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之渊源》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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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断语利见都不能尽言《易经》的重要性。《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体现了周人传统的卜筮方法和观念，这和商代利用骨卜的方法是不同的。《易经》昭示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宇宙观，一种关于人的潜能的哲学：人在宇宙运化之中拥有主动创造和自由的潜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5页 -
现代的欧美人坚持一种未经检验，而且也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假定：所有民族都认为宇宙和人类是外在的造物主创造的产物（直到上个世纪，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仍然主导着全世界的宇宙论）。由于把假定的基本类比当成事实，西方人在翻译中国典籍时依赖的是用我们自己文化的表达，进行似是而非的比附，并且以此机械地解读中国典籍，这满足的不过是西方人喜欢在其他文化中听到回声的癖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7页 -
“……表面上看，中国历史文化中缺少创世神话，实际上下面有一个对现实更基本的假定：这个现实就是存有之万象是有机关连的。”在他看来“本然自生的过程展示了三个基本机制：连续性、整体性、动势性”（continuity, wholeness, dynamism）。他对这些思想的展开正是新儒家的本柢，引起了众多新儒家的关注。这说明了有机宇宙观对后世仍然重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9页 -
卜德（Derk Bodde）总结评析了古代中国与创世相关的神话（下限至公元前3世纪）。他说，在所有中国上古的神话以及能流传至今的神话中，只有盘古开天能算得上真正的创世神话。但在上古时期，中国人是否熟知这个模棱两可的神话都很成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个神话却变得如此重要呢？很可能是因为，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总有人问“中国的创世神话在哪儿”，询问者假定了所有文明都会按照他们的方式来解释世界的存在。忖度了西方人的需要之后，中国人找出了盘古开天的故事作为一个顺手的答案。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在传统文明之中，这个问题并不是非要回答的，中国人也没有为了回应外来问题而梳理其核心观念的传统。卜德指出盘古传说在中国出现得很晚，直到公元3世纪才有最早的记载，而那时中国独特的宇宙生成观成型已久。他还提到这个神话很可能是从印度传入的，在印度有一个极其相似的创世神话。当然，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苗族中，也能找到与印度神话平行的中国版创世神话的渊源。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9页 -
宇宙论（cosmology）用以理解世界和宇宙是什么，而宇宙生成论（cosmogony）则用以解释宇宙如何形成。宇宙论和宇宙生成论涵盖了从史前神话到现代物理学的广泛领域。中国的宇宙论和宇宙生成论似乎比其他宗教和神话更接近现代物理学的观点。当然，这与其说古代中国人有超前的“科学”，倒不如说他们奇异独特的思想另辟蹊径，给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带来了启发。 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本然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这是个天才卓颖的观念。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0页 -
只有在接受了因果性观念后，一神教的诞生才是必然之事。荣格和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在讨论《易经》的时候说到，西方对因果性的偏好，中国对同时性（synchronicity）的热衷，是对事物关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0页 -
中国的传统很少在其哲学中主张，只靠信仰维系的真理比理性更有价值，这恰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观点。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推向极致，提出了上帝存在的五大证明，但他却主张信徒们应该超越这些方法，要靠信仰来相信上帝。对他来说，最臻至的宗教生活是信仰之事而与理性无关。中国传统从不借助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故无需置信仰于理性之上。它强调伦理和社会事务上的理性，它的知识问题很少涉及那些无法用道理来阐明的信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2页 -
中国圣贤传统的核心特质经过泛化的（同时也可能是教条化的庸俗化）诠释之后，对众庶的文化产生影响。中国的圣贤传统是排神论的、非目的论的，本质上是理性的，它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要比在一个社会封闭、层级森严僵化的文明中大得多。中国进入帝国时期前的几个世纪，开放的社会和伴生的中国圣贤传统的宇宙论逐渐形成，这势必弱化宗教的形式化和制度化。这不是说上古中国是非宗教的，而只是说制度化的倾向在宗教领域之内没什么成果，中国人的宗教依旧是个人的事情，在家庭生活中也不是中心，至多也就是地方性的组织。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4页 -
由于中国文化的高度同构性，在圣贤传统和大众宗教中，反主流的东西都会被削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5页 -
