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和礼仪

首先要说的话，是感谢令这本书得以出版的几个人：卜永坚、曾宪冠、李子归、陈博翼、宋旭景。没有他们热情地帮忙，这本书不会出现。也感谢贺喜，曾不厌其烦地替我修改过书中某些篇章的中文。 我也可以说几句有关翻译的话。我从来都相信出版物有其自己的生命，作者不应该对其独立的生命有什么影响。我生长在双语的环境，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英语写作比中文流利。可以有机会把我的英语文章翻译成中文，让广大的中文读者可以批评我的思想，是我很值得高兴的事。但是，应该声明，译文我没有好好读过。 学界对于历史人类学存在一些争议，我相信名词并不重要。我基本上是个历史学者（我的博士学位是修读社会学的），但是对人类学者的田野活动很有兴趣，也有幸得到人类学者朋友的指导与帮助。我并不相信我懂多少人类学，也对现在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追求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非常相信研究中国社会史需要结合田野的观察与文献的解读。我相信不走出书斋的历史学者（借用贺喜的一句话）不能了解中国社会。 问题不在于田野中有什么特别的资料去收集，问题在于怎样以田野的眼光来读文献。 历史学者研究的文献，来源于田野；田野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达官贵人的官邸。文献怎样产生，怎样流传，什么文献保留下来，什么文献没有，都在某类田野经历过一定的时间。它活在田野之中，有的，仍然活着。历史学者若不能从文献看到田野，他或她只是一个抄袭的机器。从田野的角度读文献，文献的内容是一层一层的，原来某句话经历过解读，又放了另一篇文献之内，如此转手多次，才到达历史学者的视野。您有兴趣知道的，是文献的哪一层呢？您又有多少田野的幻想，帮助您看出其中的变化？我们这些城市长大，五谷不分的人，不跑田野，怎样可以有看透文献的想象力？ 跑田野，才能认识中国是怎样地大物博。您以为明太祖一声令下，天下四方便自然遵循吗？真的有“瑶（猺）乱”，皇朝出兵去“平乱”吗？天地会的兄弟，真的密谋等待时机来推翻朝廷吗？多少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认同。但是，认同有它的动力，国家、社会就是靠认同产生的。谁认同谁、凭什么去建构认同，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可以利用什么概念来做建构的根据，就是研究者在田野永远不能离开的问题。 我不知道本书的文章能不能足够展示跑田野、读文献的乐趣。我只希望，读过本书的读者，下一次到庙里，可以带着去图书馆、档案馆的心情。乡村的老庙，就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地方史，讲的是老百姓的生活。生活的苦乐，村民在这里报告过。您听到了吗？ 科大卫 2016年7月8日

2022、3、14

《明清社会和礼仪》

作者讨论的问题其本质可以概括为由地方自主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如何被纳入到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礼仪制度的演变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作者所主要关注的线索。

今天的阅读给笔者最大的启发在于打破了过去我所认知的江南地方的集体联结方式表现为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族，这样的理解过于狭隘了，作者认为江南共同体的构建是以地方神为核心的庙宇作为地方共同体构建的核心来展开的（30），作者也围绕庙宇，作为其论述礼仪演变的中心。在介绍具体的演变之前需要介绍一些基本的背景，礼仪改革的根本依据是朱熹对于家训传统的建立，而这种根据的基本条件又需要依靠基本地方政府的逐步建立、文书用于管理以及科举考试授官这三点。（6）

珠江三角洲的礼仪革命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阶段是国家进入之前，以道教仪式和祭祀地方神为核心而构建的礼仪传统而构建起早期的共同体（8）。第二个阶段是国家进入之后，凭借在国家之前便已经形成的共同体，明朝政府采取了以祭祀为中心由下至上的户口模式。这种户口模式并不是由上至下的强制推行，而是得到以土地神祭祀为中心的地方群体的承认（7）。在户籍上的纳入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将这些群体纳入到统一的国家共同体意识之中，即将地方的祭祀系统整合到国家礼仪之中（7）。为此需要对地方的礼仪传统进行改造。

