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此中国》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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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的四方万民为了争夺最大物质利益和最大精神资源的博弈活动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旋涡”动力模式，旋涡一旦形成，就具有无法拒绝的向心力和自身强化的力量，从而使大多数参与者既难以脱身也不愿意脱身，终于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而定义了中国的存在规模和实质概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引言 述史以祭祖 -
中国的扩展不是来自向外扩张行为的红利，而是来自外围竞争势力不断向心卷入旋涡核心的礼物。“中国旋涡”的形成一方面与争夺核心的博弈游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天下秩序的发明有关。天下秩序是能够化解旋涡的激烈冲突而兼收并蓄的万民共在制度，它开创了多文化多民族的共在模式，也创制了权力分治一体模式。……因此得以形成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引言 述史以祭祖 -
中国文化里不存在人与神的约定模式，所以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另有信仰形式，即人道与天道的相配。所谓配天，凡是达到配天的存在皆为神圣的存在，也就成为信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引言 述史以祭祖 -
自然就是中国的一个神学概念。既然人居自然之中，必与自然同道而在，与自然一致（所谓配天）就是衡量人的世界的存在论原则，同时也是神学标准。把天地复制为家，便是象征性的配天之意，也是敬天之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内含天下的中国 -
对于古代中国人，真正具有神性的概念首推“自然之道”，其次是最接近自然之道的“天下”，接下来应该是象征性地复制了天地秩序因而复制了天地神性的“中国”。这是一种在思想结构上更为复杂深刻的神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内含天下的中国 -
汉字一方面以象指物，另一面以象建造了精神之形，精神之形与自然之形的相逢便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汇合处，因此赋予特殊性以普遍性，使历史性具有当代性，这种意象的厚度和深度无疑是一种很久的精神吸引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逐鹿游戏与中原的诱惑 -
从历史形态上说，中国是一个分与合的动态过程，尽管分合不断循环，但作为大一统的“合”始终是其存在的本意或日内在目的。大一统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追求，也是万民和平生息的经济需要。只要能够保证万民安居乐业，大国的资源总量、经济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人口数量就是巨大的优势，这是大一统政治实权背后的经济实利。根据《周易》的存在论原则，“生生”乃一切存在的根本目的，利于万物万民“生生”的政治生态就是合理的存在状态。大一统的信念固然有其吸引力，但终究还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客观动力和运作模式，方能化为实在。所以，仅有大一统的信念恐怕仍然不足以解释中国 存在的连续性和凝聚性，其中必定存在某种势不可挡的客观动力，这正是需要分析的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旋涡模式 -
大集团总是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而往往导致集体行动的流产；因此，作为大集团的成功国家必定至少满足两个能够超越搭便车困境的特殊条件：（1）能够形成普遍共享利益，可能类似于儒家想象的“有德之邦”。（2）具有选择性激励的制度，类似于法家推崇的赏罚分明制度。根据历史及传说，在中原兴起的核心王朝大都兼备圣王的德治传统和公正赏罚制度，大概符合奥尔森条件。不过，奥尔森的理论或可解释成为逐鹿胜利者的必要条件，却仍然无法用于解释中原之所以成为逐鹿空间的必然性和持续性：为什么中原会成为人们欲罢不能的逐鹿之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旋涡模式 -
