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与理性》的原文摘录

  • 当受测者并不知道先前的结果时,他们找不到促使自己继续参与赌博的一个迫切原因。大多数受测者并没有意识到,无论先前的结果怎样,自己都将有充足的原因继续参与赌博。因而,由于缺乏这样一个破势他们继续参与赌博的显而易见的原因,再玩一次对他们来说就是缺乏吸引力的。 (查看原文)
    企鹅同志 1赞 2018-05-22 14:25:18
    —— 引自第22页
  • 沙菲尔(1994)也提到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其中一个有关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前的股票市场。当时的两位竞选人是乔治·布什和迈克尔·杜卡基斯,市场分析员们几乎一致性地认为华尔街更倾向于布什能够获胜。然而在布什当选后,股票和债券价格都开始下滑,美元汇率也跌至10个月内更低水平。有趣的是,分析人士也认为,如果杜卡基斯当选,市场情况会更糟糕。如果布什当选后,市场会下滑;杜卡基斯当选后,市场会下滑得更厉害。那么,既然不论谁当选对市场的负面影响都不会改变,为什么市场不在选举结束前就开始下滑呢?金融市场似乎也违反了确定性原则。 (查看原文)
    企鹅同志 1赞 2018-05-22 14:25:18
    —— 引自第22页
  • 依据本书先前提到的定义,埃利奥特[1]根本不能称作是理性的,他不是一个能够为实现目标最大化而采取最佳行动的人。然而,按照格拉德威尔的大众心理学定义,埃利奥特丧失了情感功能,应该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人才对。可见这种解释是与实际不符的。采用现代认知科学的观点来阐释这个案例,埃利奥特由于情绪调控功能的缺失,无法协调更多的分析认知功能来实现自身的最佳反应,因而是缺乏理性的。正如逻辑本身是理性思维的工具一样,情感也是理性思维的工具之一。 (查看原文)
    企鹅同志 2018-05-21 15:29:53
    —— 引自第5页
  • 因此,在这场争论中另一种有建设性的观点应当认识到,理性大争论中每一个阵营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盲点,每一种立场的提出都使得对人类理性的理论和实践争议更进一步:过分乐观派表明了从进化上进行解释的力量,以及把刺激的展示方式同进化所塑造的认知维度互相匹配的必要性(Cosmides & Tooby,1996);社会改良主义者则拥护了认知改变的可能性,并警示了人们,人类认知倾向与科技社会所要求的思维不匹配时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 然而,与之对应,社会改良主义者经常草率地宣称人们的推理过程具有瑕疵,因此可能会错失人类认知中存在的一些真正优势,而这些优势可以在改进人们的行为时加以利用。过分乐观派有时则不能承认,当科技社会以一种人们尚未在进化上适应的方式呈献在人们的认知器官面前时,就会产生真正的认知障碍;他们有时也未能强调,展示灵活性可以通过任务指示得以来提高,过分乐观派也经常忽视修复可以改正的认知错误的机会。 (查看原文)
    企鹅同志 2018-05-31 16:51:07
    —— 引自第141页
  • 另一个例子是买书,这对于许多热爱知识的人来说也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但通常情况下,买书的象征性效用,与消费效用或使用效用完全分离了。在这点上,我和许多人都一样,会买很多自己从来不会阅读的书(我完全明白自己所说的“退休后会有时间读书的”完全是白日梦)。然而,我从购买大量这类图书的行动中获得了象征性效用,尽管这些图书永远不会作为消费的商品产生效用。 (查看原文)
    企鹅同志 1回复 1赞 2018-06-01 16:52:44
    —— 引自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