中国的道德哲学并不因没有原罪观念而放纵，在各个时代都强调自省和自纠（self correction）的必要性，其哲学的根基中，道德责任从来都未阙如。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页 -
不论中国人如何处理异见，与西方重要的差别就是，不论是政权还是社会领袖都不会镇压非常规的思想和行为，哲学家和上层传统的捍卫者也不会声称他们代表了启示宗教的唯一真理。这就限定了人们所采取的立场和行为模式，对中国的世界观影响其社会各方面的方式，有一种更引人深思的考虑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9页 -
纵观中国历史，革新的特点就是总是采取一种援古判今的形式来矫正当下的实践和误读。每个人都有权力和责任给出孔子之教和经典习用的权威解释。每个自许的革新者都可以将古代的观点拿来做权威，这其间，自然有对有错，有真心的、有利用的，对这些古代观点，谁解读的更具“权威性”，完全取决于智慧和学识的高低，对经典的诠释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8页 -
孔子的第三个创造，也是最难评价亦最难解释的一个创造就是孔子的学生有各种出身，并且他把这当成一条原则。在他的数十名可考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弟子中，只有两个是贵族，其他都是庶民，很多甚至出身卑贱。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说，孔子希望恢复周初的那种社会标准，但他却一直在破坏那种社会赖以维持的特权制度，这种制度保证特权者自动袭得官职，“君子”或者贵族子弟就是这样的特权者。孔子坚称：君子应该用来称呼那些德行智慧卓然其上的“圣人”，任何人达到“圣人”的标准才能作“君子”。这一革命性的界说抛弃了旧的界定之后获得了系统的表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9页 -
孔子的思想被传承了两千五百年，八十余代，《论语》也同样被后世不断咀嚼；这让我们理解孔子这个哲学家变得更困难了。这倒并不是说孔子的思想本身如何晦涩，而是这个思想体系不是以西方哲学所要求的那种形式结构出现的。我们疑虑孔子思想的内核可能并没有所谓的结构和形式，因为记录孔子思想的典籍并不采取这种方式呈现其含义。事实上，没有理由相信早期中国哲学在方法或目的上跟古希腊哲学平行发展。所以如果我们拿希腊哲学的标准来定义哲学，那么中国先秦确实没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1页 -
孔子思想的指向是亲践的、伦理的，而非理论的、形而上的。因此他不是用抽象的、高度概括的论述，而是通过讨论具体的问题，尤其是用历史事件来论证他的观点。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2页 -
孔子所接受的伦理完全来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个体的首要责任就是对家庭的责任，然后渐及宗族、乡里、国家、天下，而个体的责任也依次减弱。从家庭到天下整个层级结构都由天地的道德秩序和谐地统一起来。政治对孔子来说，就是伦理向社会的延伸。孝（filial submission）是德行之首，忠君爱国（loyalty）始终都不能逾越孝，即使是在后来实质上并不宗儒的帝国里，也得接受孔子的这些原则。《论语》里的大部分言语关涉伦理，是否把人伦作为一个人本社会（human-centered）里的首务，是验证是否是儒家的试金石。譬如有人争论荀子是法家，汉代王充是道家，我们只要拿上面的试金石一触，他们的儒家身份便不言而喻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4页 -
中国文明似乎不大可能生发出对法的那种理解，也就是古希腊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法的观念进行过的哲学分析，法是作为一个权利和义务的体系，本身就具有道德力量。 在中国，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产生过。 与其为此责备儒家，还不如更现实地说：正是由于缺少那种法律发育的前提，孔子和他的追随者们才能竭力创造伦理规范，培养强烈的社会意识，这才是保护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力量。作为史家和仕人，他们的关注点就是希望能够改进制度，这正是一个好政府的利民精神的支撑。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0页 -
在所有民族历史中，中国人对其历史经验的记载是最为广泛详尽的，虽然现代学者希望了解的那些社会方面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儒家主导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非常重视历史教训，其作用就如同其他民族中的神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1页 -
孔子对中国文明持久的贡献就是：将各种现实的要素融会到对生命之高贵的不懈鼓舞中。这一点是如此的持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同时孔子自己仍然毫不含糊地保持着合情合理的人性，抵抗着后世对他进行的居心叵测的神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2页 -
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元性（monism）。古地中海文化是极其多元的，因为各文化之间交流频繁，思想也能迅速传播。而古代中国则相反，他们对其他发达文明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五百多年后通过西来的佛教才对印度有了一些含糊、虚渺、失真的认识。而直接遭遇则是在19世纪，西方人从那以后给中国人的心灵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4页
作者: 牟复礼
原作名: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 (second Edition)
isbn: 7301270801
书名: 中国思想之渊源
页数: 276
译者: 王重阳
定价: 45.00元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6-6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