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说《一条向西流的河》各章节的点评（39）
第三十九章故事梗概：
村里的赤脚医生锁儿不慌不忙的处置，使“牛克思”脱离了生命危险。原因是“牛克思”断粮了，只靠喝糠糊糊度日，大便解不下来“憋”的。桑峨村里缺粮，经常有人患此病，所以锁儿早就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P和志麟救了“牛克思”的性命，可面对着老汉的如此处境，想想自己的今后，又不免叹息一番。
苏伯华因为关萍的事暴打了齐协理员，在大宁县成了有名的“刺儿头”。县里干部谁也不愿意找麻烦，因此招工无望。
看着别的同学、朋友都纷纷离去，苏伯华心情沮丧，借酒浇愁，失手杀了老乡的驴，被县公安局抓了。幸亏老大等知青们凑钱赔驴，才把剃了光头的苏伯华从看守所里弄出来。
县里要在知青中选拔工农兵大学生，金庭争取到一个“体现政策”的指标，有意把P当做“出身有问题，但本人表现好”的典型，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P知道此事后大喜过望，脑袋懵懵的，恍如梦中。
第三十九章点评
大兴青旅：
作者深切关心农民的命运，深刻思考在改革之前生活在贫瘠山乡中的中国农民的心理和历史意识，在独特的审美视域中开拓出别具特色的山乡小说。作品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深刻反映民间的疾苦和民生民意，努力贴近社会生活底层，将自己插队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度的人生体验、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意识融入山乡叙事之中。
“牛克思”老汉的危重病情是当时极度贫困的生活所致，老人早已断粮，仅依靠谷糠糊糊来维持生命，最终导致牛克思”老汉严重的便秘和单纯性肠梗阻。如果不是P因购买鸡蛋而及时发现老汉的险情，老汉因肠梗阻不及时治疗会出现水、电解质紊乱、酸中毒，肠坏死、中毒性休克甚至生命危险。
作者青春时期与山乡农民曾经处于同一困顿的生活层面、同一严酷的生存境遇、感同身受的生存状态，经过了同村劳动生活过程。他与他们同甘共苦、息息相关，理解和同情山乡农民、特别是孤苦老汉的迟滞、落后的生存环境。他们对生活苦难的顺从和忍耐，在封闭境遇中形成的善良和淳朴。这些农民没有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自主权，也不许去城市寻求生活的出路，否则就会被看做是农村好逸恶劳的二流子，城市的“盲流”。“牛克思”老汉具有典型性，也具有普遍性。作品不仅具有真挚的人道主义情怀，在“牛克思”老汉具体的治疗过程中，所描述的那些看起来“脏”、“丑”的东西，实际构成特定时代和地域的既紧张又生动，既平实而又厚重，即平凡而又深邃的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山乡社会生活风俗画。
作者：
大兴青旅：谢谢点评！真的很巧，您的点评里面很多话居然和我小说以后的内容的意思非常相近。当然，看法一致是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毕竟还是感到很有意思。【他与他们同甘共苦、息息相关，理解和同情山乡农民、特别是孤苦老汉的迟滞、落后的生存环境，他们对生活苦难的顺从和忍耐，在封闭境遇中形成的善良和淳朴。这些农民没有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自主权，也不许去城市寻求生活的出路，否则就会被看做是农村好逸恶劳的二流子，城市的“盲流”。“牛克思”老汉具有典型性，也具有普遍性。】您点评中的这段话的意思，将在我小说的第42章中通过P和志麟的对话说出来。
桑峨的知青们一个个的离开了，每个人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归宿。这时，他们更加认识到了社会的复杂，这些年轻人慢慢地成熟起来，他们将学会冷静地面对这千奇百怪的大千世界-------
大兴青旅：
众所周知，从1958年开始，由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以粮食为例，1957年我国粮食产量3901亿斤，1958年4000亿斤，1959年下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则又减少到2710亿斤。由于粮食大幅减产，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农村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据1960年的正式统计，当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非正常减少一千万。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谈到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59年3月，由于极左路线盛行，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上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产生问题较多地区的外逃饥饿农民被地方政府以“盲流”名义堵截、收容，部分人员饿死在收容站。户籍政策在现代社会扩大了城乡二元制的差距，给广大农民及农民工带来了身份歧视。盲流的定义违反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产生盲流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别的存在。中国广大农村人多地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加速工业积累而确定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制度安排，以及农业政策的一大二公常常侵害农民利益，客观上形成了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乡村的现实，从而影响和挫伤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积极性；农业生产仍停留在相对简单的个体化生产阶段，拒风险能力差，没有农业保险和养老保险。
解决办法是不断改进农业政策，促进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推进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力兴办乡镇企业，就地安排农业富余劳动力，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和全民社会保障。
上山下乡特别是插队反其道而行之，自然会有P与“牛克思”老汉们的历史性相遇，有了P与对牛克思”老汉们生活绝境有了极为深入的了解。作者不掩恶、不粉饰、不丑化、不作假、不掺水，表现出在这一人物身上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质朴善良、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作者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牛克思”这一典型形象，便有了宽泛的社会意义和美学力量。
