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

我独自走过昏暗的街道。风在盘旋，吹着我跑，我仿佛变成了一张纸。一片片的铁灰色的天空在飞荡——它们还有一天，两天的时间猛冲过无垠的蓝天……穿着制服的行人和我擦肩而过，但世界上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行走。我清楚地看到：每个人都得救了，唯独我没有得到救赎，而我也不想得到救赎。

我寻找着，但找不到摆脱逻辑的狂野的灌木丛的路径。那是与绿墙后面的另一个丛林相同的未知诡异的丛林，那里居住着无法理喻的离奇古怪的连话都不会说的野兽。我似乎正透过 厚厚的玻璃看着一个既是无穷大又是无穷小的事物，它就像是一只蝎子，长着一根隐藏起来却又总是在伺探的刺——那个……但或许这就是我的“灵魂”，就像那只古代传说中的蝎子，每一样东西都要扎一下……

铃响了。白天来临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平息，也没有消失，只是被白日所覆盖，就像肉眼看得见的东西在晚上并没有死去，只是被黑暗所覆盖一样。我的脑袋里充斥着一团模糊的颤抖的迷雾。透过迷雾，我看到长长的玻璃桌子、球形的头颅缓慢地沉默地整齐划一地咀嚼着。从远方透过迷雾，我听到节拍器在嘀嗒作响，伴随着这个熟悉的亲切的节拍声，我呆板地和每个人一样数到五十：按照规定，每一口食物要咀嚼五十次。在滴答声中，我呆板地弯下腰，将我的名字写入出发登记簿里——和其他人一样。但我觉得我与别人是隔绝的，我很孤独，一堵柔软的墙将外部的声音隔离开来。这里， 在这堵墙的后面——我的世界……

“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后的数字，最终的数字，最大的数字。” “但这太荒唐了！数字的数目是无限的，怎么会有最后的数字呢？” “那怎么会有最后的革命呢？最后的革命是不存在的：革命是无休止的。” （摘自《我们》）

让我们开门见山地问：什么是革命？有人会引述路易十四的话回答说：“我们就是革命。”其他人会翻着日历回答某年某月某日会爆发革命。还有人会告诉你一个粗浅的答案。但如果我们希望从粗浅的答案得到深入的答案，答案会是：两个死去的黑暗的星星相撞了，在听不见又足以令人耳聋的撞击后，诞生出一颗明亮的新星：这就是革命。一个分子脱离了自己的轨道，闯入邻近的一个原子宇宙，诞生出一种新的元素：这就是革命。罗马切夫斯基凭借一本书打破了千年之久的欧几里得世界的围墙，为无数人开启了通往非欧几里得空间的道路：这就是革命。

革命无处不在，革命蕴含于万物之中。它是无限的，没有最后的革命，也没有最终的数字。社会革命只是无限的数字中的一个：革命的法则不是社会法则，而是无法估量的更伟大的法则。它是普世的宇宙法则——就像能量守恒法则和能量消散（熵）法则。终有一天，一道确切的革命法则的公式将会确立，在这道公式里，国家、阶级、星星——还有书籍——都会作为数字变量加以表述。

革命的法则是火红的、热烈的、致命的：但这个死亡意味着新的生命，一颗新星的诞生，熵的法则则是冰冷的、蔚蓝的，就像星际间无尽的冷冰冰的空间。火焰从火红变成了均匀的暖和的粉红，不再致命，而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太阳步入衰退，成为一颗新星，可以修建高速公路、商店、置床、卖淫、修建监狱：这就是法则。如果这颗行星要被点亮和恢复青春，它就必须被焚烧，必须脱离平衡的进化之道：这就是法则。

火焰将在明天或后天冷却。（在《创世纪》里，一天相当于许多年乃至许多世纪。）但在今天就已经有人看到了，说出离经叛道的话。异端思想是治愈人类思想之熵的唯一药方（苦口良药）。

当熊熊燃烧的火热的球体（科学、宗教、社交生活、艺术）冷却下去，炽热的岩浆罩上了教条的外壳——一层僵化的静止的外壳。科学、宗教、社交生活或艺术的教条化就是思想之熵。成为教条的内容不再熊熊燃烧：它只会微微地发热——半温不暖的，冷冰冰的。耶稣在烈日下朝着高举双手和哭泣的人群作登山宝训的布道被堂皇壮丽的大讲教堂里进行的催人入睡的祈祷所代替。天文学家不再像伽利略那样高喊：“但是，它仍在转动！”而是在暖气充足的天文台平心静气地进行计算。站在伽利略的们的肩膀上，工程师们缓缓地一点一滴地营造着自己的知识结构，就像珊瑚礁的形成。直到新的异端思想将教条的外壳和以其为根基的用最坚固的石头修成的建筑统统炸开——这就是革命之道。

