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

1、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2、Episteme、Scientia、Wissenschaft表达的是对事物系统的理性探究，是确定性、可靠性知识的体系。

3、正是先天缺失，使得人类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自己创造自己，因此，人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特别是，通过文化被构成的。作为先天缺失者，人类可以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对人来说，先天缺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

4、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但是，只有人这个物种是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死是不可逃避的。这种对死的预知，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哲学难题：既然早晚必死，何必有生？生命意义何在？明白自己必死的人类何以能够如此坚定执着地活着，哪怕吃尽苦头、受尽屈辱？

5、人生因为有死，所以根本上是一种无本质的存在：人可以是任何东西，甚至可以不是“人”。正因为人可以不是人，因此骂一个人不是人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从不骂一头猪不是猪，因为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说法。人的无本质特征，决定了人可以有多种规定性。不同的文化就给出了关于“人”的不同规定。

6、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自由”有三种义项：第一，是指法律范围内的一种权利；第二，是指哲学意义上通过认识事物而获得的一种自觉；第三，是指不受约束。第二种义项比较高深，通常人想不到这一层。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就第一种义项而言，可以认为人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的。

7、知识为什么是最高的善？知识何以能够充当一切道德的正当基础？秘密在于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不是一般的知道、懂得、了解点什么，而是通往“永恒”的唯一途径。苏格拉底反复使用为他所特有的那些方法——辩证法、助产术、下定义等，只为了表明一件事情：知识并不只是接近“事实”，而是接近事实之中含有“永恒”要素的东西。这些要素即使在事实消失之后仍然存在，比事实更坚硬。这才是知识之所以成为最高追求的根本原因。

8、永恒不变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值得追求呢？因为它独立不依、自主自足，它是“自由”的终极保证。只有永恒不变，才有“自己”。持守“自己”就是“自由”。“认识你自己”就是追求自由的最后根基。

9、中国文化缺乏一个明确的“自己”的概念。对中国人而言，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人都是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不能独自存在，只有在整个有机体中才能发挥自己恰当的作用。进而言之，整个宇宙是一道生命之流，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只是这道生命之流溅起的一个浪花。任何事物之所“是”，不是因着事物“自身”，而是生命之流的“势”“时”“史”共同造就的。因此，严格说来，事物并无一个“自己”，都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自己”不是一个原初的、基本的东西，而是派生的，可有可无的。强调“自己”往往是有害的，对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是如此，因此，“自己”往往是一个负面词汇。许多带“自”的成语都是贬义的，比如自私自利、自作自受、自取灭亡、自以为是、自暴自弃、自不量力、自高自大、自鸣得意、自命不凡、自欺欺人等等。中国人对究竟什么是“自己”其实并不太在意。

10、从西方人的身份概念可以看出，所谓“自己”“自身”根植于“同一性”和“确定性”，因此，以确定性、内在性为根本特征的希腊科学（知识）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获得知识即获得自由的意思是，通达了永恒的理念，就通达了任何事物包括认识者本人的“自己”“自身”，因而也就通达了“自由”。“自由-科学”构成了希腊人的“人-文”。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非生产力也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

11、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白：“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形而上学》982A15～18）“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形而上学》982B21～23）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多次强调科学是一种自由的探求。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纯粹的科学必须是为着求知本身而不是其他任何目的而存在，这种指向“自己”的“知”才是纯粹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才是“自由”的科学。

12、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纯粹性，以及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学习算术和几何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研究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纯粹是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需的“自由”的学问，这种学问纯粹为着自身而存在，不受实利所制约。

13、有国王师从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欲求捷径，欧氏回答说：“在几何学的王国里没有为国王单独铺就的康庄大道。”第二则故事说的是，一位年轻人师从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问及几何学的用处，欧氏勃然大怒：“给他两个钱，赶紧让他走，居然想跟我学有用之学，谁不知道我的学问是完全无用的。”

14、为什么希腊学者那么强调自己的知识的非实用性呢？因为任何知识若是成为实现他者的手段和工具，就不是纯粹为着“自己”的知识，因而也就不是自由的知识；学习这样的知识，不能起到教化自由人性的作用。希腊人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其背景是，他们的学术本来就是自由的学术。

