方不敢回返古典自然之法,就只有在丰富资源的支撑,祖宗余荫的缓冲和残余传统的约束下糊糊涂涂地混下去。无怪有人把西方政治形容为蒙混过关的科学。可以说,洛克式的自由实在是颠倒了人性,因此也颠覆了天道。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但确实这番话有他的道理。
西方城市规划实在是个反讽,悖论。在实践上,规划需要在追求资本效率的大气候里约束某些资本的效率;在提升个人自由的大气候里约束某些个人的自由。 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只有两种选择-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如果由私人垄断,社会公益(超越个人利益,从整体幸福出发的公共利益)无望;如果由国家垄断,社会公益也许有望。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土地私有是件可怕的事,小民是永远斗不过大开发商的,以小利跟农民换取手中的地赚取大利是很容易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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珏儿 (人生就应该活在热情与兴趣里)
这方法有两个思考的准则:1 直觉(intuition)是纯理性之光,透过一个清晰而留心的思维而产生的一种清晰而分明,无可置疑的理念(ideas,有人译作观念)。2,演绎(deduction)是把已确定的真作为基础去往前推理(inference)。 笛卡尔肯定不认同辩是求真之途。他指出三段式的辩证完全无助于发现真理。在哲学原则中他如是说:“它(辩)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用来偶尔向他人更容易地解释我已经发现了的真理,所以它应该从哲学改为...2017-10-21 17:07:37
这方法有两个思考的准则:1 直觉(intuition)是纯理性之光,透过一个清晰而留心的思维而产生的一种清晰而分明,无可置疑的理念(ideas,有人译作观念)。2,演绎(deduction)是把已确定的真作为基础去往前推理(inference)。 笛卡尔肯定不认同辩是求真之途。他指出三段式的辩证完全无助于发现真理。在哲学原则中他如是说:“它(辩)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用来偶尔向他人更容易地解释我已经发现了的真理,所以它应该从哲学改为修辞学。” 假如你不满足于辩出来的相对真理,你也许就有绝对真理的倾向。绝对真理不可能是由众人辩论,经政治认同而产生出来的。它必然是人人可懂,虽然可以有懂多懂少的分别;它必然是无需争辩,虽然会因为懂多懂少而产生分歧。 其实,这是一般为人民服务行业的普遍现象,反映真理越辩越明的政治文化-非但人人可以说话,而且不能不说话。规划是左右逢源。因为它既可以是当权者的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是夺权者的为民请命。多说话是理所当然。为人民服务的规划要多说话,好使人民认同它言之成理。为民请命的规划要多说话,好使人民认同它敢对权力说真理。 如果人民要做真真正正的主人就得明白自己(主人)需要什么,明白规划工作者(仆人)可以干什么。这才是个明理的主人。不明此理的主人会有非分之想,对仆人要求过高,使仆人无法交差;或会胡思乱想,对仆人号令不明,使仆人无所适从。好仆人(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是帮助主人想的合理,合度,好使做主人的能够心想事成,做仆人的能够发挥效率。 尊重真理的规划制度会滋养一种追求真理的规划文化去使所有参与者会多想想什么是合理的规划,包括什么是个人的合理追求,别人的合理追求,对大家都有利的追求。这样的制度需要两个条件:少讲,多想。规划工作者自身应该多想少讲,可以向宗教学习。中外宗教都有避静 退省(retreat)的灵修活动,以静默,退隐去创造空间,摈除杂念,收敛心神把人的思想带进一个清晰和留心的境界去聆听神的说话或自己的心声。用笛卡尔的说法就是让理性之光进来,让天赋理念呈现, 规划工作者应该怎样去想?城市是个现象,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现象的评价和处理。可分四阶段:1,描述某个城市现象; 2,解释这个城市现象的成因;3,评价这现象的好坏;4,设计有效手段去处理。 引自 7 笛卡尔的天赋理念 关于退省,作者给出的一个很详细的举措就是:
大清早,有关人等(人数可以是几个人到几十人)交集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幽静之所。谁也不准迟到,早退,谁也不带手机,电脑(除了极少的工作组人员)。退省的主持人乃机构的最高负责人,由他以身作则,先宣布退省的首要规则:整天不准说话,没有讨论,更没有辩论,就算寒暄客套也只容微笑点头,吃饭时也不能交流。继而是请退省主持人以不超过一个小时去介绍他会如何探索这主题/问题的真相,聚焦于思路而非结论,旨在于启发而非批判。接着就是在真理人人可辨,人人相通的共识下各自入静,各自找合适自己的环境和姿态去启动清晰和留心的思想。除了不说话之外,还不准写,不准度,好使脑袋更能察觉清晰和分明的理念。两小时后,也就是中饭前的半小时左右,各人分配纸笔,把对思考主题/问题真相的所得,以最简练的言辞,用最少的字数(不超过一两百个字)写下来,交给退省工作组。午饭后,所有小结都已经打印出来,贴在公示板上,供众人观看,但在午后不久就收起来,以免影响众人下午的静思。四时左右,各人按同样主题/问题再写小结,可以是上午所思的精炼,也可以是新的发现。小结之后,应是四点半左右。众人再齐集在一起,那时,想发言的有机会发言,但没人不超过5-10分钟。 若是真理越辩越明成为真理的掩护和工具,那就有问题了:1,这种辩聚焦在求利而不再求理,不是以理去判决利的分配,而是以利去支配理的曲直,得出的往往是歪理。2,这种求理是委托于能言善辩之辈。他们不可能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得出来的往往是强词。 如果我们相信合理的规划应该建立在所有参与者的合理追求之上,那么我们需要的不是多辩,是多想。辩是难免的,但先辨后辩比不辨之辩较符合理性。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第一沉思如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绝不认为必须要认识的非常清楚,分明才去做,相反,我主张甚至用不着等。有时,我们必须在许多完全不认识和不可靠的事物中选择一个,并且在决定下来之后,就如同是经过可靠的和非常明显的理由选择出来的那样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日常生活行动中办事的需要,只能如此。但是我们在进行真理的思考时,则不应该这样。” 在方法上,他建议:1,在分辨真,伪的时候一定要完全依靠理性。在清楚和分明的鉴别下,意志一定要同意理性。但有限的理性不足辨明一切,在未辨明之前,意志无须下判断。我们可以无限期地不作出决定,直到有充分和肯定的真知。2,在分辨善恶的时候,理性一定不够用,但行动仍要进行。在此情况下,应有的立场就是在实际生活中要不断思考真理,但不坚持要有清楚的真理才做出行动。由此引申出的最高德行就是:“我们的理性无须完全无误,只须我们的良心知道在最佳判断之下,果断地做出行动。”果断和坚定才是关键。 引自 7 笛卡尔的天赋理念 这一段话理应给我这个非要想清楚再做事的人一个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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珏儿 (人生就应该活在热情与兴趣里)
现代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不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自存/共存平衡意识是条生路,也是“城市人”规划范式的道德和技术方向。 这套“城市人理论”的核心观点和要素就在下面这一段话里: “...2017-10-24 11:33:39
