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郭沫若（1892—1978），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学名开贞，1919年9月开始自名沫若，20世纪30年代发表学术成果和文艺创作时往往使用“鼎堂”一名，成为展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响亮名号。

一

1914—1923年，郭沫若走着一条从立志学医到弃医从文之路，出版诗歌集《女神》，开一代诗风，确立起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1924年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安排，1926年为广东大学（不久改为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随即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副主任（中将军衔）。1927年3月底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8月初赶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1937年亡命日本，“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奠定了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被誉为“甲骨四堂”，同时为“新史学”辟出更新的“草径”，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别妇抛雏”，秘密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盟文坛，从事抗建之役”，一面撰写大量政论性文章，一面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上取得诸多成就，1948年与陈垣、陈寅恪等同时被评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世界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副主席（约里奥??居里为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连选连任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从政之余，郭沫若依然实践着要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上“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不断发生巨变的100年，中国文化也随之而不断更新、不断创新、不断求新。从世纪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登上文坛，到世纪下半叶的另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呼唤科学的春天），整整60个年头，郭沫若始终站在文化大潮的潮头，肩负着“弄潮儿”的历史使命，成为一位与时俱进、不断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巨人。其学术文化历程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前后，凭着感情的喜好，弃医从文，迈出新文学的步伐；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走出新史学之路；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关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二

“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是进入20世纪的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的时代精神。在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光明世界的同时，郭沫若更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民族新文化。

创造精神贯穿郭沫若整个人生和全部学术文化历程，郭沫若的学术思想可以用他自己多次说过的七个字概括——“创造民族新文化”。这一学术思想体系，包含吞吐中西的文化观、科学的中国化思想、追求艺术与社会双重价值的美学思想，三者交织，融于一体。

（一）吞吐中西的文化观

在新文化与旧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一次次剧烈碰撞的历史进程中，郭沫若形成长期影响其思想认识和学术研究的文化观——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国情为基点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纯粹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填写世界文化史的白页。

20年代初，他明确提出这样的认识：

我国的古代精神表现得最真切、最纯粹的总当得在周秦之际。那时我国的文化如在旷野中独自标出的一株大木，没有受些儿外来的影响。

……以后，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经沉潜了几千年，要救我们几千年来贪懒好闲的沉痼，以及目前利欲熏蒸的混沌，我们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致宗白华兄》，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149、1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同时强调：“要宣传民众艺术，要建设新文化，不先以国民情调为基点，只图介绍些外人言论，或发表些小己底玄思，终竟是凿枘不相容的。”

《郭沫若致宗白华》，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20页。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从事国外理论与学术、文艺著作的翻译过程中，郭沫若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和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但认为“只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而且生硬地玩弄着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在这个方法的接受和运用上增加阻碍”。为了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郭沫若采取了“使它中国化”的做法，“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而关键在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

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郭沫若:《跨着东海》，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3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以中国的实际作为检验外来文化真理性的标准，这是郭沫若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许多思想家之处。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见《沫若文集》,第14卷，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便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供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填写了“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古代的这一世界文化史白页。

进入40年代，郭沫若看到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大都有兴有替、有盛有衰，唯独中国文化“五千年中永远保持着了它的一贯的进化体系”，“看着便要达到老境了，立地便有一针青年化的血清注射”，而这“青年化的血清”便是“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由此提出：“我们因以创建与时俱进的优秀的文化，并吸收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或成为自己文化创造力的触媒。”

郭沫若:《青年化，永远青年化》，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323~3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949年以后，郭沫若更进一步指出：“从历史发展中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的，我们须得满足内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的白页写满”

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见《沫若文集》,第17卷，4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在发掘传统文化积极、进取精神的同时，郭沫若深感固有文化的另一面：“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很有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因为历史太久，光辉太灿烂，动不动就往后看，而不往前看”，“这是接受西欧文化不能成功的一大原因”

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87页。，“固有文化优越于一切的观念依然为主持杼轴者之一大方针。而所谓固有文化要不外帝王时代所钦定之体系而已”

郭沫若:《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4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因此，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的关系，就成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一大关键。郭沫若的态度是：一则以传统文化为前提，寻出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的“一致点”，检验外来文化的“适应度”，并使之“中国化”；二则吸收“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作为自己文化“创造力的触媒”，或借助外来文化冲击“固有文化”的“惰性”，给渐渐“要达到老境”的固有文化注射“青年化的血清”，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焕发新的生命力，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贯的进化体系”郭沫若:《青年化，永远青年化》，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323~324页。。唯其如此，才可能在学术文化上取得具有开拓性的成就。一旦失去对“固有文化”的“惰性”的警惕，沾沾于“固有文化优越”，或为“帝王时代所钦定之体系”所“桎梏”，便很难有所创新了。

