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光

在19世纪，美国诸多铁路系统并不统一，各自独立经营，其中最著名的是连接五大湖地区到纽约的伊利铁路。它一度是美国最大的铁路网，不仅连接了美国主要的工业区，成为货运的干线，而且帮助纽约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在此之前，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几乎是在平行发展。伊利铁路之所以出名，还因为它在金融史上有一段传奇故事，美国运输业巨头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以及华尔街历史上两个最大的投机商古尔德（Jay Gould，1836—1892）和菲斯克Uames Fisk，1835—1872）在伊利铁路股票控制权上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范德比尔特被后世称为铁路大王，但是和英国的铁路大王赫德森不同，范德比尔特没有修过一条铁路，不过他通过收购股份控制了美国众多的铁路网。

直到19世纪末，美国的铁路网还非常混乱，重复建设相当严重。以美国东部为例，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伊利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基本上是重复的（如图13.4，第一张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系统，下面的是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虽然在英国铁路热潮中伴随着造假和过度投资，但美国并未接受英国的教训，在全国铁路化的进程中，依然重复了英国的铁路热，并且也因为过度投资而导致出现股市危机。互不相连的铁路网为了订单胡乱杀价竞争。在范德比尔特之后，将它们真正整合到一起的是著名金融家J.P.摩根（J.P.Morgan，1837—1913）。他先后买下了美国东部主要的铁路网，对这些铁路公司进行重组，并且制止了很多铁路的重复建设。

英美两国过度投资铁路的历史，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还在亚洲继续上演。1955年，日本国铁（JR）的总经理（相当于中国的铁道部长）十河信二（1884—1981）在他71岁高龄时，要完成一件前人不敢想象的大事，他提出将东京到大阪的客运时间从原来的8小时降低到3小时。新干线应运而生。

由于建设工期长，预算庞大，十河信二知道新干线肯定得不到国会的批准。为了骗取国会的支持，他不惜做假账，把新干线的实际预算3800亿日元（大致相当于当时的10亿美元）改为1972亿日元，并且说有办法从世界银行那里拿到贷款。为了瞒天过海，他宣传说新兴建的铁路时速只有200公里，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这样才使得新干线提案获得通过，并获得世界银行8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工程只进行到一半，钱就花完了，十河信二不得不要求追加预算，并拿之前的贷款做要挟，如不追加预算完成铁路建设，连世界银行的钱都还不上。日本政府不得不将新干线的投资追加了一倍，以完成工程，同时解除了十河信二的职务。1964年10月1日，新干线顺利通车，十河信二却只能在家里看电视转播。但是新干线对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好处，若干年后人们才逐渐体会到，好在十河信二非常长寿，他活到了97岁，看到了这一天。

到了半个世纪后，中国再次上演英国和日本的铁路热，而主管人员圈钱修铁路的方法甚至都惊人的相似，都少不了瞒天过海和做假帐。中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以修建客运专线为名完成了大量的高铁建设，然后虚报预算，和十河信二几乎如出一辙。从赫德森到十河信二，他们或许如亚当·

斯密所说，原本有很多个人目的的考虑，但是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加快了铁路的发展。当然，这些进步需要有人来为贪污和浪费买单。铁路使得人类曾经梦想的日行千里成为了可能，相对距离大大缩短，社会从此开始走向一体化。当然，铁路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就在英国铁路热刚刚兴起时，一个德国人从国家安全上看到了它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在第三节会详细介绍。

在结束本节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因为铁路而诞生的三所美国名牌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我们前面讲到这三个人都是铁路大王，霍普金斯和斯坦福都没有子嗣，前者终身未婚，后者唯一的儿子在欧洲求学时不幸逝世，他们捐出自己全部的财富，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学，这两笔钱在他们的时代先后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捐助。这两个人现在仍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两所世界级的大学。而范德比尔特家族巨大的财富也来自于铁路，他们拿出一部分钱建立了范德比尔特大学。今天其家族的财富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以他们家族命名的大学却出了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人称道。