15、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强调学术、知识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价值在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学问本身没有价值。在中国人看来，学问是敲门砖，是进身之阶，“学而优则仕”。总的来讲，中国的士人并不认为学术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因而士人阶层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总是依附他人而存在。今天人们批评中国学者缺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个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学以致用的传统太过强大。我们嘲笑无用的学问是“屠龙之术”，我们的学生总是问老师我们学习的东西有什么用，而我们的教师、学者也总是苦口婆心地向学生、管理者、科研经费的拨发者强调他们从事的学术是有用的。这个学以致用的传统严重妨碍了我们理解科学精神的真谛。

16、希腊人所崇尚的无用的知识如何可能成为知识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实践出真知”“一切知识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的生活实践、生产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一切从生活实践中产出的知识都是为了优化、指导进一步的实践，因而肯定是有用的。无用的知识何以是知识呢？希腊人的回答更加特别：一切真知识都必定是出自自身的内在性知识，来自外部经验的不算真知识（episteme），只能算意见（doxa）。

17、演绎科学注重内在推理，不注重解决具体应用的问题。什么是推理？百科全书说：“推理是使用理智从某些前提产生结论。”人们通过经验学习都可以习得从某些前提得出结论的能力。看到天上风起云涌，我们得出结论“快要下雨了”；看到大街上的人都朝一个地方奔去，我们得出结论“那地方出事了”；房间里的灯突然熄灭了，我们得出结论“停电了”。这些都是经验推理。这些推理多半是正确的，但也不一定。风云突变，甚至电闪雷鸣，也有可能不下雨；人们都朝一个地方跑，也许是抢购什么东西；灯熄灭了，也可能是灯泡坏了。但是，有些推理却必然正确，比如，“单身汉是未婚的男人”，“屋子外面要么下雨要么不下雨”。如此看来，推理作为知识的重要表现形式有许多种。有些推理不是必然正确，有些推理必然正确。希腊人看重的推理是内在推理、演绎推理，必然正确的推理。

18、他想说的是，时间空间要么是连续的，要么是不连续的，无论哪种情况，都显示出运动的荒谬性，因此，最合理的结论就是，运动不存在。喜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人会断然否定芝诺的论证，认为我们只需起身在屋子里走几步，举起手在空中挥舞几下，就证明了芝诺是错误的。然而，希腊人不这么看。希腊人认为，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的经验中的确存在着运动这回事，但是，正如芝诺所说的，它不合理，不合逻辑。因此，我们宁可相信它不“真实”，是一个假象。要破解芝诺悖论，不能诉诸经验、常识，只能诉诸进一步的理性论证。

19、希腊思想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秘密，那就是，我们生活在遗忘和遮蔽之中，遗忘和遮蔽是我们生活的本质。这个说法可能有些深奥。通俗地说就是，我们的存在是一种条件性存在，这些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存在状态，决定了我们之所是，但通常我们对这些条件并无意识。然而，只有通过追溯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世界是怎么回事，因为世界的存在也是条件性的。

20、人们常说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经验一定也是有条件的。是什么让经验成为可能？特定的经验基于何种特定的条件？我们相信“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可是，我们的“看”并不是赤裸裸的，中性的。我们的“看”是有条件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先决因素。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能“看成”不同的东西。因此，要真正理解经验，我们必须回到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那里。正是这些先验条件使经验成为可能，成为它所是的样子。

21、不仅“圆”如此，我们经验世界中的一切东西无不如此。因此，要恰当理解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需要进行先验追溯。在先验追溯之中，我们发展我们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科学。 作为先验追溯的演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之所以显得是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向对于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没有觉察。这些知识深藏在我们的灵魂内部，是一向属于我们“自己”的。正是因为一向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正因为一向属于我们，学习这样的知识，也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你自己，就是在追求自由。

22、当人们意识到现代科学出现在现代西方是因为它们继承了希腊演绎科学的基因之后，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希腊人创造了演绎科学？我想，没有把“自由”作为理想人性进行不懈追求的民族，很难对演绎科学情有独钟、孜孜以求。我们的祖先没有充分重视演绎科学，不关乎智力水平，不关乎文字形态，不关乎统治者的好恶，而关乎人性理想的设置。我们的“仁爱”精神，使我们走上了与西方不同的人文发展道路。