现代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不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自存/共存平衡意识是条生路,也是“城市人”规划范式的道德和技术方向。 引自 10 再谈城市人 这套“城市人理论”的核心观点和要素就在下面这一段话里:
“城市人”同时是空间机会的追求者和供给者。他们的追求和供给体现在人居。人聚在一起的因是追求空间机会,果是供给这些机会。规划的工作就是通过观察/分析空间机会的匹配度(以各类“城市人”的追求力度和满意程度去衡量)去掌握在典型人居(以人口规模,结构和密度去分别,如邻里,小区,市区,都市等)之内的典型“城市人”(以年龄,性别,生命阶段为基本属性,以及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为偶然属性,如家长,工人,顾客,学校校长,工厂老板,商场老板等)的自存/共存平衡点(如适度上学步行距离的共识,适度上班通勤时间的共识,适度商场购物路程的共识等),然后用这些平衡点去指导城市土地与功能在点与量上的匹配(设计原则,指标系统,管理体制等),也就是把人的理性(追求自存/共存平衡)演绎到人的物性(追求空间机会)之上。 西方规划界(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的西方人)很欣赏欧洲中古城市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城市建筑风貌。其实,中古城市的土地利用(下店上居,前铺后居,工商混杂等等)一方面反映权力分配(封建领主拥有土地,因此出现土地密集型生产技术,带来土地密集使用),一方面反映宗教理想(在神的家庭里,整体利益之下,人人平等,土地混合使用是理所当然的)。那时的西方是典型阿奎那思维,强调人性的自存/共存倾向。但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回复上古奥古斯丁的“性恶”理念。18世纪的休谟提出“人的科学”,指出人的天性就是自利,不是堕落,也不需要救赎;整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只有自利,只要自利不损人就可以了。他的好友斯密给自利带上光环,提出“追求私利可达公益”。接着,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生产技术,引发出以资本为导向(相对于以劳动力或土地为导向)的规模生产。从此,主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追求私利有理,只要不损害别人。但是,工业生产造成的噪音,尘土,哪有不损人?规模生产的用地,怎能是零碎分散?于是,功能分区出现,工业,商业,居住用地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以减少社会纷争,以提高资本效率。现有的规划思路(楚河汉界的功能分区),制度(利益博弈的决策机制)都源于此。有目共睹,功能分区扼杀了城市里有机性和整体性的运作和活力;增加了对基础设施的压力。这套规划范式在西方的失败也可以从无休止的公众参与和无法实现的混合用途看出一点端倪。过了百年,各种生活与生产活动对环境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和冲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现代的轻工业和高科技工业与服务行业的污染性(包括噪音)大大地减少了。同时,市民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邻里关系和邻里区内的安全。他们越来越接受(或可以说是重新接受),甚至向往前铺后居,下铺上居的把工作与生活放在一起的多样化和混合式的城市环境。 引自 10 再谈城市人 这一段总结整本书的核心概念。
关于规划的民主的具体实施办法,作者也有了细节的计划:
规划机制有三部分:上是引导机制,其功能在创造共识;下是科研机制,其功能在辨认实情;中间是设计与实施机制,其功能在把上令与下情落实到规划的制定和实践上。这个处于上令和下情中间的设计与实施机制是规划的中枢,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空间机会的关键在可达性。以人为本的规划必须接受可达性是可以用人的尺度去判断的。最基本和最可靠的尺度是人人每天只有小时,人步行的时速约4公里。起居作息的时间分配是绝大多数人以家居为中心的45分钟左右的半径为步行的极限。为此,人的官能能够直接接触到的空间会集中于家居(或其他中心如工作所在)周围的30平方公里之内。这就是他的“住区”范围。若以目前认为是最高的人居密度1万人/平方公里来算,就是不超过30万人的典型城区。这是每个人最贴身的空间范围,是他得栖所,也是他最认识,最关心的环境。关心会驱动他积极参与;认识使他的参与具备内容。规划的上令下达,上情下达应交汇于20万-30万人的人居规模(相当于城区或县城)。这里具有真正民主的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是规划机制的中枢。大于此,群体意识开始抽象,自存于共存的关系开始疏远,对环境的认识开始淡薄,对环境的关心开始淡化。上令(理想)变的空翻。下情(现实)变得模糊。小于此,个体意识开始膨胀,无度的自利开始掩埋有度的自存,眼前的利益显得过重,群体的规模不足以创造足够的美好生活条件。上令(理想)缺乏权威,下情(现实)流于琐碎。 引自 10 再谈城市人 回应 2017-10-24 11:33:39 -
珏儿 (人生就应该活在热情与兴趣里)
规划理论 理论有两类:解释性与指导性。现今城市规划理论大多是指导性的东西。一般都是从不理想的现象或理想的憧憬出发,然后提出办法去处理不理想或追求理想。可是,理想与不理想主要出自意识形态;处理或追求的办法往往是改变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慷慨的陈词使人兴奋,虚无的建议令人失望。 几套求真的理论。简 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城市是社会,经济,环境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最具体现象;而邻里区是这些现象...2017-10-23 13:01:05
规划理论 理论有两类:解释性与指导性。现今城市规划理论大多是指导性的东西。一般都是从不理想的现象或理想的憧憬出发,然后提出办法去处理不理想或追求理想。可是,理想与不理想主要出自意识形态;处理或追求的办法往往是改变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慷慨的陈词使人兴奋,虚无的建议令人失望。 几套求真的理论。简 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城市是社会,经济,环境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最具体现象;而邻里区是这些现象的最基本单元。规划的使命是以政策和组织去鼓励和容纳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商户和居民各自自由建设。阿莫斯 拉波波特(Amos Rapoport)认为环境认识(environmental perception)是人与环境的最基本关系;认知(cognition)是寻找这些关系的内在规律。规划的使命是组织空间构架去反映市民在这些关系上的需要和价值观。克里斯托弗 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认为城市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体。城市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甚至是非空间的。真的城市是自然的(相对由规划者刻意创造的人工城市)。自然城市以半网络型的构架来组织城市活动和城市空间,千变万化。