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原文摘录
-
要充分理解个体的生活，就必须结合他的人生历程在其间展开的那些制度。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人生历程记录了他如何获得、失去、调整某个角色，并以非常切近的方式记录他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你可以是某类家庭里的孩子，某种孩童群体里的玩伴，一个学生，一名工人，一个工头，一位将军，一位母亲。人的生活大部分就在于在特定制度里扮演上述种种角色。我们要想理解一个个体的人生历程，就必须理解他过去和现在扮演的种种角色的意涵和重要性。而要理解这些角色，我们就必须理解它们所属的那些制度。 但是，把人看成一种社会性生物，这样的视角使我们的探究大大深入，而不仅限于作为一系列社会角色的外在人生历程。这样看问题，要求我们理解人身上最内在、最具“心理性”的特性；具体而言，就是他的自我意象，他的良知，其实就是他的心智的成长。晚近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最激进的发现很可能是，人身上最私密的那些特性有如此之多受到社会性因素的调整安排，甚至直接灌输。在腺体和神经系统的宽泛限制下，要理解恐惧、憎恨、爱恋、愤怒等各式各样的情绪，都必须始终紧密结合人们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时所处的社会生活历程和社会背景。在感觉器官的生理机制的宽泛限制下，我们对于自然世界的知觉本身，我们所分辨的颜色、所察觉的气味、所听到的声音，都受到社会性因素的调整和限制。要理解人的动机激发，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人一般会察觉到的这些东西的不同程度，也都要看一个社会里通行的动机词汇，看这些词汇当中的社会性变化与混淆。 如果只看所处环境，当然不完全是婴儿和孩童时期的早期环境，是不可能理解个体的人生历程和性格的。要想取得充分的理解，我们必须把握这些私密环境与其所处的更大的结构框架的相互作用，考虑这种框架的变迁以及由此对情境产生的效应。一旦理解了社会结构和结构变迁会对更为私密的场景与体验产生影响，我们就能够理解在具体情境中的人自身都未察觉到的那些个体行为与情绪的致因。要检验有关任一类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章 历史的运用 -
无论何处，人们眼下都在努力获知自己正身居何处，又将去往何方，而对于在当下创造历史，为未来担当责任，他们如果可以有所作为，又该如何行事。对于此类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一劳永逸的回答。每个时期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但我们眼下就面临一个难题。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而我们不得不找出自己的答案。 我们正处在一个可被称为“现代”的时期的终点。正如“古代”之后是数百年的东方优势时代，西方人出于自己的偏狭，称之为“黑暗时代”一样，“现代”如今又正在被一个后现代时期所接替。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纪元”（The Fourth Epoch）。 诚然，一个时代何时终结，另一个时代何时开启，端赖于如何定义。但就像一切社会性的东西一样，定义也具有历史特定性。当前，我们对于社会和自我的基本定义都正在被新的现实所推翻。我的意思不单是说，短短一代人之间，人们就如此彻底、如此迅疾地承受了如此剧烈的变化，这一现象前所未有。我也不仅仅是说，我们感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划时代的过渡期，竭力想把握我们猜想自己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概貌。我的意思是说，一旦我们试图为自己找到方向——假设我们真的如此努力——就会发现，到头来，原来有那么多我们曾经的期待与意象深陷于历史的束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论理性与自由 -
我还想说，我们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已经垮台，不再能够充分说明世界，说明我们自身。 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源于启蒙运动，其实共享着许多假设和价值。二者都认为，合理性（rationality）的增长是自由增长的首要条件。理性（reason）推动进步的解放性观念，对科学作为纯洁之善的信仰，对大众教育的要求，对这种教育之于民主体制的政治意义的信念——上述种种启蒙运动的理念，都仰赖于一个乐观的假设：理性与自由有着内在固有的关联。对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那些思想家，都是基于这一假设而展开推论的。弗洛伊德的研究的进退曲折，字里行间都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个体要想自由，就必须具备更多的理性自觉；治疗有助于让理性更有机会在个体生活进程中自由地发挥作用。