人类早期的文明，除了印度的文明之外，都出现于大约北回归线（大约23.4度）到北纬35度之间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气候适宜，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生产，再往南又太热了。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四世纪大约一千年里，除中国以外的地区，人类文明的中心是环绕地中海而出现的。如有机会到一个世界性（而不是地区性）的博物馆看一看，你会发现在那一千年里，最好的文物都来自于希腊半岛、亚平宁半岛、北非、中东和土耳其地区，而人类古代最活跃、最先进和最有创造力的思想、科技和艺术也是出现在上述地区。可以想象，生活在地中海气候下的人们在解决了温饱后，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就会有心情去思考、讨论和创造。而在寒冷的北欧或者西伯利亚地区，人们首先考虑到的只能是温饱问题。

接着，欧洲进入持续近千年的中世纪，这是一段人类发展出现停滞乃至衰退的历史，虽然说起来在那段时间里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地中海边的意大利最先开始复兴，除了气候条件外，地中海还是海陆交通的要道，因此，意大利的各个城邦为后来的欧洲培养了大量的航海能手，比如哥伦布和亚美利哥。但是，在大航海时代，最先崛起的不是意大利，反倒是地处欧洲边缘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有些时候，越是交通不便利的地区越是出商人。比如浙江的温州，地处偏远，迫使那里的人们从古至今都出门经商。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是一样，这两个国家交通最不便利，因此最有动力去寻找通往亚洲的新航线。结果他们不仅找到了新航线，还顺带中了头彩——发现了广袤的新大陆。加上教皇的支持，他们一度瓜分了世界。这些我们在第一册“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一章有过介绍。

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而且这些财富的积累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完成了，这在人类历史上非常少见。那么葡萄牙和西班牙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不妨看看它们财富的来源。

过去受阶级论的影响，说到殖民时代，便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即欧洲人的财富（或者至少是资本原始积累）是靠掠夺殖民地得来的。的确，欧洲早期的殖民者非常残暴地掠夺过新大陆的原住民，但如果只是沿着这个思路去寻找葡、西两国的财富来源，就会误入歧途了，反而搞不清楚它们获取财富的真正途径。

与整个殖民时期欧洲人通过创造而获得的总财富相比，掠夺来的财富只占非常非常小的比例。原因很简单，新发现的大陆原住民没有多少财富可以掠夺。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时，虽然它们名义上拥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整个美洲，但是真正殖民的领土并不多，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一百年里，葡西两国殖民者的足迹所及不足百分之五的土地，即使踏足过的那些土地，大部分也没有开发。欧洲人在非洲和北美早期建立殖民点的目的，是作为航海和继续探险的桥头堡，以便到达东方开展贸易，而掠夺当地人倒在其次。南部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地区，当时经济非常落后，大约相当于中国商朝之前的水平，玛雅文明直到被西班牙人灭绝时，也没有进入到青铜时代。在石器时代的文明条件下，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是非常低的，即使掠夺，也掠夺不出多少财富。当地土著人所珍视的兽牙、羽毛和贝壳，到了欧洲根本不值钱。葡萄牙人即使把非洲西海岸土著人历代积攒的全部财富抢走（其实只有少量的金银有价值），恐怕都不如达·

伽马从印度带回的几船货物值钱。在所有殖民者中，只有西班牙的皮萨罗在灭亡了印加帝国后掠夺了相当数量的黄金，据说这笔黄金有一万三千磅大约6吨，其他的殖民者并没发现当地土著人藏有大笔的财富。然而，即使是皮萨罗的这次掠夺，所获的黄金也不过是后来西班牙人黄金开采量的百分之三左右。既然掠夺不是主要的财富来源，那么葡萄牙和西班牙何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这里面另有原因。在大航海时代，葡、西两国财富的来源是不同的。