创造民族新文化，填写世界文化史的白页，既是郭沫若学术思想的核心，又是他在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在中华民族进一步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深入交往的今天，在“异民族的文化”弥漫中华大地的时候，郭沫若的这一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扬，在不断求新中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新文化！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1945年4月，郭沫若提出一个关于“科学的中国化”的系统思想：

今天要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要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从那儿发育出来，开花结实。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要能和中国的现实生活配合得起来，要使它不再是借来的衣裳，而是很合身的裁剪，或甚至是自己的血肉。郭沫若:《“五四”课题的重提》，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544~545页。

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之路，郭沫若为之努力奋斗一生。这一思想，包含着“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内容。

前面说过，20年代郭沫若即提出“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的思想。在“整理国故”成为“流风”之际，他明确指出“研究的方法要合乎科学精神”，“国学的范围如果扩大到农艺、工艺、医药等，那情况又不同”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161页。。郭沫若所强调的“科学精神”，把范围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涉及科学的“综合化”问题。

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反复强调“瞻往可以察来，这是一切科学的豫言的根本”，“我们应该用近代的科学方法”，“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他的甲骨文、金文研究，与历史语言研究所“能充量的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去把史事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的办所旨趣完全吻合。

1931年3月至1936年9月，生活在“屡屡使人窒气”的日本的郭沫若，断断续续地翻译了英国学者威尔士（HGWells）通译韦尔斯，此为郭沫若的译法。下同。等所著150万言巨著《生命之科学》(The Science of Life)，着眼于书中的“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及三者的关系：“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的”郭沫若:《〈生命之科学〉译者弁言》,见《生命之科学》，第一册，1~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认为不仅把有关生命科学的各种相关知识大体“网罗尽致”，而且使这些知识系统化。原书最后一编“人类生物学”既是全书的“结穴”，又被郭沫若看作是威尔士“另一巨制”《历史纲要》（The Outline of History）的“绪论”，反复强调书中“所奉仕的精神是生命之合理的解释，宇宙进化观之推阐，人类向大一统之综合”郭沫若:《〈生命之科学〉第三册译后》，见《生命之科学》，第三册，220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对于人类社会的展望，主张传统主义的废止，全人类向整一的集体而综合，人类要统制自己的运命并统制一切生命之运命”郭沫若:《〈人类展望〉书后》，见《郭沫若集外序跋集》，319~32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重视生命科学知识的综合，更注重人生与社会的关系在更大范围上的综合。

1947年5月，上海天下图书公司编辑出版《大众科学丛书》，郭沫若为《丛书》作序，指出一般人对于科学存在两种肤浅的认识，一认为科学是科学家的事，与一般人没有什么关系，二认为科学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随后强调：

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郭沫若:《〈大众科学丛书〉序》，见《郭沫若集外序跋集》，121~122页。

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

郭沫若的学术生涯处不充满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在郭沫若的学术思想中同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因此，本书在文学、史学、考古之外，选录其有关序、跋，以反映这方面的思想。

（三）追求艺术与社会双重价值的美学思想

郭沫若的美学思想，是在广泛吸收西方近代美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从个人审美需要、民族审美风尚和时代审美要求出发熔铸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性。

1943年3月，郭沫若为李可染《村景》作题画诗，概括了中国美学的最基本的特征，并将其“美学化”（诗歌化）：

作诗与作画，难得是清新。有品方含韵，私始入神。悠悠随白鹭，淡淡泛芳醇。美在蹄筌外，庶几善与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2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颔联的“含”和“入”富于中国美学色彩，“韵”和“神”为中国美学最有价值的两个范畴，“有品”、“私”为审美主体必须具备的品格和素质。尾联完整地提出真、善、美相结合的美学命题，“美在蹄筌外”最得中国美学神髓。《庄子??外物》篇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魏晋王弼、陆机，南朝刘勰引入美学，形成“情在词外”的命题，晚唐司空图、北宋苏轼、南宋严羽等都有进一步发挥。郭沫若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中国美学作出“美学化”的概括。

表现在文艺创作方面，郭沫若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以两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艺术体系互用互补，表现“自我”、时代、民族的情绪、灵魂和美学追求。女神、凤凰、地球母亲等形象的创造，构建起一个推崇创造、具有“动的精神”的新的文艺美学。