同样的假设也支撑着马克思主义作品的主线：人深陷于生产的非理性无政府状态，必须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有理性的自觉；他们必须获得“阶级自觉”——这个词的马克思主义意涵所具有的理性主义色彩，堪比边沁（Bentham）提出的任何术语。 自由主义一向关注自由与理性，视之为有关个体的首要事实；马克思主义则视之为有关人在通过政治塑造历史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首要事实。“现代时期”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其实大致都是同一类人，相信自由的个体通过理性塑造历史，也塑造自己的人生。 但我认为，放眼当今世事，我们已能明确看出，自由和理性观念为什么现在往往显得十分暧昧，无论是在我们时代的新型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共产体制社会，皆是如此。。。 由“现代”生发而来的“第四纪元”在意识形态上的标志，就是自由和理性的理念重新变得存有争议了，合理性的增长或许并不一定能够促进自由的增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论理性与自由 -
理性在世间人事里的角色、自由个体作为理性载体的观念，正是20世纪社会科学家从启蒙运动哲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主题。如果说它们依然属于核心价值，由此可以具体陈述困扰，聚焦议题，那么现在就必须以比早前思想家和研究者可用的更为精确、更有希望解决的方式，把理性和自由的理念重新陈述为待讨论的问题。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理性和自由这两项价值已经陷入危险，这虽然显而易见，却微妙难解。 根本趋势已是众人皆知。大型理性组织，简言之，就是科层体制，确实是在愈益增长，但大多数个体的实质理性却并非如此。芸芸众生困于日常生活的有限情境，往往没有能力理性地思考自己所处情境所臣属的庞大结构，无论后者是否具备合理性。有鉴于此，他们往往会执行一系列貌似具备合理性的行动，却对所致力的目标浑然无知。而且人们也越来越怀疑，即使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将军们，也只是装作他们了解情况。随着分工的不断加剧，诸如此类的组织也愈益成长，设置了越来越多难以甚或无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自我、工作、休闲领域。比如，士兵“一丝不苟地执行全套符合功能合理性的行动，但对于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何在，或者每一项行为在整体当中的功能如何，却是一无所知”。就连那些在技术方面具备卓越智慧的人，可以高效地执行指派给自己的工作，却不知道这会导致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事实表明，科学并不是一次技术方面的“基督复临”（Second Coming）。在一个社会中，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合理性被赋予了核心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理性地生活，不再有任何神话、欺诈与迷信。教育的普及也可能会导致技术白痴和民族主义者的偏狭，而不是开明独立的头脑。向大众广泛传播历史文化，或许也并不能提升文化感受力的档次，而只会走向庸俗化，与创新机遇形成强有力的竞争。高度的科层合理性和发达的技术既不意味着高度的个体智慧，也不等于高度的社会智慧。你无法从前者推出后者。原因就在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论理性与自由 -
自由的终极问题就是快活的机器人的问题；它之所以在今天以这种形式出现，是因为我们今天都明确认识到，也许，并非人人都发乎自然地想要自由，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尽全力或能够尽全力获取自由所必需的理性。 那么，在哪些条件下，人们会开始想要自由并且有能力自由行事呢？在哪些条件下，他们会愿意并且能够承受自由的确会施加的负担，并视之为快乐承受的自我转化，而不是负担呢？反过来，人们能被塑造成为想要成为的快活的机器人吗？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是否必须面对如下可能性：人的心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可能会在质量上和文化层次上愈益下降，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技术上的新巧玩意儿不断累积，吞噬一切？这难道不意味着所谓没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着人的异化？不意味着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缺乏任何自由的角色？新巧玩意儿的累积掩盖了这些意味：使用这些装置的人并不理解它们，而创造出它们的那些人对除此之外的东西也是所知甚少。