先说说葡萄牙，它绝大部分的财富来源于东西方之间贸易带来的暴利。葡萄牙从15世纪初便开始尝试航海，在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前，葡萄牙人已经在西非经营了半个世纪，虽然在当地大肆掠夺和寻宝，但并未给国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财富。葡萄牙的发迹，是在达·伽马绕过非洲到达印度并带回香料以后。葡萄牙人在同阿拉伯人争夺亚洲香料市场时获胜，并且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垄断了欧亚之间利润最丰厚的商品贸易。我们在“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一章讲到过，当时亚洲的香料和中国的瓷器在欧洲的价格是产地价格的上百倍，只要带回几船香料或瓷器，卖掉以后挣的钱，就抵得上很多欧洲国家当时一年的GDP了。现在已经无法得知当年达·伽马的印度首航给葡萄牙带来了多少利润，但是所有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载，史学家们都是用“丰厚”和“巨大”这样的字眼（massive，immense）来描述的。在理查德·沃斯（Richard Worth）写的《达·伽马传》中，他估计那批货物在当时已经价值百万美元，相当于10万盎司（3吨）的黄金，这对葡萄牙人来讲一定是个天文数字。一个半世纪后“哥德堡号”沉船事件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当时东西方贸易利润之丰厚。

1745年，瑞典的哥德堡号（Ship Gothenburg）满载着700吨从中国采购的货物——主要是茶叶、瓷器和丝绸，从广州启程回国，九月驶进了哥德堡海港。在距离陆地不到一公里处，这艘船神秘地触礁沉没。由于是近海，当时打捞上来30%的货物，其中丝绸和茶叶因为泡了海水基本上不可用，能卖钱的只剩下瓷器。但就是这些中国的商品，在市场上拍卖后，不仅支付了哥德堡号这次（长达两年）中国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让股东们获得了14%的利润 。如果哥德堡号不沉，它的货物价值估计为2.5亿—2.7亿瑞典银币，相当于瑞典当年一年的GDP。哥德堡号比达·伽马首航印度在时间上晚了一个半个世纪，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已经小了一个数量级，获利尚且如此，葡萄牙早期贸易的利润可想而知。因此，靠着对欧亚之间贸易的垄断，葡萄牙成为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葡萄牙第二个财富来源是非常不光彩的贩奴贸易。欧洲当时的人口并不多，我们在第一册的第三章讲过，这是由于欧洲当时的农业很落后，粮食产量低，养不起很多人。当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后，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欧洲自身又提供不了，于是就到非洲去抓黑奴。最初非洲的奴隶是贩卖到欧洲而不是美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是很后来的事情了。葡萄牙人靠着这种非常罪恶的交易，从欧洲其他国家身上赚了不少钱，但是相比东西方贸易的利润，也只是零头。

相比葡萄牙人单一的东西方贸易收入来源，西班牙人在早期殖民时代巨额财富的来源非常复杂。概括来说，它最主要的财富来源是在美洲开金银矿和来自荷兰地区的税收，而不是来自贸易的利润。西班牙虽然是全球第二个开始进行大航海的国家，但是在发现香料产地和从事香料贸易方面远没有近邻葡萄牙人幸运。西班牙虽然发现了新大陆，并拥有除巴西以外的全部美洲大陆，但是在一段时间里，那里并没有什么商品给他们带来可持续的利润。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灭亡了印加帝国后，确实洗劫了那里的黄金，但是那几吨黄金很多都流进了那一百多个殖民者个人的腰包，有多少能真正流回到西班牙本土，历史学家都给不出一个准确数字，何况那是一次性买卖。后来的殖民者都不再有皮萨罗那样的运气了，因为印加帝国乃至整个美洲大陆几个世纪的积蓄全都让皮萨罗给洗劫一空了。

不过，西班牙人自有运气。他们在美洲发现了一些矿，当然，如果是煤矿，西班牙人也发不了大财，毕竟当时的海运不发达，可是他们发现的偏偏是好几处大银矿和大金矿。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哥伦比亚（当时叫新格拉纳达）地区发现了金矿。1545年，西班牙人又在玻利维亚发现了大银矿，第二年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发现了一处更大的银矿，这座银矿至今仍是世界三大银矿之一。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西班牙从那里带走了近一万七千吨的白银，和一百八十多吨黄金。

