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徐复观也明确地指出，“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的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

凡德伦（Piet Van der Loon）则认为，中国历史编撰学从前孔子时代向孔子时代的演进，乃是从“礼仪性”史学走向对历史的“道德化”利用。

如果你要正在历史系学习的学生说出一种最使他们印象深刻的书，那么他们中间十有八九会举《万历十五年》作为回答。如果你追问这本书好在哪里，他们往往会答复说，它与他们所读的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很不一样”。但如果你再进一步要求他们具体地谈谈这种“很不一样”，他们的回答就开始变得不知所云。你可能很明确地要他们回答下面的问题，即本书蓄意围绕着1587年这一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作者把它称为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去叙述万历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它究竟是想告诉读者什么？这时候，他们的回答大多会变成一堆完全不得要领的含糊言辞。由此可知，阅读在他们脑海里只留下一片十分浮泛的印象。他们是阅读活动里的“印象派”和“朦胧派”。据我所知，阅读效率低下这一现象，在庞大的读者群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大概就是要追究历史演变中天意与人事因素这两大范围之间的界限所在，从而得以“深观时变，察其精粗”。

所以“究天人之际”，实际上就是承认并且要探察人类认知和理解历史变迁的最高边界，并且为超乎这一边界的历史现象保留观想的空间。

司马迁生活在帝制儒家“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思潮迅速崛起的时代。“究天人之际”的主张出现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使司马迁试图超越其主观认识的限制而尊重历史叙事客观性的努力显得格外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