改造分为几个方面，其一是将朱熹有关祭祖的训诲纳入到传统的祭祀框架之中（8），并且随着嘉靖大议礼事件的影响而使这种祭祀方式庶人化，逐渐扩展开来，“家庙”式建筑兴起（11）；其二是打击“淫祀”，一方面承认部分地方神的祭祀传统，另一方面打击无法纳入到国家礼仪传统的祭祀传统，如佛教寺院等，除开共同体构建的需要，其背后的经济考量在于没收寺院所占领的地产，将它们全部纳入到国家中来。（67）

这种改造的成果由士大夫阶层来维护。“当明朝的国家扩展到珠江三角洲的很多地区，国家偶然发现的不是祭祀祖先本身在国家认可的礼仪之下可以成为一种政治稳定手段，而是祭祀祖先与士大夫地位的结合让向上流动得以满足包括新兴地主阶级在哪的发财的政治愿望”（22）

改造后的庙宇不仅在共同体的构建上具有价值，其价值同样体现在经济层面。作者认为这样的宗族其经济本质是一种控产机构（12），是市场构建的中心（13、14），围绕家庙进行商业活动。其内在的观念在于朱熹所提出的把归于祖先而非个人的私人利益直接与礼仪的维持所带来的公共利益等同起来，紧紧围绕建立祖先的基业这一共同的目标。（13）

2022、3、15

《明清社会和礼仪》

今天阅读的最主要收获在于作者所做的这样一个论断：“中国的镇的资产阶级虽则是资产阶级，却并不冲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是可能给予他们认可的。（131）”这个论断的核心是支持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目的性与意识形态绝不是天然的绑定，并直指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这件事以手段和目的两种视角观之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的积累即是手段又是目的，其伴随的对人的剥削否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这个层面来说其必然带有负面性的评价。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人的剥削又是对于自由主义的反叛，马克思揭露了这一点，根本来说这是手段、目的与思想观念共同进步又相互制约的过程。

但中国的资本主义由以作者所分析的佛山的资本主义发展绝非手段、目的与思想共同进步相互制约的过程，佛山的资本主义是服务于早已产生的价值观念，并且价值观念牢牢的约束着资本主义发展，并在价值序列上远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佛山有两种看法，一是把佛山视为一个贸易中心，二是把它作为一个绅士所表扬的地方。”“佛山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佛山乃‘忠义’之乡……没有一个自尊自爱的读书人，会认同仅为一个贸易中心的镇。”（135）读书人的尊严背后所体现出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崇高可见一般。同时在前面就以论述的以宗族为主体的商业活动其目的是为增加祖宗基业，背后蕴含的是一种满足宗族、公共利益的需求。

在佛山体现出一种奇妙的矛盾，一方面是开放的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又强烈排斥外来人的居住，因为其会享有村民的权利，涉及共同的资源（139），这充分说明单纯作为一种手段的开放式完全能与意识形态分别讨论的。

最后是文中所提到的历史的一个梳理，这些历史事件对礼仪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珠三角猺乱推动了广东自明朝建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推行文教灌输理学的价值观。这一时期学校、乡约、祭田等陆续出现，推广儒家正统打击淫祠的活动也大规模展开。到了嘉靖时期，在大礼议事件中支持嘉靖皇帝的霍韬等人开始在珠三角建立家庙，再加上其后朝廷对礼制的修改，促使了家庙继续修建以及合法化。从16世纪开始，族谱的编撰也不再以虚构的祖宗谱系为核心，而是以成员考取功名为核心。通过对正统礼仪的推动，官方认可的礼仪创造了一套共同语言，成为了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平台。朝廷礼仪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这一过程中宗族成为了一个地方社会于王朝国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制度，而礼仪则是这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举出的乌青与濮院的例子，都是先有祠庙，然后士人阶层兴起。祠庙的性质和发展线索，对于国家如何管理乡镇的问题非常重要。

士与商的差异，就市镇的社群的关系来看，具体表现为士人的宗族与商人的寺院、庙宇之间的争夺。

国家没有控制乡镇，乡镇具有自主性，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通过礼议与朝廷来往。对国家取侠义理解，那地方社会就是独立的。取广义理解，地方社会依然说着国家的语言。西欧的历史，讲述了市镇如何从国家独立的故事。在中国，“礼议”是国家与地方之间关系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