将“审美意识”引入历史、考古领域，把青铜器研究纳入“美术的视野来观照”，郭沫若提出“大凡一时代之器必有一时代之花纹与形式”，“今后研究殷、周彝器者，当求出花纹形式之历史系统为其最主要之事业”郭沫若:《毛公鼎之年代》，见《沫若文集》,第14卷，671页。，创立了彝器形象学，以“形象学”的视角审视青铜器发展的四个阶段，以“标准器”及“花纹形式之历史系统”确立起认识两周青铜器的科学学术体系，进而将青铜器花纹、器制、铭辞、字体等的演变“从社会史上来加以说明”，把青铜器考古与社会史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把握时代审美意识和时代精神，开出先秦美学史研究新天地。以花纹图案的感性特征来界定不同时期的文化、审美特征，由此划分文化史阶段，具有美学史的意义。郭沫若看到铸器本意在服用，但施以文镂，巧其形制，是为了“求美观”，制作者更是“发挥其爱美之本能”，这种“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其效用与花纹同”，由此将“审美意识”下所施彝铭分作四个阶段，并指出“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见《青铜时代》，268、271页，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即始于春秋中叶。

甲骨文研究中《释祖妣》一篇，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生殖神崇拜”，表明其美学思想受到生命哲学的某种影响。

这里提醒注意的是，“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独特认识。科学与美学在郭沫若身上往往融而为一体，形成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巧妙结合，上述将审美意识引入青铜器研究之外，“文艺工作和科学精神是分不开的”，“科学家有时需要文艺方面的活动，而文艺工作者在现在更需要科学的帮助”郭沫若:《科学与文艺》，载《文汇报》，19460612、19460613。也被郭沫若强调着。在1920年1月致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这样比较诗人与哲学家的异同：

诗人与哲学家底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底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哲学家底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底宠儿，哲学家是理智底干家子。诗人是“美”底化身，哲学家是“真”底具体。

同时表示：“哲学中的Pantheism确是以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的宁馨儿。”《郭沫若致宗白华》，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22~23页。

“以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追求宇宙间之“真”与“美”，是贯透郭沫若一生的突出特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缜密研究以求“真”，抒情创作以求“美”，体现出郭沫若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独特之处。研究屈原与创作《屈原》，是郭沫若“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是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完美地结合的典型之一。

郭沫若的吞吐中西的文化观、科学思想、美学思想的三位一体的“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学术思想体系，贯穿于他的全部著作之中，这里引述的片断文字可视为一个索引，读者需要仔细阅读原文方可领悟。

三

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擘，郭沫若创造民族新文化呈“球形”态势，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学、考古学、甲骨文金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

（一）作为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成果主要集中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20卷，包括诗歌5卷、历史剧3卷、小说2卷、自传4卷、文艺论集2卷、杂文4卷，而以诗歌、戏剧成就最为杰出。

郭沫若的文艺思想随其政治思想变化而变化。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是郭沫若所走文学创作道路。

诗集《女神》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以崭新的文化内涵、崭新的表达形式，开出一代诗风。“革命文学”新潮涌起，郭沫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个性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郭沫若:《〈文艺论集〉序》，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146页。诗集《恢复》反映其“革命文学”主张，实现诗风的转变。30年代后期，逐渐确立起“人民本位”思想，至4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以人民利益为本位的文艺”，并对“人民本位”文艺观作出完整论述。这中间，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把握住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其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文艺论集》和《文艺论集续集》是反映郭沫若文艺思想变化的两个重要集子，本书在选录30年代这两个论集中主要篇章的同时，选录其40年代几个集子中的相关单篇，如《沸羹集》中《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文艺与民主》，《天地玄黄》中《走向人民文艺》、《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等等。

把“运动、变化”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若干片断（细节）“复制”出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于戏剧小舞台，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应，是其他学者法追及郭沫若的一个方面，郭沫若的史剧创作在其全部著作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30年代后期、40年代前期，郭沫若的史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五幕史剧《屈原》为其杰出代表，蕴含着他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五幕史剧《虎符》在把握“历史的精神”方面使其历史研究与史剧创作关系的理论最终形成，即“没有研究便没有创作”，“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本书选录一篇关于史剧创作缘起的文章、一篇戏剧理论文章以及三篇谈史剧创作的文章。

（二）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研究论著主要集中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1卷，《十批判书》1卷，《奴隶制时代》、《史学论集》1卷、《历史人物》、《李白与杜甫》1卷，《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4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四部论著出版于1949年以前，其他论著著成于1949年以后。

以新兴科学的观点为指导，运用“两重证据法”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是郭沫若历史研究最具开拓意义的成就。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在“清算”中国过往社会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以填补世界文化史的白页，出版了开辟“草径”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称郭沫若把《易》、《诗》、《书》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详见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载《大陆杂志》,第3卷第12期（1951年12月）。。因此，本书选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导论”，关于《周易》、关于“卜辞”的长篇以及“自序”、“解题”与“追论及补遗”中的两则短论。