规划的使命是以这半网络型的思维去了解和组织一个活跃和开放的城市。梅尔文 韦伯(Melvin Weber)认为城市是社会秩序的空间现象。人类聚居之处是人类相互交流。交流其实是相互传达信息。信息的质和量是城市化的真正意义。规划影聚焦于人类交往所需的各种联系(communication)方式和渠道上。规划的使命是建设一个能符合(conform)和配合(accommodate)社会活动过程需要的空间组织和形状的城市。这也叫非空间性城市化(non-place urban realm)。这几位都谈不同的真。但是,这些描述和解释都是站在较高的台阶,也没有提出一些比较客观和精准的变量可供验证。当然,也有更基础性的观察。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早期伯吉斯(E W Burgess)的同心圈(concentric tings)城市,霍伊特(H Hoyt)的扇形城市和麦肯齐(R D McKenzie)的多核心城市。这些都是对城市空间现象的表面观察。稍后是比较解释性的理论。霍利(A Hawley)从人文生态学的观点去解释,认为城市的空间格局是从市场驱使的空间竞争的结果。阿朗索(W Alonso)解释城市的布局出自消费需求(市民收入和偏好)与土地供给(区位质量和空间数量)的相互作用。温戈(L Wingo)解释土地利用模式是基于交通畅达程度(accessibility),而居住位置的分布是交通成本与空间成本平衡的结果。鲁德尔(T K Rudel)以市场(人口与市场力量与政治(利益关系者和选民)去解释城市的低密度扩展。)这些规划理论给人的感觉是前期的太硬,后期的太松。早期的理论聚焦于城市的物理,工程层面,忽略了人的层面,规划出平面的图案,立面是图画的城市。有的好看,有的难看,但都是硬把人套进刚性的框框,要人去适应空间而非要空间去适应人。对这些理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现今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理论差不多完全放弃了城市的物理层面(时间与空间),聚焦于经济,社会,政治。但是,什么有关人的事情不涉及经济,社会,政治?为此,这些规划理论好像事事都管,但都没有深度,疏松的很,反而是忽略了空间。 引自 9 城市人 这一段系统梳理了一遍现代的城市规划理论的类型和它们的问题,信息点很充裕。
第一,以人居规模为指引。在不同规模的人居里,规划干的事情和用的工具都不一样,例如邻里区的内街聚焦于安全,市区的马路聚焦于可达,都会的高架路聚焦在速度。不同人居规模应有不同的细分方案。 第二,以空间为焦点。规划是通过空间去匹配城市人和他追求的接触机会。因此,规划工作是演绎接触机会的空间表征。再以好学校为例,好学校的定义可以包括师资,费用,规模,环境,和距离等。好的师资,合适的规模是教育的事;可承受的费用是经济与社会的考虑。这些,规划工作者要有一定的认识,但规划工作聚焦于环境和距离。恰当距离会因中小学生而异。因此好学校作为正面的空间接触机会,可以细分为恰当距离的好中学,恰当距离的好小学等。 第三,以典型为砌块。建设理论需要归纳事实,归纳一定需要抽象。抽象是人类生存不可缺的思维范式。没有典型就没法做分析,没法做规划。每个典型人居都有其典型的人居变量和接触机会。做邻里区规划就需要考虑典型的住宅;做街区规划就要考虑典型的邻里;做市区规划就要考虑典型的街区。 引自 9 城市人 论城市规划中的城市人与其他学科人的相似处。
城市人与经纪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经纪人理性地追求私利,如果私利包括空间接触机会,岂不就是城市人?况且,经纪人也是追求最优化,追求市场中公与求的匹配。我的看法是:城市人想以最少气力(成本)去得到最多接触机会(效益),因此他是个经济人,城市人塑造(包括通过政治手段)美好的人居,因此他是个政治人。但是,城市人聚焦于人居的变量(人口,结构,密度),视之为空间接触机会的必要条件。可见,城市人有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的成分,但是另一类人。 引自 9 城市人 规划工作不是万能的,不想我所想象的那样可以改变社会阶级。规划工作只能尽可能的做一些社会公益。
城市人理念帮助规划聚焦于空间接触机会,帮助规划工作者鉴辨人居典型,鉴辨哪些人居变量最能影响哪些空间接触机会,哪些规划手段最能影响哪些人居变量。如此,规划工作者就可以使用最合适的规划手段去提升城市人的空间接触机会。但是,城市规划不可能改变城市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贫富之别,贵贱之分不是城市规划改变得来的。唯是城市规划仍要保证最边缘的人都有起码的生活空间和基本服务,因为这是人的起码尊严;要防止最主流的人侵占大众的生活空间,垄断大众的基本服务,因为这是人的起码公道。 供选方案可以是抑恶(例如功能分区是要避免人人追求私利中产生的冲突),也可以是扬善,无论是邻里内的守望相助或马路上的相互礼让。美国近代作曲家,剧作家和建筑评论家拉斯金(Eugene Raskin, 1909-2004)如此说:“城市面貌远超于设计和规划。首先是人的价值,目标和对个人责任的认识。看看我们的内心,灵魂的思想,当他们变得美丽时城市会很快地跟上去。”我相信扬善的方案会激励城市人向善的倾向,选择行善的行为。道萨蒂亚斯把自由看作人类的基本追求,自由的体现在选择,选择的范围决定选择的结果。抑恶难免,但中国传统有性善的文化,规划创作可否发扬一下? 引自 9 城市人 这一段倒是很激励人心。以发扬人的善性来做规划是个不错的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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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登场之时,笛卡尔的理想主义已是欧洲主流。洛克还是先要达到笛卡尔的天赋理念,既否定内在真理的存在。洛克认为唯有通过官能才可以接触现实,认识世界。他把人的脑袋形容为一张白纸(tabula rasa),经验把它塑造,不同经验塑造出不同思想,经验就是观感(sensation,官能的感知)加上反思(reflection)。外界事物刺激官能,带来感知(perception),继而经反思产生理念(ideas)。 休谟对人的推动力和道德观有这样的形容...2017-10-22 17:06:18
洛克登场之时,笛卡尔的理想主义已是欧洲主流。洛克还是先要达到笛卡尔的天赋理念,既否定内在真理的存在。洛克认为唯有通过官能才可以接触现实,认识世界。他把人的脑袋形容为一张白纸(tabula rasa),经验把它塑造,不同经验塑造出不同思想,经验就是观感(sensation,官能的感知)加上反思(reflection)。外界事物刺激官能,带来感知(perception),继而经反思产生理念(ideas)。 休谟对人的推动力和道德观有这样的形容:“理知是,也应该是欲望的奴隶,除了服从欲望和替欲望服务之外,并无别的人物。”相应地,欲望是人改变世界,改造环境的推动力。“道德情绪刺激欲念去产生行动,与理知无关。因此,道德的准则不是从理知得来的结论。”这就是休谟的轮理论的基础。休谟的政治理论完全来自他的伦理观,也就是人性基本是自私的。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他能维持社会的和平与秩序的基础之上。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用这段记一下经验主义的政治伦理观。
城市规划的主要手段是控制土地的用地类别和使用密度,为此,城市规划一定要限制产权。严格来说,城市规划不是征产,只是约束产权,所以不用补偿。这类的夺取产权或限制财产使用叫无赎半征产(quasi-expropriation without compensation)-通过实施法定权利无偿地去约束产权,包括以下(美国,加拿大)。 从一开始,西方的城市规划就是带着“社会主义”的意识(或称进步意识,progressivism),这是可以理解的。整个19世纪是工业革命引出的资本主义的成长期,其载体是城市。追求私利的自由是资本城市的氧气;自由追求私利带来的纷争,混乱是资本城市的废气。规划城市是为增加氧气(城市效率),减轻废气(城市公平),用的口号是公众利益。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有一定的冲突,为此,为保护和提升公众利益为使命的城市规划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有违以个人为中心,自由为原则和私有产权为焦点的主流政治意识。直到今天,美国仍有人视城市规划为社会主义病毒的入侵:意识形态上,规划威胁私有产权,侵犯个人自由,是不公平;知识技术上,规划妄图取代市场,扭曲资源分配,是不效率。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没想到为公众利益着想的城市规划在西方意识形态下的世界还被人看作病毒,不看真是令人想不到。