23、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说过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持久和深沉地思考着，就越有新奇和强烈的赞叹与敬畏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康德所说的这两样东西，一个是他的纯粹理性，一个是他的实践理性。其实，自希腊以来，西方人一向是把浩瀚星空作为理念世界的代表，把对星空的着迷视为对理性执着的一种标志。

24、与自然物相区别的是像床、桌子、衣服、塑像、车船、房屋这样的“制作物”。它们的区别何在？前者是由自己的种子靠着自己的力量生长出来的，而后者没有自己的种子，也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生长出来。一张木头做的床不可能成为一张床的种子，自动生长出一张新床来，尽管反过来的情形是可能的：种下一张床有可能长出一棵树来。使床成为床的那个东西，不在床自身，而在床的外部。树则相反，在自身内部拥有使自己如此这般的“根据”。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有些存在者在自身中并不保有其运动的根源，而有些存在者自身保有运动的根源，前者被称为“制作物”，后者被称为“自然物”。自然物的本质是内在的，制作物的本质是外在的。作为“自然物”的“本质”的“自然”，进一步深化了“自主性原则”和“内在性原则”。

25、生长物与制作物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根据”不同，但生长物作为生长物，以及制作物作为制作物，都是受“根据”所制约的，都是由于“根据”而“存在”的。生长物的“根据”是“自然”（physis），而制作物的“根据”是“技艺”（techne）。自然与技艺的根本不同在于，自然作为根据是内在的，是根植于生长物之中的，而技艺作为根据是外在的，不在制作物之中。生长物的根据是内在根据，制作物的根据是外在根据。

26、希腊人崇尚自由，盖因他们眼中的世界原就是一个内在性的世界，一个自主、自持、自足的世界，理性就由这块内在性的园地中生长出来。所谓内在性原则就是自由的原则。

27、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建立了以追求确定性知识和逻辑演绎体系为主要标志的理性科学，而古代中国没有，不是因为智力水平有差异、文字形态不同，而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人文理念。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人民与土地高度绑定，因而是熟人文化、血缘文化、亲情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文化以“仁爱”为理想人性，以“礼”为人文教化的手段。希腊文化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商贸文化的混合体，迁徙是常态，因而是生人文化、契约文化，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在希腊，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你就不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28、“自由”即成为“自己”，而“自己”只能通过永恒不变者才可达成。追求永恒的“确定性”知识于是成为一项自由的事业。作为自由的学术，希腊的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自由的科学为着“自身”而存在，缺乏外在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自由的科学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展开“自身”。中国古代在演绎科学方面欠发达，不是因为智力欠缺，而是因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因而不可能对无实用价值的自由的科学情有独钟。

29、什么是科学精神？现在我们可以说，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30、“本科”这个词是蔡元培先生发明的，想表达的意思是，文科和理科是大学里的“基本之科”。蔡元培先生提出“本科”概念，是继承了欧洲大学的“艺学院”传统。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31、希腊人的自由，实际上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由，是说认识到理念的逻辑（并且自觉遵循这种逻辑——在希腊人看来这是必然的）就是自由，没有认识到就是不自由。换句话说，你有知识，你就是自由的，你没有知识，就是不自由的。没有人故意犯错误，犯错误都是无知造成的，因此苏格拉底说无知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缺陷。这个命题到黑格尔这里讲得最为清楚——黑格尔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对希腊人来说，追求自由就是追求自知，就是认识你自己。在西方，知识论、认识论始终占据着哲学的核心位置，这和希腊人的自由观有关系。因为自由就是服从理性，就是服从内在逻辑，服从必然性，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自由。

32、希腊人想当然地认为，人发现了理念的逻辑就必定会追随这种逻辑，但基督教却发现，人的意志自由恰恰就在于，他有能力不服从理性的逻辑。你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可你选择了不照着对的去做。也就是说，你有非理性的自由，有愚昧的自由，有无知的自由，有犯错误的自由。当然，反过来，你也有理性行为的自由，有行善积德的自由，有不犯错误的自由。

33、新时代的人不光要推理、论证、演绎，还要实现自己的意志，有欲有求，而且要通过推理、论证和演绎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正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对于希腊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仰望星空；对于中世纪的修道士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低头沉思、忏悔；对于现代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恐怕是做一个弄潮儿：他要去做事情，要有所作为。

34、人工巧夺天工是不可能的。认识自然必须以一种沉思的态度，即纯粹静观的态度，从认识自然的范畴开始。任何试图干预自然过程的行为都会影响对自然的认识，得不到真正的知识。

