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1945年二战结束时，世界上总共只有五十几个国家，短短半个世纪之后，地球大小依旧，却生生裂变出200多个国家来了，谁说今后不会还有新的民族裂变或新的国家诞生出来。 燎原之火，生于荧荧，怀山之水，漏于涓涓，20世纪所有落后民族的独立，建国乃至发展的过程，都是渐进的，而且还是在20世纪欧美政治发展提供的多种道路选择和观念冲突中曲折前行的。 事实上，对于19世纪仍旧身处古代国家地位的中国和日本来说，要想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首先就要从思想启蒙即个人权利意识的了解和养成开始起步，也正因为这种情况，日本启蒙思想家多半一开始就直接将nation state译为国民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他们并纷纷倡言这才是西方现代政治的本质所在，日本亦应以创设天赋人权，民为国本的国民国家作为奋斗目标。 晚清年间，基于一省或一地之利益，与清廷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矛盾冲突的情况已经频频发生，太平天国引发的危机，极大的破坏了作为清朝中央集权主要支柱的财政与军事体制，地方督抚的权力地位迅速膨胀，甲午战争后，以进一步放权为基础的各种新政陆续出台，地方不仅控制了大部分厘金，而且实际掌握了军队，控制了工商厂矿与铁路的兴建，接下来的庚子之变，引发了更大的权力危机。 孙中山这回算是找对了地方，苏联人虽然没有答应孙中山出兵和在新疆，蒙古建立军事基地的提议，却帮助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把广州建成了一个革命的政治军事中心，五四运动之后的孙中山显然也颇感满意，因为他拿来和苏联政府做交换的代价远比过去向日本求援时小多了，他只是允许苏联红军战士在蒙古驻军和同意中东铁路之管理应维持现状而已。

鬼子来了，此启蒙非彼启蒙，爱乡还是爱国，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抗战建国，幸福我们是谁，幸福终点站。这几篇感觉还不错

一方面，中国越来越现代，也就是离古代越来越远，越来越西化了，一方面识字读书的人越多，就越多些人会加入到那些“日日夜夜地在新、旧、中、西中打滚”的争论中来。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唯一变化，顶多是学问长了些，大家不怎么讲“现代化”了，都改说“现代性”了。只是，任你道理讲千讲万，你不还得随着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往前走吗？