为什么仍需要规划,而且还不断增加规划的权利?规划本身有什么价值,什么作用?其实,就算真的没有比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张力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好像越来越严重,因此不能不处理,而规划时间好工具。在不改变制度的前提之下,规划弥补自由与私产制度的弊端和瑕疵。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在美国,对规划有真正影响力的不是对土地/空间利用有研究的规划师,而是处理纷争和诉讼的律师。名律师Richard Badcock的区划法游戏(The Zoning Game, 1964)和再谈区划法游戏 (The Zoning Game Revisited, 1990)是规划专业的必读书。
个人自由的追求产生竞争,竞争导致纷争。这些纷争又怎可能通过以追求个人自由为动机的政治博弈及参与去解决?单凭经验,尤其是在乱世,使人聚焦于人性中性显的自我保存,而忽视了人性中性隐的与人共存,得出人性只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并奉之为自然之法。这样的自然之法,用之于经济理论和社会治理之上,自然产生很多使人在直觉上(其实是反映天道)知道是不合情理的现象,尤其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公平。无怪这套偏差的现代自然之法渐渐失去说服力。但现代西方不敢回返古典自然之法,就只有在丰富资源的支撑,祖宗余荫的缓冲和残余传统的约束下糊糊涂涂地混下去。无怪有人把西方政治形容为蒙混过关的科学。可以说,洛克式的自由实在是颠倒了人性,因此也颠覆了天道。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但确实这番话有他的道理。
西方城市规划实在是个反讽,悖论。在实践上,规划需要在追求资本效率的大气候里约束某些资本的效率;在提升个人自由的大气候里约束某些个人的自由。 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只有两种选择-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如果由私人垄断,社会公益(超越个人利益,从整体幸福出发的公共利益)无望;如果由国家垄断,社会公益也许有望。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土地私有是件可怕的事,小民是永远斗不过大开发商的,以小利跟农民换取手中的地赚取大利是很容易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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珏儿 (人生就应该活在热情与兴趣里)
这方法有两个思考的准则:1 直觉(intuition)是纯理性之光,透过一个清晰而留心的思维而产生的一种清晰而分明,无可置疑的理念(ideas,有人译作观念)。2,演绎(deduction)是把已确定的真作为基础去往前推理(inference)。 笛卡尔肯定不认同辩是求真之途。他指出三段式的辩证完全无助于发现真理。在哲学原则中他如是说:“它(辩)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用来偶尔向他人更容易地解释我已经发现了的真理,所以它应该从哲学改为...2017-10-21 17:07:37
这方法有两个思考的准则:1 直觉(intuition)是纯理性之光,透过一个清晰而留心的思维而产生的一种清晰而分明,无可置疑的理念(ideas,有人译作观念)。2,演绎(deduction)是把已确定的真作为基础去往前推理(inference)。 笛卡尔肯定不认同辩是求真之途。他指出三段式的辩证完全无助于发现真理。在哲学原则中他如是说:“它(辩)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用来偶尔向他人更容易地解释我已经发现了的真理,所以它应该从哲学改为修辞学。” 假如你不满足于辩出来的相对真理,你也许就有绝对真理的倾向。绝对真理不可能是由众人辩论,经政治认同而产生出来的。它必然是人人可懂,虽然可以有懂多懂少的分别;它必然是无需争辩,虽然会因为懂多懂少而产生分歧。 其实,这是一般为人民服务行业的普遍现象,反映真理越辩越明的政治文化-非但人人可以说话,而且不能不说话。规划是左右逢源。因为它既可以是当权者的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是夺权者的为民请命。多说话是理所当然。为人民服务的规划要多说话,好使人民认同它言之成理。为民请命的规划要多说话,好使人民认同它敢对权力说真理。 如果人民要做真真正正的主人就得明白自己(主人)需要什么,明白规划工作者(仆人)可以干什么。这才是个明理的主人。不明此理的主人会有非分之想,对仆人要求过高,使仆人无法交差;或会胡思乱想,对仆人号令不明,使仆人无所适从。好仆人(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是帮助主人想的合理,合度,好使做主人的能够心想事成,做仆人的能够发挥效率。 尊重真理的规划制度会滋养一种追求真理的规划文化去使所有参与者会多想想什么是合理的规划,包括什么是个人的合理追求,别人的合理追求,对大家都有利的追求。这样的制度需要两个条件:少讲,多想。规划工作者自身应该多想少讲,可以向宗教学习。中外宗教都有避静 退省(retreat)的灵修活动,以静默,退隐去创造空间,摈除杂念,收敛心神把人的思想带进一个清晰和留心的境界去聆听神的说话或自己的心声。用笛卡尔的说法就是让理性之光进来,让天赋理念呈现, 规划工作者应该怎样去想?城市是个现象,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现象的评价和处理。可分四阶段:1,描述某个城市现象; 2,解释这个城市现象的成因;3,评价这现象的好坏;4,设计有效手段去处理。 引自 7 笛卡尔的天赋理念 关于退省,作者给出的一个很详细的举措就是:
大清早,有关人等(人数可以是几个人到几十人)交集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幽静之所。谁也不准迟到,早退,谁也不带手机,电脑(除了极少的工作组人员)。退省的主持人乃机构的最高负责人,由他以身作则,先宣布退省的首要规则:整天不准说话,没有讨论,更没有辩论,就算寒暄客套也只容微笑点头,吃饭时也不能交流。继而是请退省主持人以不超过一个小时去介绍他会如何探索这主题/问题的真相,聚焦于思路而非结论,旨在于启发而非批判。接着就是在真理人人可辨,人人相通的共识下各自入静,各自找合适自己的环境和姿态去启动清晰和留心的思想。除了不说话之外,还不准写,不准度,好使脑袋更能察觉清晰和分明的理念。两小时后,也就是中饭前的半小时左右,各人分配纸笔,把对思考主题/问题真相的所得,以最简练的言辞,用最少的字数(不超过一两百个字)写下来,交给退省工作组。午饭后,所有小结都已经打印出来,贴在公示板上,供众人观看,但在午后不久就收起来,以免影响众人下午的静思。四时左右,各人按同样主题/问题再写小结,可以是上午所思的精炼,也可以是新的发现。小结之后,应是四点半左右。众人再齐集在一起,那时,想发言的有机会发言,但没人不超过5-10分钟。 若是真理越辩越明成为真理的掩护和工具,那就有问题了:1,这种辩聚焦在求利而不再求理,不是以理去判决利的分配,而是以利去支配理的曲直,得出的往往是歪理。