爆炸并不是很舒服的事情。因此，引爆者和异端分子被消灭了，遭受火刑或刀斧加身，被千夫所指。对于每日生活来说，对于每一次进化来说，对于辛劳的缓慢的有用的最有意义的富于创造性的珊瑚礁式的工作来说，异端分子是一个威胁。他们傻乎乎地莽撞地从明日世界闯入了今天的世界。他们是浪漫主义者。巴贝夫在一七九七年被砍头了，他跨越了一百五十年闯入了一七九七年。砍掉撰写挑战教条的文学作品的异端分子的头是合理的，因为这种文学作品是危险的。

但有害的文学作品要比有用的文学作品更有意义，因为它在与熵进行对抗，它是对抗僵化、硬化、结痂、苔藓、静止的手段。它是乌托邦式的荒唐的——就像一七九七年时的巴贝夫。但一百五十年后它是对的。

我们知道达尔文。我们知道达尔文之后的理论——变异、魏斯曼主义、新拉马克主义。但所有这些都是阁楼或阳台，建筑本身是达尔文主义。在这座建筑里不仅有蝌蚪和真菌，还有人。獠牙只能在有东西可以啃咬的适合才会被磨利，而家鸡的翅膀只是用来扑腾。对于鸡来说是这样，对于理念来说也是这样：就像吃肉排的文明人，依赖切好的肉排而活的理念会失去它们的利牙。异端对于健康是必需的。如果没有异端，就应该催生异端。鲜活的作品不会照着昨日的时钟去活，也不会照着今日的时钟去活，而是照着明日的时钟去活。它是被派遣到桅顶的水手，他能看到甲板上的人看不见的会令船只倾覆的冰山和大漩涡。他可能会被从桅顶给拽下来，被派遣烧锅炉或转绞盘，但那并不能改编什么：桅顶依然存在，而下一个登上桅顶的人将会看到前一个水手所看到的东西。

在风暴中你必须有一个人守在高处。我们今天正置身于风暴之中，四面八方响起了求救声。只有在昨天，一个作家才能在甲板上信步而行，按下柯达相机的快门（拍摄风景），当整个世界倾覆四十五度，绿色的海洋张开血盆大口，船身在嘎吱作响，谁还会去欣赏和拍摄风景呢？今天我们只能像面临死亡的人那样去观察和思考：我们就快死了——过去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直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如果我们能够从头开始，我们将会如何去生活呢？为了什么而活呢？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学作品是哲学意义上的地平线——从桅顶上，从飞机上看到的地平线。我们需要最根本、最可怕、最无所畏惧的“为什么”和“接下来怎么办”。

这是孩子们问的问题。但孩子们是最勇敢的哲学家。他们赤裸裸地来到世上，不为最细微的教条、绝对真理、信条所蒙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很荒唐、天真却又复杂得惊人。今天获得生命的新人就像孩子们一样赤身裸体无所畏惧。他们也像孩子一样，像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意义，提出“为什么”和“接下来怎么办”。天才的哲学家和孩子们一样聪明——因为他们都提出傻乎乎的问题，对于一个拥有装潢华丽的公寓，有精美的马桶和辞藻华丽的教条的文明人来说很傻的问题。

有机化学消除了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界限。将人分为活人和死人是错的：有的人半死不活，有的人生机勃勃。半死不活的人也在写字、走路、说话，但他们不会犯错。只有机器才不会犯错，他们所制造的只是死物。生机勃勃的人总是会犯错误，总是在追寻、提问、受折磨。我们所写的东西也一样：它也在走路和说话，但它可能半死不活，也可能生机勃勃。真正活着的人不会因为什么事情而停止，总是在寻找荒唐幼稚的问题的答案。答案可能是错的，哲学可能是谬误的——错误比真理更有价值：真理就像机器，而错误是鲜活的。真理让人安心，错误令人不安。如果不可能得出答案，那就更好了！处理有答案的问题是大脑的构造的特权，就像牛胃一样，我们都知道，它的功能就是消化反刍的食物。

如果大自然真的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真理真的存在，那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错误的。但幸运的是，所有的真理都是谬误。这就是辩证思考过程的真谛：今日的真理到了明日就成了谬误，最终的数字并不存在。