35、一粒麦种的形式因是麦子，目的因是成为麦子，动力因也是成为麦子。麦子的理念或者共相或者形式，就是麦种长成麦子的动力。在麦种长成麦子的过程中，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新的事物出现，只不过是潜能转化为现实。麦子是现实，而麦种是潜能。

36、质的多样性的抹平意味着世界意义的消失，因为意义是建立在质的差异之上的。世界就其自身而言丧失了意义，是因为人已经事先成了意义的唯一来源。对现代人而言，理解一棵树的意义只能通过它对于人类的价值才有可能。比如，它活着可以保水保湿，可以供人乘凉，砍下来可以打家具等等。就树本身而言，我们很难理解它存在的意义。这种现代性的无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的另一个侧面。

我们可以把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称为“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现在我们可以说，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农耕文化，讲究情，仁，缓解差等之爱，所以出现了儒家思想礼。仁—礼”表现了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的人文内涵。在仁爱的旗帜下，中国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熟人文化，规则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汉语词汇，是从日本音译过来的。

中国的人文，仁和礼。

与中国典型和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猎、游牧、航海、商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农业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来人是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则是航海民族，他们都没有发展出成熟而典型的农耕文明。为了获取粮食，他们不得不也进行海上贸易。与农耕文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迁徙和非安居是他们生活的常态。经常遇到生人，生人文化。契约精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希腊人的人文是：科学。

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

希腊人经常自豪地说：“我们的国家没有统治者，每一个城邦公民都是统治者。”

为什么希腊学者那么强调自己的知识的非实用性呢？因为任何知识若是成为实现他者的手段和工具，就不是纯粹为着“自己”的知识，因而也就不是自由的知，发展出演绎科学。

中国人强调学以致用，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价值在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学问本身没有价值。

演绎推理的根本特征是保真推理，即只要前提正确，结论必定正确的一种推理形式。三段论是最基本的保真推理。它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组成。有个著名的三段论是：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会死。这个推理是由一般向个别过渡，结论所包含的判断已包含在前提中，因此，我们中国人容易把这看成是“废话”。是的，这确实是废话，因为只有这样的废话才“永恒正确”。希腊人为了寻求“永恒正确”，不惜投入巨大的精力来研究“废话”。

柏拉图强调学习算术、几何、天文这些科目的目的不是实用，而是帮助把握善的理念。

希腊算术研究什么东西呢？研究数的理论。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尊崇，他们把“万物即数，数即万物”作为学派的基本教义，发展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数字神秘主义（numerology）。毕氏学派对于数做了许多分类和命名，有些分类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奇数和偶数、素数（质数）和合数等，还有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比如“完全数”“亲和数”“三角形数”等。任何一个合数都可以分解成几个真因数的乘积，如果这些真因数加起来正好等于这个数，这个

希腊人的算术（arithmetic）准确地说应该是“数论”（number theory），与计算毫不相干

数学四艺中的前两项算术和几何是“纯粹数学”，后两项音乐（和声学）和天文学则可以看成是“应用数学”——和声学（harmonics）是应用算术（数论），天文学是应用几何

上成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伦理指南”。因此，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星占术，是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

希腊是球面几何

深信天人合一、缺乏一个独立的自然界的观念，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决定性证据。希

中国人也认为知识很重要，但是，“知”向来不被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

17年年底看到《无问西东》的海报，当时拍的照片一时没找到。文化中普遍被意识到当然很重要，没有被意识到的也同样重要。传统，科学似乎总被提及但似乎也是作为一种规范意识出现，更多“无问西东”这样的文化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有可能是决定性（当然，不是充分条件）的。

所谓“仁”之“爱”，是建立在血缘亲情上的差等之爱，不是“一视同仁”的平等之爱，因为所谓血缘秩序本身就是亲疏有别的等级秩序。

消除或减轻这种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发展初一套培养方案、教育模式，这就是“人”之文，即“礼”。

礼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以规范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式，也是通达“仁”这种理想任性的意识形态。礼就是让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从而采取相应的恰当的行为方式，正确的传达“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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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是同一级别中的平等之爱，与不同等级上的差等之爱。难的不是一视同仁，而是在亲疏中不偏不倚、恰如其分的表达差等之爱。爱有大小，也有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