2,这种求理是委托于能言善辩之辈。他们不可能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得出来的往往是强词。 如果我们相信合理的规划应该建立在所有参与者的合理追求之上,那么我们需要的不是多辩,是多想。辩是难免的,但先辨后辩比不辨之辩较符合理性。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第一沉思如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绝不认为必须要认识的非常清楚,分明才去做,相反,我主张甚至用不着等。有时,我们必须在许多完全不认识和不可靠的事物中选择一个,并且在决定下来之后,就如同是经过可靠的和非常明显的理由选择出来的那样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日常生活行动中办事的需要,只能如此。但是我们在进行真理的思考时,则不应该这样。” 在方法上,他建议:1,在分辨真,伪的时候一定要完全依靠理性。在清楚和分明的鉴别下,意志一定要同意理性。但有限的理性不足辨明一切,在未辨明之前,意志无须下判断。我们可以无限期地不作出决定,直到有充分和肯定的真知。2,在分辨善恶的时候,理性一定不够用,但行动仍要进行。在此情况下,应有的立场就是在实际生活中要不断思考真理,但不坚持要有清楚的真理才做出行动。由此引申出的最高德行就是:“我们的理性无须完全无误,只须我们的良心知道在最佳判断之下,果断地做出行动。”果断和坚定才是关键。 引自 7 笛卡尔的天赋理念 这一段话理应给我这个非要想清楚再做事的人一个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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珏儿 (人生就应该活在热情与兴趣里)
现代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不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自存/共存平衡意识是条生路,也是“城市人”规划范式的道德和技术方向。 这套“城市人理论”的核心观点和要素就在下面这一段话里: “...2017-10-24 11:33:39
现代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不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自存/共存平衡意识是条生路,也是“城市人”规划范式的道德和技术方向。 引自 10 再谈城市人 这套“城市人理论”的核心观点和要素就在下面这一段话里:
“城市人”同时是空间机会的追求者和供给者。他们的追求和供给体现在人居。人聚在一起的因是追求空间机会,果是供给这些机会。规划的工作就是通过观察/分析空间机会的匹配度(以各类“城市人”的追求力度和满意程度去衡量)去掌握在典型人居(以人口规模,结构和密度去分别,如邻里,小区,市区,都市等)之内的典型“城市人”(以年龄,性别,生命阶段为基本属性,以及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为偶然属性,如家长,工人,顾客,学校校长,工厂老板,商场老板等)的自存/共存平衡点(如适度上学步行距离的共识,适度上班通勤时间的共识,适度商场购物路程的共识等),然后用这些平衡点去指导城市土地与功能在点与量上的匹配(设计原则,指标系统,管理体制等),也就是把人的理性(追求自存/共存平衡)演绎到人的物性(追求空间机会)之上。 西方规划界(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的西方人)很欣赏欧洲中古城市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城市建筑风貌。其实,中古城市的土地利用(下店上居,前铺后居,工商混杂等等)一方面反映权力分配(封建领主拥有土地,因此出现土地密集型生产技术,带来土地密集使用),一方面反映宗教理想(在神的家庭里,整体利益之下,人人平等,土地混合使用是理所当然的)。那时的西方是典型阿奎那思维,强调人性的自存/共存倾向。但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回复上古奥古斯丁的“性恶”理念。18世纪的休谟提出“人的科学”,指出人的天性就是自利,不是堕落,也不需要救赎;整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只有自利,只要自利不损人就可以了。他的好友斯密给自利带上光环,提出“追求私利可达公益”。接着,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生产技术,引发出以资本为导向(相对于以劳动力或土地为导向)的规模生产。从此,主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追求私利有理,只要不损害别人。但是,工业生产造成的噪音,尘土,哪有不损人?规模生产的用地,怎能是零碎分散?于是,功能分区出现,工业,商业,居住用地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以减少社会纷争,以提高资本效率。现有的规划思路(楚河汉界的功能分区),制度(利益博弈的决策机制)都源于此。有目共睹,功能分区扼杀了城市里有机性和整体性的运作和活力;增加了对基础设施的压力。这套规划范式在西方的失败也可以从无休止的公众参与和无法实现的混合用途看出一点端倪。过了百年,各种生活与生产活动对环境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和冲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现代的轻工业和高科技工业与服务行业的污染性(包括噪音)大大地减少了。同时,市民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邻里关系和邻里区内的安全。他们越来越接受(或可以说是重新接受),甚至向往前铺后居,下铺上居的把工作与生活放在一起的多样化和混合式的城市环境。 引自 10 再谈城市人 这一段总结整本书的核心概念。
关于规划的民主的具体实施办法,作者也有了细节的计划:
规划机制有三部分:上是引导机制,其功能在创造共识;下是科研机制,其功能在辨认实情;中间是设计与实施机制,其功能在把上令与下情落实到规划的制定和实践上。这个处于上令和下情中间的设计与实施机制是规划的中枢,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空间机会的关键在可达性。以人为本的规划必须接受可达性是可以用人的尺度去判断的。最基本和最可靠的尺度是人人每天只有小时,人步行的时速约4公里。起居作息的时间分配是绝大多数人以家居为中心的45分钟左右的半径为步行的极限。为此,人的官能能够直接接触到的空间会集中于家居(或其他中心如工作所在)周围的30平方公里之内。这就是他的“住区”范围。若以目前认为是最高的人居密度1万人/平方公里来算,就是不超过30万人的典型城区。这是每个人最贴身的空间范围,是他得栖所,也是他最认识,最关心的环境。关心会驱动他积极参与;认识使他的参与具备内容。规划的上令下达,上情下达应交汇于20万-30万人的人居规模(相当于城区或县城)。这里具有真正民主的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是规划机制的中枢。大于此,群体意识开始抽象,自存于共存的关系开始疏远,对环境的认识开始淡薄,对环境的关心开始淡化。上令(理想)变的空翻。下情(现实)变得模糊。小于此,个体意识开始膨胀,无度的自利开始掩埋有度的自存,眼前的利益显得过重,群体的规模不足以创造足够的美好生活条件。上令(理想)缺乏权威,下情(现实)流于琐碎。 引自 10 再谈城市人 回应 2017-10-24 11:33:39 -
珏儿 (人生就应该活在热情与兴趣里)