郭沫若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密切相关。1921年初涉周秦诸子，郭沫若即勾画了中国远古历史的轮廓，设想的“各家学术之评述”包括老子、孔子、墨子、庄子、惠施等。当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之后，郭沫若于1935年底写成《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不仅注意诸子的承传，更留神相互间的影响和趋同，同时对《周易》作出进一步考察，出版了《周易之制作时代》一书。时值40年代中，郭沫若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以“彻底剿翻”秦以前史料的功力，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出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辨识儒家的两重性、探究道家的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的研究，都颇具久远影响，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本书选录《十批判书》的第一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和《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选录《青铜时代》中关于先秦天道观、《周易》和专论青铜器时代的长篇和一篇《后记》。

在历史研究中贯穿“人民本位”思想的代表作是《历史人物》一书，本书选录书序、《甲申三百年祭》以及推崇王国维、鲁迅的文章共三篇。郭沫若自谓其《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即当时国共两党出于政治原因而认识不同。郭沫若本人并没有那样看待自己的这篇文章，即既不是“特利用明亡底历史事实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来隐射国民政府”，也不是想提醒革命队伍“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用以“引为鉴戒”，而是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郭沫若的着眼点在于“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这与他所主张的“人民本位”思想是相一致的。

（三）作为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学家，主要成果集中在《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0卷，包括甲骨文研究3卷，青铜器铭文（含部分甲骨文）研究5卷，石鼓文、诅楚文等研究1卷，其他单篇考释1卷，以甲骨文、青铜器研究成就最为杰出。

甲骨文研究经罗振玉、王国维“导路”、“考史”，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考古组对殷虚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郭沫若在日本同时推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形成“甲骨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各展其长的格局。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他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甲骨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先从判读卜辞干支、数字、世系入手，进而探寻其所显示的社会内容。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正罗振玉、王国维的错误考释，认识罗振玉、王国维未认识的字句，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对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关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亲身发掘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参加实地发掘的董作宾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二人都提出了一些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郭沫若的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两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进行缀合，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残辞互足，是由于一事多卜，涉及同一事的残损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比较完整的记事材料。经过缀合和互补，发现不少重复著录的甲骨片，即所谓“校对去重”。在甲骨学发展近80年的历史中，有50年取得的成就与郭沫若的创造性探索密不可分。本书选录《卜辞通纂》一书的序和述例，集中反映郭沫若甲骨文研究的主要成就。

殷周青铜器，自北宋以来著录多达三四千件，大多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通过翻译德国学者米海里斯著《美术考古一世纪》，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考释、韵读、综合研究的思路和编次，一年以后被《两周金文辞大系》吸收和扩展。郭沫若“颇有创获”的地方是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严格选定“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以“标准器”作为联络站，寻出一个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条贯。所谓“标准器”，是指铭文中有周王名号或著名人物、事迹的铜器，即“自身表明了年代”的器物。“标准器”之外的器铭年代判定，一方面根据“标准器”铭文中的人名和史事，联系与之相关的年代不明的器物，借以推断其所属王世；一方面根据文辞字体和年月日辰，联系比较“标准器”，推定其所属王世。《两周金文辞大系》及增订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自中外古今43种著录中录取“金文辞中之精华”323器，西周162器，“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自武王至幽王，仅缺共和一代；列国161器，“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共30余国。这一以“标准器”为基石的著录方法，理出两周青铜器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第一次建立起认识和研究两周青铜器铭文的科学体系。“标准器”断代法被视为后之学者“殆难逾越”的划时代贡献。进而，从彝器形象出发，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划分为滥觞、勃古、开放、新式四期，为中外学界所沿用。本书选录《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序说——彝器形象学试探》、《周代彝铭进化观》以及《美术考古一世纪??译者前言》，反映郭沫若在金文研究领域的开拓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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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对自己出版的著作，1954年前后进行过一次全面的修订改版，出版了新的改版本。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过自选自编出版了《沫若文集》17卷。郭沫若去世后，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20卷、历史编8卷、考古编10卷。

根据《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选编体例》“原则上不选录1949年以后撰写的论著”以及“原则上不收诗词、译文”等规定，本书选编郭沫若1949年以前出版的结集文章和研究论著。为忠实反映郭沫若1949年以前的学术思想，选编郭沫若的著作选用1949年以前的通行本或最后版本。以著作为基础，选录其中重要篇章的同时，兼选部分单篇文字，两相结合，反映其学术思想体系。

确定基本书目、篇目后，魏红珊负责文学部分编选，潘素龙负责史学、考古部分编选及“郭沫若年谱简编”编制，钟作英、龙丹梅负责其他资料和编务，最后由我合成。

谢保成

2013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