因此，可以大体确定，我们不能以技术上的丰足作为指标，来衡量人的素质和文化进步。 要梳理任何问题，都要求我们说清楚将涉及哪些价值，这些价值又会遭到怎样的威胁。这是因为，正是这些对备受珍视的价值——如自由和理性这样的价值——所构成的显著威胁，才是社会探究的一切重要问题所必须具备的道德要旨，也是一切公共议题和私人困扰的道德要旨。 “文艺复兴风格的人”的理念的所有蕴意，贴切地体现了个体性这一文化问题中涉及的价值。而对于这一理念的威胁，就是“快活的机器人”在我们当中愈益占据上风。 人类塑造历史这一普罗米修斯式的理念，体现出历史塑造这一政治问题中涉及的价值。对于这一理念的威胁是双重的：一方面，历史塑造过程很可能是放任自流的，人们可以继续放弃自愿去塑造的努力，如此便只是随波逐流；另一方面，历史也确实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但只是出自狭小的精英圈子之手，而对于那些必须努力从他们的决策和疏失的后果中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却不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论理性与自由 -
从个体的立场来看，所发生的事情大多似乎是操纵、管理、盲目漂流的结果。权威往往不是公开显明的，享有权力的人也往往觉得不需要予以挑明并做出正当化辩护。当普通人身陷困扰，或当他们感到正面对议题时，为何不能找准思考和行动的目标，为何不能确定是什么威胁到他们模糊分辨出属于自己的那些价值，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合理化趋势甚嚣尘上，产生上述种种效应，个体也因此“竭尽所能”。他的渴望、他的工作，都维系于他所处的情境，从中他找不到任何出路。他并不是在寻求逃脱之路，而是在摸索求适之道。他的生命中工作之外的那一部分被用来玩闹，用来消费，用来“找乐”。但就连这块消费领域也逐渐被合理化。他先是与生产异化，与工作异化，现在也与消费异化，与真正的休闲异化。个体的这种求适及其对于他所处情境和自我的效应，不仅导致他丧失了获取理性的机会，假以时日，也会导致他丧失获取理性的能力和意志，还会影响到他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机会和能力。事实上，无论是自由的价值还是理性的价值，他似乎都无从知晓。 这种求得调适的人也不一定就缺乏智慧，哪怕他们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工作和娱乐了相当一段时间。卡尔·曼海姆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讨论了“自我合理化”，指的是深陷合理化庞大组织的有限局部中的个体，怎样逐步系统性地调控自己的冲动和渴望，调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与“组织的规章条令”保持高度一致。所以说，合理化的组织是一种让人异化的组织：行为与思考的指导原则，这其中也包括情绪的指导原则，并不出于宗教改革风格人的个体良知，或笛卡尔风格人的独立理智而发展。事实上，指导原则与史上所知的所有个体性都产生了异化，构成了矛盾。在到达极致的发展中，随着合理性甚嚣尘上，随着合理性的落脚点和控制权从个体移到大型组织，绝大多数人获得理智的机会都被破坏了，这么说并非夸大其词。如此一来，就出现了没有理性的合理性（rationality without...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论理性与自由 -
人可以自由地塑造历史，但有些人比其他人自由得多。这样的自由要求掌握现在塑造历史可以用上的决策手段和权力手段。但历史并不总是如此塑造的。下文将只讨论当代，在这个时期，塑造历史的权力手段已经大大扩张，大大集中。以这个时期为参照，我才可以认为，如果人们不去塑造历史，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变成塑造历史的人的工具，成为历史塑造过程的单纯对象。 公开的决策在历史塑造过程中究竟扮演了多大的角色，本身就是个历史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某个特定社会的特定时间能够利用的权力手段。在有些社会，无数人的无数行动调整着他们所处的情境，从而逐步调整着结构本身。这些调整正是历史的进程。历史兀自漂流，尽管总体而言是“人创造了历史”。因此，数不清的企业家和数不清的消费者通过分分秒秒成千上万次的决策，可以反复塑造自由市场经济的形貌。或许这就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下这段话时脑子里想的首要限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命运，或者“必然性”，必然涉及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它们不受任何哪怕是具备以下三点特征的圈子或人群控制：（1）足够紧密，可被辨识；（2）足够强大，可以做出有一定后果的决策；（3）所处位置能够预见到这些后果，因此要为它们负责。根据这个观念，事件就是无数人的无数决策所产生的意图之外的总和后果。他们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在后果上都是微小的，容易被其他这类决策勾销或增强。任一个人的意图与无数决策的总和结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事件超出了人的决策：历史是背着人们被塑造的。 如此看来，命运并不是一桩普遍的事实。它并不是历史本质或人的本性中内在固有的东西。命运是具有历史特定性的社会结构类型的一种特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来复枪就是终极杀器，家庭农场和小商铺就是典型的经济单位，民族国家尚不存在，或者只是个渺远的框架，而沟通交流靠的是口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章 论政治 -
