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沟通的语用学》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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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症状将她置于生病的家庭成员的位置，以此来要求婚姻伴侣总是听她的指挥，唯其命是从。伴侣不可能在不征询患者意见并向她做出澄清的情况下有所行动。不过与此同时，患者也持续被配偶所监督。他可能必须寸步不离电话，以便她能随时联系他，但他也会检查她的所有活动。无论患者还是其配偶都经常报告说，对方总是妨碍他/她。 患者的麻烦事会发挥作用，让配偶得以回避很多会令他经历焦虑或其他不适的情景，从而不必面对出现症状的可能性。她可以称为他精巧的借口。他可以回避社交生活，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会使患者感到不自在。他可以限制自己的工作，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必须照顾虚弱的患者。他的回避或过度反应倾向可能使他管教不好自己的孩子们，但是通过怀疑孩子的问题是由病人的症状引起的，他可以免于自我剖析之苦。他可以避免和患者进行性活动，表面上看是因为她病了，不能这样做。他可能对独处感到不自在，既然患者很害怕单独呆着，那么他就可以总是带着她，而不必强调其实是他自己有这个症状。 不满意的患者会有一些向往婚外恋的迹象，但是她的恐怖症状阻止了她与其他男性产生关联。考虑到配偶的个性和他对患者疾病的反应，绯闻对他来说也不大可能。患者和配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患者症状的保护，避免了危机的发生。 通常情况下，这些婚姻是悲惨的，夫妇关系冷漠，彼此心怀不满，但是症状起了作用，让夫妇双方的关系保持和睦。这类婚姻可以被称为强制性婚姻…… 只要症状持续，就没有办法走出这种困境。患者不知道她的配偶是否还要她，因而只能越来越多地要求他与她待在一起——因为她病了。他和她待在一起了，但这并没有让她放心，因为他看起来只是因为她有病才和她在一起，而不是因为他想和她在一起。既然他感到自己是因为她有病才不得不和她在一起，那么他就不能说服她或他自己，他其实是自愿寻求她的陪伴的。 配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他与患者待在一起，看起来似乎只是因为她病了。如果他离开她，他就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3页 -
人类显然根深蒂固地具有一种倾向性——将现实实体化，将其想象成盟友或不得不向其妥协的对手。我们能在齐布尔格对自杀的经典研究中找到一种高度相关的想法： 看起来，人类最开始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接纳生活的：疾病、各种不适、任何强烈的情感张力都使他觉得生活违背了与他签订的协议，于是他会离开这个不可靠的搭档。……显然，人们并不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的诞生才创造了天堂[这一概念]，而是因为一些原始人类接受了死亡，相比放弃对生活理想状态的憧憬，他们宁可自愿选择死亡。 生活——抑或现实、命运、上帝、自然、存在，或者随便你喜欢的叫法——是我们可以选择去加以接纳或拒绝的搭档，而我们自己也能够感受到被其接纳或拒绝，被其支持或背叛。也许就像对待人类搭档一样，人们向这个有关存在的搭档提出了自我定义，然后生活对它予以确认或不确认，借助这个搭档，人们竭力获取关于彼此关系“真正”本质的线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 -
我们的观点是，无论什么时候，一旦这一主题[“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出现，关于意义的问题就会被卷入其中。这里所说的“意义”并非指其语义学内涵，而是指其存在性内涵。意义的缺失就是存在性虚无的悲惨境地。这是一种现实及一切有关自我和他人的意识减弱或者彻底消失的主观状态。对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而言，“生活就是对虚无的抵抗”。一百多年前，克尔凯郭尔这样写道：“我想到疯人院去看看深邃的疯狂到底能不能为我解决生活的难解之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在面对其神秘搭档时的地位，在本质上同巴甫洛夫的狗在实验中的地位没有区别。狗很快就学会了圆形和椭圆形所代表的意义，一旦实验者突然破坏这种意义，也就粉碎了它们的世界。如果我们搜寻人类在相似情境中的主观经验，我们会发现自己常常假想，在我们生活的兴衰变迁的背后，是一个神秘“实验者”的一举一动。生活意义的消失或缺位大概是所有情感危机最普遍的共同特性，特别是当下热议的“现代”疾病。疼痛、疾病、丧失、失败、绝望、失望、对死亡的恐惧抑或单纯的无聊——它们都能使人感到生活没有意义。在我们看来，存在性的绝望就其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是与应是之间令人痛苦的矛盾，是一个人的感知同他的三级前提之间的矛盾。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 -
现实并不会一边怀揣着与我们生存有关的吉凶，一边客观且一成不变地“站在那儿”。总而言之，对存在的主观体验才是我们的现实——现实是我们对极有可能已经完全超出人类检验范围的事物的模式化。 这个世界是有限的，但同时又没有极限，它之所以没有极限，是因为不存在任何世界以外的事物能够联合世界以内的事物共同构成世界的界限。如果上述论点能够成立，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以下结论：“世界与生命是同一事物，我就是我的世界。”主体和世界的相关功能由此都不再受助动词有（某事物拥有另一事物，即包含某事物或从属于某事物）支配，而是受表存在的动词是支配：“主体并不从属于这个世界，其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极限。” 在这一极限内，我们能够提出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并做出回答：“如果一个问题最终能够被提出，那么它也可以被回答。”然而，“处于空间与时间之内的生命难解之谜的解决方案却处于空间与时间之外”。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处于框架内部时绝不可能对该框架本身的相关内容进行评论，哪怕只是对其提出问题。这样一来，解决方案就不再是找到对存在之谜的回答，而是意识到根本就不存在这一难解之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 -