在人类发展出种种征服自然的技术之前，世界是个无法支配而不可测的存在，因此，人类通向存在之的途径是“魔法”。巫术或占是最早的魔法，而包括巫术在内的一切魔法实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一种技术，按照盖尔（ Alfred Gell）的分类，是与生产技术、再生产技术并列重要的“魅惑技术”（ technology of enchantment）， 即用于生产和控制他人思想心理的技术，除了巫术，还包括艺术、音乐、舞蹈、修辞和礼物等。毫无疑问，最为知名而高度复杂的魅惑技术应该是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然而，书写文字才是最大的魔法，文字的发明使巫术失色，而且也是使一切高度复杂的魅惑技术成为可能的基础条件。 文字把一切事物的信息保存在人可稳定占有的形式里，即使事物消失，信息仍然存在。于是，人通过文字既保住了过去又预设了未来，把属于自然的时间性变成属于人的历史性，这是化时间为历史的创世工程。文字创造了一个以客观方式存在的唯心主义世界，而这个唯心主义的世界能够表达真实生活的一切内容并且以信息的方式加以储存，因此，文字就是为一切事物所立的无法抹杀的字据，或者说是一切事物的精神索引，因此相对于以“摄魂”的方式占有了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世界， 将万物之魂收纳在文字中，随时取用一一这就是最大的魔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逐鹿游戏与中原的诱惑 -
中国虽久历磨难而万变不离其宗，其中自有运气之助，但也是天命。天命是个带有神话性质的古词，如前所述，以今天的理解，天命即方法。中国“以变而在的方法基于中国的存在论、方法论和历史观三者一体即“道”、“作”与“述”三者的一贯性，以其核心概念而言，则是変化、变通与通变三者之一致性。其中，存在论为体，方法论为用，历史观则是对存在论与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和自述。以变而在的方法之所以可以成为天命的证词，就是因为此种方法是一种应对万变之法，即能够容纳一切可能性的方法，因而不可能被解构。无法解构的存在方式就是天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方法与命运 -
中国的精神世界乃是经史一体，经史互为表里，离史无以言经，离经无以述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言 -
总之，一个存在之所以如此存在的最终理由必定是一种在利益上有效的存在动力和存在方式，这才是一种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的深层理由。而且，存在论的生存理由尤其有助于理解历史中行为主体的选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引言 述史以祭祖 -
因此，我试图以存在论的理由，兼以博弈论的理解方式，去解释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原因。我将论证，早期中国的四方万民为了争夺最大物质利益和最大精神资源的博弈活动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旋涡”动力模式，旋涡一旦形成，就具有无法拒绝的向心力和自身强化的力量，从而使大多数参与者既难以脱身也不愿意脱身，终于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而定义了中国的存在规模和实质概念。旋涡模式能够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并非扩张型的帝国却能够不断扩展，其秘密就在于，中国的扩展不是来自向外扩张行为的红利，而是来自外围竞争势力不断向心卷入旋涡核心的礼物。“中国旋涡”的形成一方面与争夺核心的博弈游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天下秩序的发明有关。天下秩序是能够化解旋涡的激烈冲突而兼收并蓄的万民共在制度，它开创了多文化多民族的共在模式，也创制了权力分治一体模式。即使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天下精神也作为遗产而化为中国国家的内部结构，因此得以形成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所谓大一统，实质就是以天下为内在结构的国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引言 述史以祭祖 -
古代中国没有主权概念，只有政权之实；没有法定边界，所谓治下领土，只是实力变化的函数。古代战争也不是民族战争，而是政权之间的战争，所谓逐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旋涡模式 -
生存的直接动力都是谋求生存资源，这是自然状态；当人们谋求稳定可信的长期存在，因而试图预先占有未来，就必须同时寻找政治资源，于是进入了政治状态。或可以说，追求存在一开始只是经济问题，但追求不被他人劫走的未来，就变成了政治问题。维持生存的单纯经济活动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自然过程而尚未构成历史，只具有时间性而尚未具有历史性。一旦利益关系产生出权力问题，就进入了人与人的博弈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总是从政治开始的。权力意味着建立秩序，把可资利用的开放资源（open accessible resources）变成独占而加以支配的资源（controlled exclusive resources），以此使继续存在变成可信的预期。可以说，政治就是试图建立某种秩序去占有未来。当一种秩序试图规定未来必须如此发生，秩序就是在创造历史。由此可以理解沃格林所谓“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旋涡模式 -
