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

现代趣味偏爱用奇境代替视野。金特没有在《西伯利亚》中制造奇境，而是致力于讨论一个现实化的视野或“问题域”——后者在他随后完成的东北亚主题系列小说中更为直接。半年来，我与金特都作为写作者参与到一项共同工作的小组计划中，他的小说写作也同步进行。我们都认为，写作者参与共同工作，是去参与确认一种共同困难。这种困难，我们称之为面对这个时代的可见性的困难。这种可见性已经以非常凶悍、咄咄逼人的方式到来，但未被充分认识。

可见性有其当代局势，有其现状和表现方式。当一系列极端事件出现在眼前，我们都被一瞬间的中国空间的可见性给打击了。打击本身就是一种可见性。可见性，就是那变更了我们所习惯的秩序的事物的抵达。如果我们在对可见性的追求中，只是得到了一系列奇境，好比荷尔德林说：“这仿佛是对我们的奴性的一种温和的报复。”

当代创作者的工作是使可能发生变革的因素抵达可见，如果不是对这种可见性的逼近，也许我们的全部创作实践就不存在了。我把金特的一系列小说近作视为对可见性的一种奋力改写，他用“东北亚”和“永冻地”来命名可见性之于他的任务，试图呈现这一现实地区的地缘力量、冲突形式和可能的变革。这一点，《西伯利亚》尚未像他随后完成的《冷水坑》与《满洲里》那样直接和深入。

“西伯利亚”这一名词更多衔接了现代趣味中的隐喻作用，它使作者不断暗示的城市：广州，得到一次歧异的揭示。这使《西伯利亚》更像作者过去的写作与此后的东北亚主题之间的过渡作品。《西伯利亚》也参照了文学传统中一些过渡结构和中间地带的影子，人物关系和遭遇令人联想到《地狱篇》的盘旋递进结构，有时也像《佩德罗·巴勒莫》的一种变体。但作者没有利用这些范例来获得意义上的自我添加，一种灰暗的谦逊，使小说保持在诚实的分寸感中。

《西伯利亚》的一个动人的矛盾是：叙述者（也是一个外来者）打算克制他的暴烈，使见闻和遭遇维持在易于交流的世俗化语体中，仿佛作者也试图使用这种易于交流的世俗化语体来约束自己。当叙述者逐渐走远，认为在伸手触摸到一个歧异的空间时，他就提醒自己在形而上学与世俗两种力量面前的失败，于是一个场景在濒临变形时决绝地停止，返回到世俗位置，这些都帮助我们把《西伯利亚》理解为一种关于中间状态的记录。（王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