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日益碎片化了。断代与与领域之间，沟壑纵横。上世纪夏曾佑、钱穆、吕思勉等学者，还能在通读乙部要籍后，以一己之力纂写通史。如今即便是写比较全面的断代史，难度也越来越大。在新材料和新观念不断涌现、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的情况下，研究者只好各自为政。清史学界内部，更是直接分裂为汉文派和满文派，学术分歧加上政治影射，至今聚讼不休。
专业化、精细化确实带来了史学进步，费正清（J. K.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套丛书所遵循的，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留下的工作方法：每个学者都只写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积腋成裘，集几十人之力完成一部通史。这种写法，如今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系列，却似乎有意扭转这种趋势，回归“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自2009年开始出版的这套丛书，每卷都只有一位作者，其中陆威仪（M. D. Lewis）一人，更好包揽了秦汉、南北朝、唐朝三卷。
遗憾的是，就罗威廉（W. T. Rowe）执笔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而言，这一“复古”并不太让人满意。虽然作者有《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那样的杰作，但地方史毕竟材料集中，容易驾驭。而此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读最近半个世纪海外清史研究的大综述，缺乏作者进一步的提炼。另外，罗氏对于新研究成果的借鉴也不充分，比如第十章“革命”介绍了鲁迅弃医从文的著名故事后，却没有引用王德威等人的研究，指出那张中国间谍被砍头的幻灯片，很可能是出自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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