一种人际关系越是自然、“健康”，沟通的关系方面就越不重要。反之，“病态”关系是以在关系的本质方面持续斗争为特征的，沟通的内容方面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页 -
1.61 黑箱概念（The Black Box Concept） 这个概念原本用于某些被缴获的敌方电子设备，它们不能被打开来进行研究，因为这可能会破坏其内部电路。这个概念在处理心理学或精神病学问题时，具有启发式的优势，因其不要求调用根本无法验证的内心假设，从而将研究局限于可观察的输入—输出关系，即沟通。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标志着近期精神病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将症状看作家庭系统的一种信号输入，而不只是内心冲突的表现。 1.62 意识（Consciousness）与无意识（Unconsciousness） 如果有人对根据黑箱假设观察人类行为感兴趣，他会发现，一个黑箱的输出也是对另一个黑箱的输入。这种信息交换究竟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所有这些讨论都将我们带回“意义”的属性——一种在沟通的主观经验中至关重要的概念，但同时我们发现，在研究人类沟通时，它在客观上是不可判定的。 1.63 现在（Present）与过去（Past）记忆——它不仅主要建立在主观证据的基础上，而且尽管它在探索过程中竭力避免失真，它依然很容易被扭曲，不过A君如何与B君分享自己的过去，是与这两个人之间的持续关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也由这两人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另一方面，如果直接观察个体与其生活中的重要他人之间的沟通（就像国际象棋的例子所显示的，以及在夫妻或家庭联合心理治疗中所做的那样），具有诊断重要性的沟通模式最终可以被识别出来，从而容许我们去规划最合适的治疗策略。因此，这个方法是搜寻此时此地的模式，而不是对符号意义、过去的原因或动机的搜索。 1.64 效应（Effect）和原因（Cause） 在这样的视角下，引发行为产生的可能或假设的原因是次要的，行为的效应成为密切关联的个体之间的互动的首要准则。有一条经验法则能对这种联系加以说明：当为什么做某事依然含糊不清时，为了什么做某事则可以提供有效的答案。 1...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参考框架 -
不存在“没有行为”这么个事物，或者更简要地说，人们不可能不做出行为。现在，如果人们普遍相信互动场景中的所有行为都带着信息，即“行为是沟通”，那么沟通同样拥有这一特性，也就是不管一个人如何尝试，他都不可能不沟通。不管是有所行动还是静止不动，说话还是沉默，所有的一切都携带了信息：它们会影响他人，他人也不能不对这些沟通做出回应，于是完成了交流。以下这点应该被清楚地理解：仅仅只是没有交谈或注意到对方，也不代表没有沟通。 我们同样不能说，“沟通”只发生在故意的、有意识的或成功的情形下，即只发生在相互理解时。“发出的信息是否等于接受的信息”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分析的中心，因为它基本取决于对具体的、内省的、主观的报告数据的评估，而这些是我们在阐述沟通的行为理论时所刻意忽略的。至于误解问题，鉴于沟通特定的形式特征，我们更关注与病理性有关的发展，而非沟通主体的动机或意图。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The Impossibility of Not Commu -
当观察者未将其背后的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时，它们都是一些莫名其妙、无从解释的现象。如果意识不到一起事件与其周边因素、一个有机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存在的复杂联系，观察者就会觉得自己正直面某些“神秘”现象，或诱使他们将一些本不存在的属性赋予观察对象。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页 -
“向这样一个系统输入信息，可能会因其被放大而引起系统的变化，也可能因其被抵消而使系统继续保持稳定状态，这取决于其反馈机制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查看原文) -
“在正反馈中，同样的信息被用作放大输出偏差的手段，因而会维持或加强已经出现的变化趋势。” (查看原文) -
“一个人的行为和互动规则可能会同等程度地揭示一个人的意识，就像弗洛伊德的口误理论所揭示的那样：①它们可能清楚地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问卷调查和其他简单的问答技术。②个体可能没有意识到它们，但当向他指出时，他或许能识别它们。③它们可能深深隐藏在个体的意识下，甚至当它们被正确定义并展示于个体眼前时，个体依然不能识别它们。” (查看原文) -
我们认为，对于人类沟通的研究可以细分为语法学（syntactics）、语义学 （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三个领域，与由莫里斯（Morris，。106）①提出并为 卡纳普（Carnap，33，第9页）所传承的符号学（symbology）（有关符号和语言的一般理论）研究的三个分支相一致。在人类沟通的框架下，这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可以涵盖信息传送的问题，因而成为信息理论专家的主要研究领域。信息理论专家关注的是编码（coding）、信道（channels）、容量（capacity）、噪音（noise）、冗余（redundancy）和语言的其他统计学特征，即主要关注语法问题，往往对信息符号的意义没有什么兴趣。意义是语义学的主要关注点。即便传送的是语法正确的符号串，但除非发送者和接收者事先对它们的意义达成共识，否则它们将维持毫无意义的状态。就此而言，信息共享的先决条件就是语义约定。最后，沟通影响了行为，这就属于语用学范畴。因此，这三个领域有着清晰的概念划分，但它们又相互依存。正如乔治（George，55，第41页）所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讲，语法确实是数理逻辑，语义确实是哲学或科学哲学，语用学确实是心理学，但这些领域并非真的截然不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页
作者: Paul Watzlawick
副标题: 一项关于互动模式病理学与悖论的研究
isbn: 7567534290
书名: 人类沟通的语用学
页数: 200
译者: 王继堃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6-8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