规划理论 理论有两类:解释性与指导性。现今城市规划理论大多是指导性的东西。一般都是从不理想的现象或理想的憧憬出发,然后提出办法去处理不理想或追求理想。可是,理想与不理想主要出自意识形态;处理或追求的办法往往是改变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慷慨的陈词使人兴奋,虚无的建议令人失望。 几套求真的理论。简 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城市是社会,经济,环境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最具体现象;而邻里区是这些现象...2017-10-23 13:01:05
规划理论 理论有两类:解释性与指导性。现今城市规划理论大多是指导性的东西。一般都是从不理想的现象或理想的憧憬出发,然后提出办法去处理不理想或追求理想。可是,理想与不理想主要出自意识形态;处理或追求的办法往往是改变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慷慨的陈词使人兴奋,虚无的建议令人失望。 几套求真的理论。简 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城市是社会,经济,环境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最具体现象;而邻里区是这些现象的最基本单元。规划的使命是以政策和组织去鼓励和容纳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商户和居民各自自由建设。阿莫斯 拉波波特(Amos Rapoport)认为环境认识(environmental perception)是人与环境的最基本关系;认知(cognition)是寻找这些关系的内在规律。规划的使命是组织空间构架去反映市民在这些关系上的需要和价值观。克里斯托弗 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认为城市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体。城市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甚至是非空间的。真的城市是自然的(相对由规划者刻意创造的人工城市)。自然城市以半网络型的构架来组织城市活动和城市空间,千变万化。规划的使命是以这半网络型的思维去了解和组织一个活跃和开放的城市。梅尔文 韦伯(Melvin Weber)认为城市是社会秩序的空间现象。人类聚居之处是人类相互交流。交流其实是相互传达信息。信息的质和量是城市化的真正意义。规划影聚焦于人类交往所需的各种联系(communication)方式和渠道上。规划的使命是建设一个能符合(conform)和配合(accommodate)社会活动过程需要的空间组织和形状的城市。这也叫非空间性城市化(non-place urban realm)。这几位都谈不同的真。但是,这些描述和解释都是站在较高的台阶,也没有提出一些比较客观和精准的变量可供验证。当然,也有更基础性的观察。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早期伯吉斯(E W Burgess)的同心圈(concentric tings)城市,霍伊特(H Hoyt)的扇形城市和麦肯齐(R D McKenzie)的多核心城市。这些都是对城市空间现象的表面观察。稍后是比较解释性的理论。霍利(A Hawley)从人文生态学的观点去解释,认为城市的空间格局是从市场驱使的空间竞争的结果。阿朗索(W Alonso)解释城市的布局出自消费需求(市民收入和偏好)与土地供给(区位质量和空间数量)的相互作用。温戈(L Wingo)解释土地利用模式是基于交通畅达程度(accessibility),而居住位置的分布是交通成本与空间成本平衡的结果。鲁德尔(T K Rudel)以市场(人口与市场力量与政治(利益关系者和选民)去解释城市的低密度扩展。)这些规划理论给人的感觉是前期的太硬,后期的太松。早期的理论聚焦于城市的物理,工程层面,忽略了人的层面,规划出平面的图案,立面是图画的城市。有的好看,有的难看,但都是硬把人套进刚性的框框,要人去适应空间而非要空间去适应人。对这些理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现今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理论差不多完全放弃了城市的物理层面(时间与空间),聚焦于经济,社会,政治。但是,什么有关人的事情不涉及经济,社会,政治?为此,这些规划理论好像事事都管,但都没有深度,疏松的很,反而是忽略了空间。 引自 9 城市人 这一段系统梳理了一遍现代的城市规划理论的类型和它们的问题,信息点很充裕。
第一,以人居规模为指引。在不同规模的人居里,规划干的事情和用的工具都不一样,例如邻里区的内街聚焦于安全,市区的马路聚焦于可达,都会的高架路聚焦在速度。不同人居规模应有不同的细分方案。 第二,以空间为焦点。规划是通过空间去匹配城市人和他追求的接触机会。因此,规划工作是演绎接触机会的空间表征。再以好学校为例,好学校的定义可以包括师资,费用,规模,环境,和距离等。好的师资,合适的规模是教育的事;可承受的费用是经济与社会的考虑。这些,规划工作者要有一定的认识,但规划工作聚焦于环境和距离。恰当距离会因中小学生而异。因此好学校作为正面的空间接触机会,可以细分为恰当距离的好中学,恰当距离的好小学等。 第三,以典型为砌块。建设理论需要归纳事实,归纳一定需要抽象。抽象是人类生存不可缺的思维范式。没有典型就没法做分析,没法做规划。每个典型人居都有其典型的人居变量和接触机会。做邻里区规划就需要考虑典型的住宅;做街区规划就要考虑典型的邻里;做市区规划就要考虑典型的街区。 引自 9 城市人 论城市规划中的城市人与其他学科人的相似处。
城市人与经纪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经纪人理性地追求私利,如果私利包括空间接触机会,岂不就是城市人?况且,经纪人也是追求最优化,追求市场中公与求的匹配。我的看法是:城市人想以最少气力(成本)去得到最多接触机会(效益),因此他是个经济人,城市人塑造(包括通过政治手段)美好的人居,因此他是个政治人。但是,城市人聚焦于人居的变量(人口,结构,密度),视之为空间接触机会的必要条件。可见,城市人有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的成分,但是另一类人。 引自 9 城市人 规划工作不是万能的,不想我所想象的那样可以改变社会阶级。规划工作只能尽可能的做一些社会公益。
城市人理念帮助规划聚焦于空间接触机会,帮助规划工作者鉴辨人居典型,鉴辨哪些人居变量最能影响哪些空间接触机会,哪些规划手段最能影响哪些人居变量。如此,规划工作者就可以使用最合适的规划手段去提升城市人的空间接触机会。但是,城市规划不可能改变城市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贫富之别,贵贱之分不是城市规划改变得来的。唯是城市规划仍要保证最边缘的人都有起码的生活空间和基本服务,因为这是人的起码尊严;要防止最主流的人侵占大众的生活空间,垄断大众的基本服务,因为这是人的起码公道。 供选方案可以是抑恶(例如功能分区是要避免人人追求私利中产生的冲突),也可以是扬善,无论是邻里内的守望相助或马路上的相互礼让。美国近代作曲家,剧作家和建筑评论家拉斯金(Eugene Raskin, 1909-2004)如此说:“城市面貌远超于设计和规划。首先是人的价值,目标和对个人责任的认识。看看我们的内心,灵魂的思想,当他们变得美丽时城市会很快地跟上去。”我相信扬善的方案会激励城市人向善的倾向,选择行善的行为。道萨蒂亚斯把自由看作人类的基本追求,自由的体现在选择,选择的范围决定选择的结果。抑恶难免,但中国传统有性善的文化,规划创作可否发扬一下? 引自 9 城市人 这一段倒是很激励人心。以发扬人的善性来做规划是个不错的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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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登场之时,笛卡尔的理想主义已是欧洲主流。洛克还是先要达到笛卡尔的天赋理念,既否定内在真理的存在。洛克认为唯有通过官能才可以接触现实,认识世界。他把人的脑袋形容为一张白纸(tabula rasa),经验把它塑造,不同经验塑造出不同思想,经验就是观感(sensation,官能的感知)加上反思(reflection)。外界事物刺激官能,带来感知(perception),继而经反思产生理念(ideas)。 休谟对人的推动力和道德观有这样的形容...2017-10-22 17:06:18