这样一来，两班牙一下子成了暴发户，当时世界上83%的金、银矿都被西班牙占有了、为了开采金、银矿，西班牙人将非洲的黑人贩卖到美洲做奴隶。由于在美洲使用奴隶开采，银子的成本比西班牙本土低得多，大量的白银涌入欧洲，使得西班牙的银比索很快取代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银币，成为世界上流行的货币。在中国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流通市场上需要大量的金银，而西班牙帝国为中国带来的银币，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自身货币的不足。

西班牙人的好运气还远没有结束。1519年，西班牙国王査理一世（CharlieⅠ，1500—1558）在他祖父去世后，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为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尼德兰地区（主要是今天的荷兰地区，还包括比利时和法国的一部分）也就成为了西班牙的一部分。当时，尼德兰地区是欧洲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从此西班牙又多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对尼德兰的税收，征税直到荷兰人独立为止。这部分税收，后来一度占到西班牙国库收入的一半。

现在，我们概括一下葡、西两国的发家史。一个主要靠欧亚之间香料和瓷器贸易中巨额的利润，另一个主要靠开采金山银矿，不论是哪一种，都不需要费太大的气力。如果葡、西两国能够善用这些财富发展工业，投资教育和科技，今天世界的历史可能会改写。但是，财富来得太快、太容易有时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美国有人进行过统计，发现那些天文数字彩券大奖的中奖者，成百上千万的钱大多在十年内就挥霍一空。而在历史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是中了这样头彩的国家，用今天的俗话说，如同暴发户或土财主。

那么有了钱以后怎么办，这两个国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花钱。前面讲到，西班牙从美洲挖出的银子，三分之一用于购买中国的货物了。只要用Google搜索一下“明朝西班牙白银”，就能得到上千万条结果，还有至少一百多篇学术论文，甚至有人认为明朝灭亡与后期西班牙向中国输入的白银减少有关，可见西班牙当时对中国贸易贡献之大。今天在中国的一些古玩市场上，依然找得到当年西班牙的银币，可见当年西班牙白银流入到中国之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购买其他地区的商品也是毫不吝啬。除了购买奢侈品，葡、西两国还修建了很多宫殿和教堂，如今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比较像样的建筑和花园大多都是在那个年代修建的。西班牙美轮美奂的王宫也是用大航海带来的那些银子堆砌起来的。

大量涌入的财富还被两国用于一件比购买奢侈品和建设宫殿更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那就是发动宗教战争，除了破坏生产，最后是什么价值也没有产生。大量硬通货和贸易利润的涌入，不仅没有对葡、西两国的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正面的影响，反而让那里的国民变得更加懒惰。在发现美洲银矿之前，葡西两国刚刚联手赶走了摩尔人（阿拉伯人）。随着航海的兴起，西班牙的手工业和造船业开始发展，但在发现银矿后嘎然中止。既然银子可以直接从矿里挖（而且是让非洲的奴隶挖，不需要自己动手），何必要从事生产呢？不仅如此，他们还赶走了上万名外国工匠，尽管理由是那些人不信奉正统的天主教。久而久之，西班牙和葡萄牙便习惯了高价从外国购买商品，国内的工商业反而极度萎缩。今天，除了一些手工业，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世界市场上都没有数得上的工业（近年来西班牙的服装业或许是个亮点）。有了钱之后，西班牙人渐渐地连田都不种了，本来气候非常适合发展农业的西班牙反而成为了粮食进口国。每每看到中国对土地GDP的依赖，我们就希望决策者能看看葡、西两国的教训。

为了保证海上贸易，西班牙用黄金白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无敌舰队。靠着无敌舰队，西班牙不仅在殖民地可以称霸，连欧洲各国也要让它三分。1580年，西班牙兼并了葡萄牙，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这时西班牙帝国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挂着红十字风帆的无敌舰队横行四海，西班牙的大帆船遍及世界各地。尼德兰地区虽然对西班牙无端的征税深为不满，但是在西班牙的武力威慑下，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也只能接受盘剥。英国觊觎西班牙（包括葡萄牙）从海上贸易以及各个殖民地带回的利益，但是鉴于武力不济，尚不敢公开向西班牙叫板，只能支持海盗去打劫西班牙的货船。