对于现代性的反思远没有结束

想必大家都对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有所耳闻，里面的不少作品都被选入了中小学教材。其中有一篇名为《藤野先生》，讲述了严谨治学、善良宽厚的医学老师藤野严九郎与“我”之间的点滴故事。  特定年代的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藤野先生》可以作为一个侧面突破口，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待“清国速成班”的历史意义。 文章中有不少细节引人深思，最著名的，当属“幻灯片事件”。原文描写如下：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幻灯片事件”可以说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导火索。但其实，“幻灯片事件”还有一个更早些的版本，鲁迅在1922年《呐喊·自序》中谈到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的经历（对比之下，《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说微生物课课余，教师照例放些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给学生看，其时正当日俄战争，有关战事的画片自然较多，而作为满堂日本学生中唯一的中国人，“我在这一个讲堂中，却须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两个版本的最大区别，仅仅在于日军处决犯人的方式。 简单地看，鲁迅先生是在批判“国民劣根性”，即国人“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一面。但正如“一切历史即当代史”一样，鲁迅先生在二十年代写十多年前的往事（日俄战争发生于1904~1905年），其用意绝不仅仅局限于回忆。联系鲁迅的思想历程来看，这些文字当中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鲁迅于二十年代开始接触并转向社会主义，苏联的异军突起、“列宁同志清扫世界”的壮举大大鼓舞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人们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一条全新的、更加彻底的救国道路。鲁迅的思想真正达到高潮并趋于成熟，正是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发生的。这也为鲁迅在三十年代初期成为“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核心人物，领导左翼民族主义文化救国运动奠定了基础。  那么，何谓“左翼民族主义”呢，左翼民族主义，追求民族民主革命。它同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即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和外部帝国主义，又主张阶级解放。这是不是很眼熟？没错，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全面地体现的左翼民族主义的诉求。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从条件一一对照，很容易发现左翼民族主义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正好是“对症下药”。但历史总是这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处在时代漩涡中挣扎彷徨的人们，往往偏于感性，同时也受限于阶级性等等制约因素，并不能够轻易看到真相。我们对此要抱有“历史的同情心”。切不可做“事后诸葛亮”，肆意评价。因为，如果把你放在当时人们的位置上，你未必能做得更好。 前面已经谈到了人们不同的道路选择，那么，在“以俄为师”以外，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毕竟，苏俄模式影响中国，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的事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中国效仿的对象，是日本。 虽然鸦片战争前后就已经有先驱“睁眼看世界”。（参考林则徐和魏源）但中国真正开始大规模学习，要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秉承“中体西用”的原则，大力学习西方器物之术，以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功效。 但是，洋务运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种新的道路选择。因为它顽固地试图保留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这注定了它的努力终将化为空中楼阁。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洋务运动成果的一次失败的展示，当然也就成了它唯一的谢幕演出。  维新派人物严复这样描述，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大替矣。”堂堂中国，得西洋之先进武备，却不敌小小日本，这实在是令当时的中国人困惑不已。康有为等人上书叫嚣“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 不过，幸运的是，等大家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以后，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为前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撰写的后序中，梁启超这样感慨。 《日本国志》详尽介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点明了日本的强盛之道，称其一切政制“皆摹仿泰西，事事求肖”，以至国家富强。黄遵宪明确指出，今日之国人学习西方，无须远赴英美，近观日本新政即可一探究竟。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这方面转变得很快，从盲目仇日转向积极鼓吹“以日为师”。二人随后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  但是，这场“以日为师”的改革，由于没有得到朝廷当权派的认可，很快就失败了。事后朝廷大肆捕杀维新派，戊戌六君子殉难。康有为、梁启超侥幸逃过一劫。接受两位“维新导师”避难的，也正是日本。 由于康有为仅在日本住了半年多就在北美华侨组织的邀请下去了美国。真正全身心投入“以日为师”的，是旅居日本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梁启超。在此期间，梁启超已经受到了日本“泛亚主义”思潮的影响。泛亚主义是一种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主张亚洲各成员团结一致，结成利益共同体，对抗欧美俄等白种人霸权。他公开呼吁“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同时也搜集日本之书籍来提升自己，使得“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梁启超留日期间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其对世界先进思想的吸收、内化，并将这些思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给广大中国的读者。他先后创办了两份影响深远的报纸——《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他以这些报纸为宣传阵地，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的思想启蒙。 除了在国内阅读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转译过来的文章著述以外，还有一种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可供人们选择，那就是去日本留学。 平心而论，赴日留学的确有诸多好处。张之洞就特别推崇这种做法，他在《劝学篇》中撰文称：“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 一、去华近，易考察；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张大人不愧是晚清重臣，言简意赅，寥寥数语，留学东洋之利，一览无余。 清政府的教育改革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留日学生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中国赴日学生高达6000多人，比上一年增加了3500多人，这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清廷于1905年废除科举、兴办西式学堂的政令。因为废除科举，实际上把原本大批要依靠八股文改变地位的农村青年逼到了留学的路上来。相比于西洋诸国，去日本留学明显更加实惠，因而大家一拥而上就很好理解了。 既然留日学生中有那么多的人原本是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么他们在日本的会以怎样的面貌登场，是可以想象的到的。 回到《藤野先生》，鲁迅如是写到，“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现实则更加不堪。留日学生中的一些人“放纵卑劣”，“素质极差”，如：高声喧哗、乱扔垃圾，不爱洗澡，打架斗殴等。还有更严重的，据有着多年留日经历的不肖声回忆，东京神田区的千余名中国留学生，日均发生一起犯罪案，每月都会有中国留学生因赌博和卖淫嫖娼被警署逮捕。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不良行为就对整个群体产生否定。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学有所成，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叱咤民国历史舞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比如说，鲁迅。 更为重要的一点，留日学生大都接受了带有日本特色的民族主义，（鲁迅先生当时能够有独立的思想，不随波逐流已属难能可贵）。很多人赞同类似“大亚洲主义”这样的变相种族主义。这也和清末知识阶层对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误解，他们似乎一开始就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混淆了。严复、梁启超很早就在强调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差别，并坚信黄种人应该结为共同体以对抗白人霸权。日后孙中山等人积极提倡“大亚洲主义”即是受到了这种风潮的影响。 因此，当日军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后，不少留日学生欢呼雀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这不单单是日本的胜利，这是全体黄种人的胜利。在中国的报刊上，国人普遍视这场战争为“白人受辱与黄人之第一次历史”（应该说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历史，古代的黄种游牧民族经常痛击白种人，比如匈奴和蒙古）。  如果把目光放远一些，我们会发现，早在日俄战争爆发前的1903年，中国就因俄国撕毁《东三省交收条约》、妄图霸占东北而爆发了“拒俄运动”，部分激进的留日学生甚至组成了“拒俄义勇队”，试图武力抗俄。 虽然最终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从大局出发，没有支持这些自发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但从中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国人明显的亲日拒俄的倾向，这和30年后的抗日战争中的主流意识有着天壤之别。 俄国独霸东北的野心也让清政府觉得有必要暗中引入日本的力量予以牵制。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干预和挑拨，俄国和日本之间终究难免一战。 尾声 历史没有什么想当然的事，存在即合理。我们在批判国人愚昧麻木的同时，也有必要注意到中国人对日本的情感态度在具体环境下的变化。以上是我的粗浅之见。我想，“幻灯片事件”的背后，一定还隐藏了更多被我们忽略的历史细节有待大家去探索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