这个真理（唯一的真理）只适合强者。神经衰弱的人坚称宇宙是有限的，坚持有一个最终的数字。用尼采的话说，他们需要“以必然性为拐杖”。神经衰弱的人没有力量将自己纳入辩证三段论中。确实，这件事很困难。但它正是爱因斯坦的成功之处：他记得，当他拿着手表观察运动时，他自己也在运动，从而成功地从外度对地球的运动进行观察。

这就是不知道最终的数字为何物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如何看待世间的变迁的。鲜活的文学作品的正式特征和它的内在特征是一样的：它否定真实，否定每个人所知道的事情和我直到这一刻所知道的事情。它舍弃了古典的道路，舍弃了康庄大道。

以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契科夫等巨匠为丰碑的俄国文学的康庄大道是贴近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因此，我们必须远离日常生活。勃洛克、索洛古勃、别雷将远离日常生活的象征主义创作方式权威化和神圣化，所以我们必须接纳日常生活。

荒唐吗？是的。平行线会相交也是荒唐的。但它只是在欧几里得的经典平面几何里才是荒唐的，在非欧几里得几何里，它是一则定理。你需要做的就是不再局限于平面，超越平面。对于今天的文学作品而言，日常生活的平面就像一架飞机视角下的地球——只是一条起飞前的跑道，为了高高飞起，从日常生活进入真实的存在，来到哲学世界，来到梦幻世界。让昨天的牛车继续吱嘎吱嘎作响地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前行。活着的人有足够的力量与他们的昨天决裂。

无论你让警官、钦差还是政委坐上牛车，它还是一辆牛车。即使你在车水马龙的大道上驾驭着“革命生活”，文学作品还会是昨天的文学作品——即使你驾驭的是挂着铃铛的华丽的三驾马车。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汽车、飞机、闪烁、飞行、省略号、破折号、分分秒秒。

古老的慢悠悠的描写已是明日黄花：今日的第一要旨是行文简洁——但每个字都必须是高压电流。我们必须将以前用六十秒钟去表达的内容用一秒钟进行表达。因此，句法趋于省略和变幻无定，纷繁复杂的长句被一砖一瓦拆成独立的句子。当你的描写快速推进时，那些约定俗成的神圣化的表达会躲开眼睛，因为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总是令人感到诧异的象征主义和词汇。那些影像都是锐利的合成图像，有一个突出的特征——你会从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看到的那个特征。约定俗成的神圣化的词典被方言、新词、科学、数学、技术侵入。如果这些成为规矩，作家的天赋就是让规矩成为例外，但更多的作家则是将例外变成规矩。

科学和艺术二者以各自的坐标去反映世界，形式的不同只是由于坐标的不同。所有的现实形式都是在欧几里得世界的固定的平面坐标中的反映。这些坐标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也不存在于有限的固定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熟悉的，抽象的，不真实的，因此就有了现实主义——无论它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但那也是不真实的，更加接近真实的是在告诉行进的曲面上的投影——这正是新的数学和新的艺术，不是原始的现实主义，不是具体的真实，而是理念的真实，由错位、扭曲、狐仙、非客观性组成的。只有相机的镜头才是客观的。

并不是每个人能够理解新的形式，或许很多人会觉得理解新的形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平庸的寻常的事物更加简单，更令人感到舒服。要理解欧几里得的世界非常简单，而要理解爱因斯坦的世界则非常困难——但再也不可能回到欧几里得的世代了。没有革命，没有异端思想是简单或舒服的。因为它是平滑的进化曲线中的一次跳跃和突破，突破会造成伤口，会带来疼痛。但伤痛是必要的：大部分人都得了遗传的昏睡症，得了这种病（熵）的人绝对不能睡觉，否则那将会是他们的最后一觉——死亡。

这个病经常困扰着艺术家与作家：他们沉溺于先前发明出来然后使之达至完美的形式，没有刺痛自己的力量，不敢不再去爱慕他们曾经爱慕的事物，不敢离开他们飘荡着月桂香气的熟悉的旧巢，走进广阔天地重新开始。

当然刺痛自己是很困难的，甚至危险的。但对于那些活着的人来说，在今天像昨天一样生活是更加困难的事情。

是啊，上帝烧死的基督徒比那些被基督徒活活烧死的异教徒多出了那么多！那些光辉的领袖，谁不是一个行刑者，谁又不是一个侩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