从表面上看，开采金山银矿和贸易带来的利润让西班牙变得富有，但是无数的白银加上强大的舰队并不能构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在金圆和舰队这两个支柱上的西班牙帝国，其实是外强中干，科技、工业甚至连农业等都很落后。等到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很多战舰也不是自己造的）被英国人和荷兰人打败后，荷兰便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独立了，接着西班牙在整个美洲的殖民地也纷纷独立。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从此断了财路，很快沦落为欧洲最穷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西班牙和前苏联很相似。

葡萄牙衰落得更早，一度与西班牙合并（1580—1640），后来又分了家，之后每况愈下。随着后来荷兰的崛起，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被荷兰蚕食，贸易量大幅减少。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开始参与欧亚贸易，商业竞争激烈，利润骤减，达·伽马时代一本万利的贸易早已经一去不复返，葡萄牙很快变得入不敷出，和西班牙一道沦落为欧洲穷国。

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让财富像潮水一般涌入伊比利亚半岛，然后又像潮水一样退去，除了留下奢靡享受的风气外，并未给这里的人们创造太多真正的价值。在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中，这两个国家中受益的只是国王、冒险家和少数贵族，大多数国民并未享受到这些财富带来的好处，他们除了承担由于货币大量增加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外，衣食住行并未因此有明显改善。

伊比利亚半岛在近代由盛到衰的过程，非常耐人寻味，其中有着深层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这些原因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因为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依然处在旧时代，而随着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世界进入了新时代，这两个依然处在旧时代的国家没有资格来领导伟大的新时代。

伊比利亚半岛的崛起是14和15世纪驱除阿拉伯人（摩尔人）的结果。在这场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中，两国靠的是宗教和王权的凝聚力才取得了胜利，之后宗教和王权也因此得到强化，而这和当时整个欧洲文明的趋势正好相反。在欧洲其他地区，从南部的意大利到北部的尼德兰，宗教的势力在衰落，城邦开始兴起，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西班牙和葡萄牙反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虽然强大的王权短期内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进行探险，但骨子里非常保守。葡、西两国的探险活动和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必然的关系，大航海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并没有用于发展工商业。王公贵族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害怕新兴的阶层（资本家和商人）起来挑战他们的地位，甚至有意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阶级与中国康乾时代的政府很相似，虽然看上去达到了一个盛世，但不过是在维护一个没落的旧制度而已，而那个盛世也就成了农耕时代最后的辉煌。这些统治者都不懂得近代国家的富强要靠新兴的工商业，任何国家在新时代到来之际，如果不愿意改变旧制度，则必然衰落甚至灭亡。

到西班牙旅游，就应该去离马德里不远的托雷多（Toledo）看一看。这是当年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笔下的人物堂吉诃德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保存完好的古城。在那里，人们仿佛置身于16世纪。堂吉诃德的命运反映出伊比利亚半岛上这两个王国的兴衰，这位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骑士一生处处碰壁，至死都没有弄明白一个道理——他的盾牌保护的是一个旧世界，而他的矛头指向的是一个新世界。清朝末年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就曾预见到清朝的灭亡，他深知他的主人曾国藩鞠躬尽痒维护的是一个日薄西山的王朝，虽然后者嘴上不愿意承认，但是心里却同样明白旧制度难以为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是如此，历史曾经给了它们机会，但是落后的制度却让它们无法把握住这个机会。

到葡萄牙旅游，很多人都要去罗卡角（Cabo da Roca）看日落，那里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景色非常优美，那里也是当年恩里克亲王训练航海水手的地方。500多年前，伊比利亚半岛从那里开始崛起。两百年之后，曾经拥有广袤殖民地和数不尽财富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退出世界的舞台。当我站在欧洲大陆最西头的海边，看着最后一抹阳光从海平面上消失时，不禁感慨在伊比利亚半岛能看到的只是落日，而不是日出。到了17世纪中叶，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迎来新时代曙光的，却是一个当时并不起眼的北欧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