既能承载西方世界的宏大叙述，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又能够深刻影响政党和公众，与我们时代的重大决策息息相关，兼具这两项任务的知识阶层该往何处寻觅？向这类人开放的大众传媒在哪里？在掌管着两党制国家及其残暴的军事机器的人当中，又有谁关注知识、理性和感受的世界中正在发生些什么？自由的知识界与权力决策为何如此脱钩？如今的位高权重者里面为何盛行着如此不负责任的极度无知？ 放眼今日之美国，知识分子、艺术家、牧师、学者和科学家都在打着一场冷战，官场的混乱在这里得到了响应和阐发。他们既不要求当权者更换政策，也不在公众面前阐述这类替代政策。他们并不试图向美国政治输入负责任的内容，倒是进一步助长并维持政治的空洞化。科学家被国家主义“科学机器”所捕获，堪比我们所称的神职人员对于基督徒的疏失，两者都属于这种令人遗憾的道德境况。新闻报道撒谎已成惯例，也属于这种境况。至于冒充社会科学的那些矫揉造作的琐碎玩意儿，当然也在其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章 论政治 -
我们还应当学到，那里(苏维埃)是有许多知识分子遭到了肉身的毁灭，而在这里（美利坚），却有许多人从道德上毁灭了自身。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章 论政治 -
我们的公共生活现在往往依赖于这类官方界定，也依赖于迷思（myths）、谎言和脑残的（crackbrained）观念。如果有许多政策——不管是不是经过辩论——都基于有关现实的并不充分并且带有误导性的界定，那么，那些立志要更充分地界定现实的人就注定要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了。正因为如此，我所描述的那种公众以及具备个体性的人，仅仅由于生存在这样的社会，就会变成激进派。但这正是心智、研究、才智、理性、观念的角色所在：以具备公众相关性的方式，充分界定现实。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章 论政治 -
我在本章已经暗示过的那个重大道德困境：人们的利益所在，有别于人们的兴趣所在（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men are interested in and what is to men’s interest）。 如果我们采取简单的民主观点，认为人们的兴趣所在就是我们所需关注的全部，我们就等于接受了既得利益者一向以来有意无意灌输的那些价值。这些价值常常是人们唯一有机会发展的事物。它们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无意之间养成的习性。 如果我们采取教条的观点，认为人们的利益所在是我们在道德上所需关注的全部，而无论这些是否其兴趣所在，那么我们就会冒违背民主价值的风险。在这个社会中，人们都努力共同讲求理性，理性的价值赢得高度尊重，而我们可能没成为这样的社会里的说服者，倒可能变成操纵者或胁迫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章 论政治 -
人们常常共享标准，并彼此期望遵循标准；只要他们依此行事，所在社会便有望呈现出秩序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宏大理论 -
换言之：人们相互配合，针对彼此而展开行事。人人都会考虑他人的期望。当这类相互期望足够确定、足够持久时，我们就称其为标准。每个人也会期望他人将对自己之所为做出反应，我们称这些被期望的反应为约制。其中有些约制似乎很令人满足，另一些则不是。当人们受着标准和约制的引导，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在一起扮演着角色。这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而打个比方，事实上，我们所称的制度或许最好被界定为一套相对比较稳定的角色。如果在某个制度里，或者在由这类制度构成的整个社会里，标准和约制都不再能约束人们，我们就可以遵照涂尔干的说法，称之为失范（anomie）。因此，一个极端是所有标准和约制都清晰有序的制度，另一个极端则是失范：如叶芝（Yeats）所言，中心再也保不住了。[5]或者照我的讲法，规范性秩序已经崩溃。（转译完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宏大理论 -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似乎很明显：在实践中，作为基本信息源，多少是被框定的访谈通常需要有一种奇怪的社会行为主义。鉴于研究在管理上和财务上的实情，这种状况几乎无法避免。这是因为，充其量不过是半熟练的访谈员，通过短短20分钟，甚或是持续一整天的访谈，也是无法获取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深度材料的，那得靠训练够多、耗时够长的访谈才能得到，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而我们所知的适当从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中可以获取的那种有关结构的信息，也是不可能从寻常的抽样调查中得到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抽象经验主义 -
