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余世存已过不惑，将近知天命之年，这时的写作也更透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度况味。
本书是三部曲的第二部，以知识分子和文人为主要的传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作者的身份有所重合——没有比作家更能体会作家的了。清末民初正值中国的第一波现代化过程，生活于其中的知识分子无疑正经受到传统与现代这两种完全不同文明的冲突，这与当代知识分子所经受的普世文明与意识形态激荡有很多相似之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没有错的，否则历史就失去了意义。
现在回看《非常道》，会发现它最大的特点是言简意赅，这种汉语表达的简洁程度似乎显示了余世存先生的特殊天赋。在这个三部曲中，余先生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更令人叹为观止，只需三言两语，便道尽了一个人的坎坷与沧桑，挣扎与无奈。作者对这些民国先贤极尽“理解之同情”，也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能感同身受。
过去看民国史，以为知识分子们都过得不错，事实上，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体制与市场都不够成熟，再加上国家贫弱，时局动荡，知识分子群体忧国忧民不易，稻粱谋更不易。王国维数载钻研，写成《宋元戏曲史》出版，仅得稿酬200元，约合现在的一万元。他叹息：“来日大难，非专业之学恐不能糊口。”三个儿子，他让他们考海关、考邮政、考铁路，就是不让他们做学问。余世存说，王国维最终没有过得了义利关。余世存在本书中，着墨于自赋清高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描写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不仅是对历史的祛魅，也是对名人的祛魅。从鲁迅、张恨水等中国第一代自由作家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当下一些有志气有才华的独立作家的命运。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教授、作家、读书人来说，他们常常面临的问题便是：进体制还是不进？从体制中出走还是不出走？这个娜拉的问题鲁迅早就回答过。
余世存在书里，又一次让我重温了一遍鲁迅卖书的故事——这段文字以前曾在我小时候的课本里。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在书店里捧读《毁灭》爱不释手，鲁迅知道他的钱不够，就问他：“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书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阿累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鲁迅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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