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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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运用解释内生性制度变革的理论，将分析的焦点落在嵌入网络中的社会性机制上。本书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民营企业的创立过程和创业行为的研究，检验了促使经济制度出现的微观机制。这些经济制度，是由具有紧密关系的商业社群中的非正式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所支撑的。 因为中国政府要在分权化的市场中寻求新的盈利机会，所以当第一波创业浪潮从原有的生产体系中分离出来时，政府既没有发起金融改革以创造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也没有制定相关的产权保护政策以说明公司注册和负债问题。实际上，发展和使用创造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这些非正式制度安排嵌入由相似心智模式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构成的社会网络中，为创业者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可靠的商业规范。创业者通过试错方式涉及制度安排，以保障他们创建和发展私营的制造企业。市场限入迫使并激励企业家们建立自己的供应和分销网络；并且在国家之外，利用由生产商、供应商和销售商自发组织的产业集群，创造竞争优势。虽然没有正是规则保护企业的产权，但是在微观层面发展出来并扩散的合作性规范，保障了企业家们认同民营经济，并使其在国有制造业体制之外存活了下来。 (查看原文)

  Zophiel 1赞 2023-05-10 14:47:23

• 然而，国家中心论的问题在于，它并不能解释中国的民营经济是如何出现并不断增强的，直至现在成为中国制造业经济的核心部分。在经济改革的第一个10年里，尽管中央政府是鼓励家庭作坊（个体户）的，但还是明显地限制私人性质的商业行为，使之成为边缘角色。就民营企业合法化的政策而言，政府抱着容忍的态度，做出必要性的让步；允许社会的边缘性团体——农村的个体户，无业的、失业的和退休的工人——进行小规模的生产。但是，政府并不提供积极的扶持措施，也没有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政治精英们依照他们的行事方式，那么当时由改革政策播下的市场化种子，就会为限制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规模不可以超出个体户的产量——的国家政策所扼杀，民营经济也就只会停留在为市场提供小规模商品的传统模式下。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西方社会中存在包买制，与其相似，家庭式的个体作坊模式在所有前工业化社会都很盛行。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都指出，传统经济组织模式具有自我限制的特征。在他们的解释中，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并不是从传统的个体作坊模式发展而来的。 (查看原文)

  Zophiel 2023-05-10 14: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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