在方法论的约束之下，人们束手束脚，与其说被困于经验吸收，不如说囿于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方法问题。其中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些的人，并不很熟悉认识论，有鉴于此，他们往往会对支配他们的那套典范炮持相当教条的态度 而在对“概念”的盲目崇拜之下，人们则被困于相当高的概括层次上，后者通常具有句法性质，人们因此无法触及事实。在社会科学的操作过程中，这两种趋向或学派在本该消停的地方依然存在并且十分兴盛。但我不妨直言，本该消停不做讨论的地方，却被这两方搞成了通向徒劳无获的入口。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抽象经验主义 -
至少最后他们能如此；研究如果能坚执一份热诚的乐观主义小情调，并使我们由此走向生机灿烂，就会让他们很开心。但我们力求理解的世界并不总能让我们所有人都在政治上满怀期望，在道德上饱含自信，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有时会发现难以扮演傻乐白痴的角色。就我个人而言，我碰巧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但我必须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能力依据一样东西是否能让人欢天喜地来下定论。首先，你要力求澄清事实，充分陈述。如果悲观阴郁，那很糟糕；如果引向希望，那很不错。 但与此同时，吁求“建设性方案”和“满怀希望的调子”， 往往意味着没有能力直面事实，哪怕这些事实无疑令人不快，那也与是真理还是谬误无关，与评判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无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抽象经验主义 -
但是，作为撰写这些书的对象的学生又是哪些人呢？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其中有许多出身农场主或小商人家庭，中西部院校尤其如此。他们努力拼搏，要成为专业人士和低级主管。为他们写作，也就是为一群颇为特别的人写作：不断向上爬的中产阶级公众。作者和公众，教师与学生，社会经验其实是相似的。他们来源相仿，去向类似，可能遇到的阻碍也差下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各类实用取向 -
过去数十年来，除了旧有的实用取向，又冒出来新 的一种，事实上，是好几种新类型。自由主义已经变 越来越不再是一种改良思潮，而是福利国家中对于各项 社会服务的管理。社会学已经丧失了它的改良动力，愈 益偏重于支离破碎的问题，趋向手零散的因果关系，从而转向保守主义，为企业、军队和国家所用。随着这类科层机构日益主宰了经济、政治和军事诸秩序，“实用 的”意思也发生了转换。人们认为，只有服务于这些大 制度大机构的宗旨才能称得上“实用的”宗旨。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各类实用取向 -
而一旦一位年轻人在这种事情上耗了三四年光景，你其实无法和他讨论有关如何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他的立场和职业生涯、他的野心和那份自尊，在很大程度上就只是基于这一种视角，这一组词汇，这一套技术。说实话，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科层制气质 -
但是，作为撰写这些书的对象的学生又是哪些人呢？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其中有许多出身农场主或小商人家庭，中西部院校尤其如此。他们努力拼搏，要成为专业人士和低级主管。为他们写作，也就是为一群颇为特别的人写作：不断向上爬的中产阶级公众。作者和公众，教师与学生，社会经验其实是相似的。他们来源相仿，去向类似，可能遇到的阻碍也差不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各类实用取向
作者: [美]C.赖特·米尔斯
isbn: 7565716561
书名: 社会学的想象力
页数: 232
定价: 32.00元
出版社: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出版年: 2016-5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