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与革命

原文摘录   · · · · · · 

• 何谓传统中国人的知识体系？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它与一些学者所讨论的学术体系、学术分科有一定的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简单来说，知识体系即一般读书人应该学习和具备哪些知识，属于较低的层次，而学术分科却是进入研究层次才遇到的问题。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应该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成长起来之后逐渐定型的。而在中国传统社会，自科举制度定型以后，读书人所学内容受到科举制的极大影响，其知识体系基本上囿于科举所规定的儒家经典以内。阅读面宽的，才会涉及先秦诸子学说和历代史书等内容。换句话说，当时学习知识就是学习传统经典。一般而言，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技术和许多专门之学是被排斥在外的，在传统知识人看来那只是工匠们做的事情。学子们入门的学习也好，进入研究程度的也好，都大体如此。阅读面窄到极端的，则如梁启超所抨击的：“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其能稍通古今者，郡邑或不得一人。其能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更寡矣。”（《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科举题名之后，有些人始用心治学，阅读研究的范围自然大些，但即便如此，其知识体系仍大体不会超出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和历史之类。 我们也可以从读书人的自我认定来思考传统知识体系的范围。清人姚鼐曾以义理、考据、词章为治学的门类，并认为三者不可偏废。义理主要为先秦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考据为专门之学，但考的也主要是古代典籍；词章则不是专门学问，而是语文能力。实际上，当时人只要具备上述三者之一，就可以被视为读书人。学习桐城文体的曾国藩也曾在给诸弟的信中说：“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 (查看原文)

  豆友79429384 2016-06-29 09:3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