洛克登场之时,笛卡尔的理想主义已是欧洲主流。洛克还是先要达到笛卡尔的天赋理念,既否定内在真理的存在。洛克认为唯有通过官能才可以接触现实,认识世界。他把人的脑袋形容为一张白纸(tabula rasa),经验把它塑造,不同经验塑造出不同思想,经验就是观感(sensation,官能的感知)加上反思(reflection)。外界事物刺激官能,带来感知(perception),继而经反思产生理念(ideas)。 休谟对人的推动力和道德观有这样的形容:“理知是,也应该是欲望的奴隶,除了服从欲望和替欲望服务之外,并无别的人物。”相应地,欲望是人改变世界,改造环境的推动力。“道德情绪刺激欲念去产生行动,与理知无关。因此,道德的准则不是从理知得来的结论。”这就是休谟的轮理论的基础。休谟的政治理论完全来自他的伦理观,也就是人性基本是自私的。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他能维持社会的和平与秩序的基础之上。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用这段记一下经验主义的政治伦理观。
城市规划的主要手段是控制土地的用地类别和使用密度,为此,城市规划一定要限制产权。严格来说,城市规划不是征产,只是约束产权,所以不用补偿。这类的夺取产权或限制财产使用叫无赎半征产(quasi-expropriation without compensation)-通过实施法定权利无偿地去约束产权,包括以下(美国,加拿大)。 从一开始,西方的城市规划就是带着“社会主义”的意识(或称进步意识,progressivism),这是可以理解的。整个19世纪是工业革命引出的资本主义的成长期,其载体是城市。追求私利的自由是资本城市的氧气;自由追求私利带来的纷争,混乱是资本城市的废气。规划城市是为增加氧气(城市效率),减轻废气(城市公平),用的口号是公众利益。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有一定的冲突,为此,为保护和提升公众利益为使命的城市规划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有违以个人为中心,自由为原则和私有产权为焦点的主流政治意识。直到今天,美国仍有人视城市规划为社会主义病毒的入侵:意识形态上,规划威胁私有产权,侵犯个人自由,是不公平;知识技术上,规划妄图取代市场,扭曲资源分配,是不效率。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没想到为公众利益着想的城市规划在西方意识形态下的世界还被人看作病毒,不看真是令人想不到。
为什么仍需要规划,而且还不断增加规划的权利?规划本身有什么价值,什么作用?其实,就算真的没有比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张力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好像越来越严重,因此不能不处理,而规划时间好工具。在不改变制度的前提之下,规划弥补自由与私产制度的弊端和瑕疵。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在美国,对规划有真正影响力的不是对土地/空间利用有研究的规划师,而是处理纷争和诉讼的律师。名律师Richard Badcock的区划法游戏(The Zoning Game, 1964)和再谈区划法游戏 (The Zoning Game Revisited, 1990)是规划专业的必读书。
个人自由的追求产生竞争,竞争导致纷争。这些纷争又怎可能通过以追求个人自由为动机的政治博弈及参与去解决?单凭经验,尤其是在乱世,使人聚焦于人性中性显的自我保存,而忽视了人性中性隐的与人共存,得出人性只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并奉之为自然之法。这样的自然之法,用之于经济理论和社会治理之上,自然产生很多使人在直觉上(其实是反映天道)知道是不合情理的现象,尤其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公平。无怪这套偏差的现代自然之法渐渐失去说服力。但现代西方不敢回返古典自然之法,就只有在丰富资源的支撑,祖宗余荫的缓冲和残余传统的约束下糊糊涂涂地混下去。无怪有人把西方政治形容为蒙混过关的科学。可以说,洛克式的自由实在是颠倒了人性,因此也颠覆了天道。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但确实这番话有他的道理。
西方城市规划实在是个反讽,悖论。在实践上,规划需要在追求资本效率的大气候里约束某些资本的效率;在提升个人自由的大气候里约束某些个人的自由。 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只有两种选择-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如果由私人垄断,社会公益(超越个人利益,从整体幸福出发的公共利益)无望;如果由国家垄断,社会公益也许有望。 引自 8 洛克的自由 土地私有是件可怕的事,小民是永远斗不过大开发商的,以小利跟农民换取手中的地赚取大利是很容易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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珏儿 (人生就应该活在热情与兴趣里)
这方法有两个思考的准则:1 直觉(intuition)是纯理性之光,透过一个清晰而留心的思维而产生的一种清晰而分明,无可置疑的理念(ideas,有人译作观念)。2,演绎(deduction)是把已确定的真作为基础去往前推理(inference)。 笛卡尔肯定不认同辩是求真之途。他指出三段式的辩证完全无助于发现真理。在哲学原则中他如是说:“它(辩)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用来偶尔向他人更容易地解释我已经发现了的真理,所以它应该从哲学改为...2017-10-21 17:07:37
这方法有两个思考的准则:1 直觉(intuition)是纯理性之光,透过一个清晰而留心的思维而产生的一种清晰而分明,无可置疑的理念(ideas,有人译作观念)。2,演绎(deduction)是把已确定的真作为基础去往前推理(inference)。 笛卡尔肯定不认同辩是求真之途。他指出三段式的辩证完全无助于发现真理。在哲学原则中他如是说:“它(辩)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用来偶尔向他人更容易地解释我已经发现了的真理,所以它应该从哲学改为修辞学。” 假如你不满足于辩出来的相对真理,你也许就有绝对真理的倾向。绝对真理不可能是由众人辩论,经政治认同而产生出来的。它必然是人人可懂,虽然可以有懂多懂少的分别;它必然是无需争辩,虽然会因为懂多懂少而产生分歧。 其实,这是一般为人民服务行业的普遍现象,反映真理越辩越明的政治文化-非但人人可以说话,而且不能不说话。规划是左右逢源。因为它既可以是当权者的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是夺权者的为民请命。多说话是理所当然。为人民服务的规划要多说话,好使人民认同它言之成理。为民请命的规划要多说话,好使人民认同它敢对权力说真理。 如果人民要做真真正正的主人就得明白自己(主人)需要什么,明白规划工作者(仆人)可以干什么。这才是个明理的主人。不明此理的主人会有非分之想,对仆人要求过高,使仆人无法交差;或会胡思乱想,对仆人号令不明,使仆人无所适从。好仆人(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是帮助主人想的合理,合度,好使做主人的能够心想事成,做仆人的能够发挥效率。 尊重真理的规划制度会滋养一种追求真理的规划文化去使所有参与者会多想想什么是合理的规划,包括什么是个人的合理追求,别人的合理追求,对大家都有利的追求。这样的制度需要两个条件:少讲,多想。规划工作者自身应该多想少讲,可以向宗教学习。中外宗教都有避静 退省(retreat)的灵修活动,以静默,退隐去创造空间,摈除杂念,收敛心神把人的思想带进一个清晰和留心的境界去聆听神的说话或自己的心声。用笛卡尔的说法就是让理性之光进来,让天赋理念呈现, 规划工作者应该怎样去想?城市是个现象,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现象的评价和处理。可分四阶段:1,描述某个城市现象; 2,解释这个城市现象的成因;3,评价这现象的好坏;4,设计有效手段去处理。 引自 7 笛卡尔的天赋理念 关于退省,作者给出的一个很详细的举措就是:
大清早,有关人等(人数可以是几个人到几十人)交集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幽静之所。谁也不准迟到,早退,谁也不带手机,电脑(除了极少的工作组人员)。退省的主持人乃机构的最高负责人,由他以身作则,先宣布退省的首要规则:整天不准说话,没有讨论,更没有辩论,就算寒暄客套也只容微笑点头,吃饭时也不能交流。继而是请退省主持人以不超过一个小时去介绍他会如何探索这主题/问题的真相,聚焦于思路而非结论,旨在于启发而非批判。接着就是在真理人人可辨,人人相通的共识下各自入静,各自找合适自己的环境和姿态去启动清晰和留心的思想。除了不说话之外,还不准写,不准度,好使脑袋更能察觉清晰和分明的理念。两小时后,也就是中饭前的半小时左右,各人分配纸笔,把对思考主题/问题真相的所得,以最简练的言辞,用最少的字数(不超过一两百个字)写下来,交给退省工作组。午饭后,所有小结都已经打印出来,贴在公示板上,供众人观看,但在午后不久就收起来,以免影响众人下午的静思。四时左右,各人按同样主题/问题再写小结,可以是上午所思的精炼,也可以是新的发现。小结之后,应是四点半左右。众人再齐集在一起,那时,想发言的有机会发言,但没人不超过5-10分钟。 若是真理越辩越明成为真理的掩护和工具,那就有问题了:1,这种辩聚焦在求利而不再求理,不是以理去判决利的分配,而是以利去支配理的曲直,得出的往往是歪理。2,这种求理是委托于能言善辩之辈。他们不可能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得出来的往往是强词。 如果我们相信合理的规划应该建立在所有参与者的合理追求之上,那么我们需要的不是多辩,是多想。辩是难免的,但先辨后辩比不辨之辩较符合理性。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第一沉思如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绝不认为必须要认识的非常清楚,分明才去做,相反,我主张甚至用不着等。有时,我们必须在许多完全不认识和不可靠的事物中选择一个,并且在决定下来之后,就如同是经过可靠的和非常明显的理由选择出来的那样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日常生活行动中办事的需要,只能如此。但是我们在进行真理的思考时,则不应该这样。” 在方法上,他建议:1,在分辨真,伪的时候一定要完全依靠理性。在清楚和分明的鉴别下,意志一定要同意理性。但有限的理性不足辨明一切,在未辨明之前,意志无须下判断。我们可以无限期地不作出决定,直到有充分和肯定的真知。2,在分辨善恶的时候,理性一定不够用,但行动仍要进行。在此情况下,应有的立场就是在实际生活中要不断思考真理,但不坚持要有清楚的真理才做出行动。由此引申出的最高德行就是:“我们的理性无须完全无误,只须我们的良心知道在最佳判断之下,果断地做出行动。”果断和坚定才是关键。 引自 7 笛卡尔的天赋理念 这一段话理应给我这个非要想清楚再做事的人一个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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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有用 filoxiny 2020-02-02 12:42:56
一部哲学理解笔记,西哲脉络的梳理和简明化呈现尚可取;不过,到说理和建立联系的时候,如在现代城市规划面前谈“五伦七情”等则略显牵强,书中类似的“嫁接”不少
0 有用 罗成 2016-08-29 22:37:59
梁鹤年的新作,看完他的《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被折服,是我的年度十佳图书之一,对于城市相关的书也一直比较喜欢,大师作品质量都应该不错。
4 有用 珏儿 2017-10-24 12:39:29
从我现有的学问来看这本书,觉得这本书吊炸了。作者不仅仅是在规划学方面厉害,他对西方古代一直到现代的哲学思想历史也是经纶满腹,信手拈来。看作者如何演绎哲学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真是让人豁然开朗。也更让人自惭于我国自己的规划系统,我们拿来主义太过了,没有文化基础的体系将自毙
0 有用 子霈 2019-04-04 15:16:46
没看懂。。。
0 有用 如墨 2018-11-15 17:41:12
看过的这么多有关专业的书籍中,梁老师是唯一真正敢怼“”多样化“”城市管理思想的人,在后雅各布斯时代真的是一股清流,毁灭你所学规划知识的三观,不过确实能引你进一步思考……截取一段 “在英语系统的城市规划中,柯布西耶被描绘为大罪人:他破坏城市的有机性,他忽视人类的复杂性。在这几十年的英语的城市规划文献中,谁看出他的城市是最有机的——不在模仿大自然的体态,而在效法宇宙之法;谁看出他的“以人为本”——不在... 看过的这么多有关专业的书籍中,梁老师是唯一真正敢怼“”多样化“”城市管理思想的人,在后雅各布斯时代真的是一股清流,毁灭你所学规划知识的三观,不过确实能引你进一步思考……截取一段 “在英语系统的城市规划中,柯布西耶被描绘为大罪人:他破坏城市的有机性,他忽视人类的复杂性。在这几十年的英语的城市规划文献中,谁看出他的城市是最有机的——不在模仿大自然的体态,而在效法宇宙之法;谁看出他的“以人为本”——不在夸张个人利益的政治博弈,而是满足整体利益的空间结构。他是求真的英雄,但在真假不辩、正邪不分的时代里,他只能是个悲剧英雄。” 梁老师是真的很喜欢柯布西耶呢 (展开)
0 有用 marrrryj 2022-05-05 22:21:39
阅读进度非常缓慢,尤其前半部分的时候其实比较迷惑。其一是,因为讲述了不少哲学上的概念,有些表达和日常意思不同,理解需要耗费大量功力。其二是,这本书其实提供了一个“价值观”,和我印象中操作式的城市规划原理不同,不太适应。但是在最后《城市人》这一小部分有豁然开朗之感。总的来讲收获不少,明天开始赶读后感ddl,我恨😭
0 有用 胖子 2022-01-15 11:06:57
看到不少批评,不想反驳但只能说这本书是挑读者的。那些饱读西哲的莫来,毕竟这本书不是专业的哲学著作;那些只争朝夕的请走,毕竟这本书不是规划的技术指南;那些规划老前辈请包容,毕竟你们已见多识广,还有晚辈渴求入门。 那些真正对城市抱有热情,希望深入思考未来,同时也愿下慢功夫的朋友推荐一读。
0 有用 夏夜斷電 2021-07-06 11:31:09
西哲(含有一点点中哲)和城规的结合,论述略牵强。评论里要想了解西哲还是去读专业学者的著作吧
0 有用 明明 2021-03-16 16:04:12
对柯布西耶的评价,有点惜英雄的味道(但也有点论心不论迹吧) “城市人”的概念以及围绕的论述挺好。但书前后两部分风格差距还是挺大。读清楚、讲清楚别人本来已经够难了,想说清楚自己的东西更难。 是比较左的基调下又加入了一些对个体的考量。
0 有用 y 2020-08-21 05:43:54
非常有意思,一种人文理性的思考和实践路径的通融。梁先生以这种人文实践理性推演出自己心目中“义邦”与Ekistics图景,因为有实际参与政策与社会规划谈判的种种经验,批判“参与式民主”中因争利而吞没公益时既不空泛,又与一般政治哲学思想史上的“旧概念”形成有机的对话。“规划师”retreat的想法也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