什么才真正是中原所有而且无可替代因而必须加以占有的优势资源？这显然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物质财富和交通枢纽无疑都是举足轻重的重要因素，但似乎仍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即无可替代而难以舍弃的因素。或许，我们应该在物质条件之外去分析其他可能的选项，其中最具魔力的应该是精神世界的诱惑。与消耗性的物质世界不同，精神世界是增值性的，而且是效益无限递增性的。一个精神世界越被广泛使用，越被更多的人分享共用，就会因此凝聚起越多的文化附加值和难以拒绝的政治魔力，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心灵，结果会形成一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原的特殊地位必定在于中原拥有一个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一个人人都可以加以占用而有助于获得、保有和扩展政治权力的精神世界，因而特别值得争相逐鹿。中原的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号召力和普遍可分享性，至少在于以下几个因素： （1）汉字。 （2）思想系统。 （3）周朝创制的天下体系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4）政治神学的雪球效应。 或许还有更多因素，但这几个决定性的因素已经足以形成逐鹿中原的“旋涡模式”。旋涡效应的关键在于它的持续向心力。历史表明，最初一些政治势力为了夺取优势资源而主动卷入逐鹿中原的博弈，从而制造了初步的旋涡。随着更多政治势力的卷入，这个旋涡的体量不断扩大，精神资源和政治神学意义不断累积，进一步增强了旋涡的向心力效应。正是天下逐鹿游戏持续不断的旋涡效应创造了中国以及中国的旋涡式的生长方式，而这个旋涡游戏的开放性——归功于天下观念——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不断生长甚至无边生长的概念，即一个不断趋近天下尺度的中国概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旋涡模式 -
中国思想一面是自然主义，另一面是人本主义，理虽分两面，却又相合一致：顺天而宜人，敬天而礼人，不失天道也不失人道，方为周到。对于人，天地本是最大的房屋，而房屋乃最小的天地，尽收天地之意于所居，正应“配天”原则。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内含天下的中国 -
逐鹿旋涡的卷入效应也使中国拥有多样综合的文化。中国综合文化的形成方式，称之为“化”。“化”是形成“和”与“合”的效果的变易方式，然而“化”不是一方的单方改变而总是多方互化，因此，“化”区别于宗教的“皈依”（converting），而是多种文化对一种共同存在秩序的合力重构。也许最接近“化”的变易形式是基因变异或基因重组，更为直观的比喻则可说是联姻。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善化的中国概念具有某种“生物性”，或借用塔勒布的概念，则具有拒绝固守原状而善于变异的“反脆弱性”（antifragile）。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内含天下的中国 -
总之，中国的概念始终是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与共同建构的结果，既不是全盘汉化的同化，也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拒斥与分隔，而是基因重组的再创造。在混合而成的中国文化中，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深厚，因此中原文化的基因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事实。即使北方族群（特别是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中原文化仍然是文化互化的主要资源，根本原因就是前面所述：嵌入中国的历史线索正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因此势在必然。无论元朝还是清朝，其政治合法性都在中国思想中能够被解释，至少在周朝传统里能够被解释，也就是说，作为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古代中国汇万民于一体既不是理论难题，也不是实践难题。 直到清末，中国才真正遇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身份难题：不仅中国在地理上并非天下之中心，在政治权力上也不是天下中心，甚至在知识生产上也并非天下中心。如果逻辑一致地根据天下概念去理解世界，清末以来的中国不再是天下概念里的那个“中国”，而只是一方“诸侯”。同时，古代中国的自身叙事也遭到外部世界的质疑，来自他者的叙事也带来了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逻辑，也因此产生了语境错位的解释和跨文化理解的困难。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内含天下的中国 -
文字这个最大魔法天然具有普遍可分享性质而无法为任何权力独占，于是，争相分享文字魔法所开拓的精神世界，便成为生存的普遍行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逐鹿游戏与中原的诱惑
作者: 赵汀阳
副标题: 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isbn: 7508661362
书名: 惠此中国
页数: 192
定价: 42.00元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6-6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