P看到“牛克思”那付惨相儿，深有感触。做为知青插队地的农村，被5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的，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体制摧残得满目苍凉: 劳动负荷异常沉重，一年到头天天都沉浸在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但仍然口粮欠缺，生活贫困，广大农民挣扎在生死线上。 自然条件差的贫困生产队，工分值低，生活难以维继。遇到灾年，问题更大。知青在经历了下乡的艰难困苦之后，对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市更加迷恋，不愿出现像“牛克思”老汉一样晚年惨景。
知青逐渐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在那个条件艰苦、突出政治的年代，在那个男多女少或男少女多的农村和农场狭小的环境里，怎么能出现理想、满意的恋爱和婚姻？宋东与关萍的爱情最终又怎样？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总是不断有人通过病退、困退、参军、上学、招工等方式离开下乡地，每一个有关回城的消息和现实难免给留下来的知青的心理上造成不断的冲击。“老大”等好友一个一个走了，这种沉重、单调的劳动，难以自给的日子再加上文化生活更是单调得可怜，P这样的知青无助与无奈溢于言表。现实生活残酷地击碎了年轻人绚丽多彩的梦，理想迷梦破了,生活也就变得空虚、单调、乏味。有些地方歧视、排斥知青，使知青心情压抑，情绪很不正常。如苏伯华因死驴的事件，县公安局派了警察要去村里抓人，使广大知青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不平衡心理，刺激了知青回城的欲望。人生之路毕竟才开始，必须做改变命运的抗争！ P从心底发出改变命运的抗争呼唤----离开这里！他嘴里嘟囔道：“这狗日的大宁县，没法儿呆下去了，越来越混账------。”
P看到“牛克思”那付惨相儿，深有感触。做为知青插队地的农村，被5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的，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体制摧残得满目苍凉: 劳动负荷异常沉重，一年到头天天都沉浸在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但仍然口粮欠缺，生活贫困，广大农民挣扎在生死线上。 自然条件差的贫困生产队，工分值低，生活难以维继。遇到灾年，问题更大。知青在经历了下乡的艰难困苦之后，对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市更加迷恋，不愿出现像“牛克思”老汉一样晚年惨景。
知青逐渐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在那个条件艰苦、突出政治的年代，在那个男多女少或男少女多的农村和农场狭小的环境里，怎么能出现理想、满意的恋爱和婚姻？宋东与关萍的爱情最终又怎样？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总是不断有人通过病退、困退、参军、上学、招工等方式离开下乡地，每一个有关回城的消息和现实难免给留下来的知青的心理上造成不断的冲击。“老大”等好友一个一个走了，这种沉重、单调的劳动，难以自给的日子再加上文化生活更是单调得可怜，P这样的知青无助与无奈溢于言表。现实生活残酷地击碎了年轻人绚丽多彩的梦，理想迷梦破了,生活也就变得空虚、单调、乏味。有些地方歧视、排斥知青，使知青心情压抑，情绪很不正常。如苏伯华因死驴的事件，县公安局派了警察要去村里抓人，使广大知青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不平衡心理，刺激了知青回城的欲望。人生之路毕竟才开始，必须做改变命运的抗争！ P从心底发出改变命运的抗争呼唤----离开这里！他嘴里嘟囔道：“这狗日的大宁县，没法儿呆下去了，越来越混账------。”
虽然苏伯华有艺术才华，“盼着能被县剧团招进去，在剧团里当个演员”，但由于他正直、仗义、火爆脾气，敢于“犯上”，成为领导眼中的“刺头”而名声在外。大宁县城上上下下各单位的领导，都不愿意把肯仗义执言，敢跟领导顶撞的人招到自己单位里添麻烦。苏伯华不仅是去县剧团当演员的美梦破灭，而且分配工作无望。加上父母没有门路，走后门返城或是去别的城市也没有什么可能。朋友们相继离开，自己感到精神苦闷、压抑、彷徨，找不到人生出路，于是借酒消愁，在半醉半醒的状态中，失手伤害了山民驮东西的驴，惹下了“大祸”，顿时酒醒，“慌慌张张地顺着一条山沟逃进山里去了。”最终被“县公安局的两个警察在山里找到，麻绳捆了带回大宁县的看守所。”
作者用苏伯华和P类比的方法，描绘了最后一批因各种原因滞留在农村的知青的精神状况，离开农村没有门路，留在农村心有不甘，痛苦、焦虑、愤懑而又无奈的心绪展露无疑。苏伯华被驴甩在地上之后恼羞成怒，“嘴里喃喃地骂着”，一时激愤想用三齿钯打驴，不仅是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行为描写来表现苏伯华鲁莽、暴躁的性格，而是借此“激情”的行为，表达了长久积压在知青心底的愤恨，发出要冲破黑暗的呐喊，要寻求人生出路呼号，要不顾一切的进行抗争的意志。
小说描写了省城下放、落户到山乡的几位干部，获知可以回城之后等待过程中心神不定、焦急、烦躁的心态，与知青急于离开山乡的急迫心情相呼应。两者同病相怜，心心相通，真实揭示了插队知青与插队干部的心理状态。 “小高整天咳声叹气的，心神不定。老宋两口子不大说话，其实大伙全都看得出来，他们心里也挺着急的。”
干部下放到农村落户实为惩罚性措施，严重地伤害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而非当时媒体忽悠的：“下放干部插队落户，让他们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在群众之中，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战斗，直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插队落户能够有效地使干部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感情，磨练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加速思想革命化。这决不是埋没干部，而是培养和锻炼了干部，使大批干部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哺育下更迅速地健康成长。插队落户走进贫下中农的门，才真正找到了革命化的门。插队落户是前进路上的加油站，继续革命的新起点。担子磨出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汗水冲掉了资产阶级的官气。”
作者以通信的方式写出了P与薛次山的深厚友谊。P在西安“火线文工团”交的那个朋友，两人之间曾一见如故，引为知己，以诚相待，无话不谈，灵犀相通。有共同的理想、爱好、性格，算得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薛次山“写起信来就跟个“老学究”似的，通篇都是文言文。信里的内容包罗万象，街谈巷议、古今中外无所不及。这位老兄语言犀利、文笔又极好，真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P看他的信觉得特过瘾，往往看了一遍还没够，得反复看上几遍才会给他回信。”对于处于文化荒漠中的P有强烈的吸引力，是P值得尊敬、信赖和依靠的朋友。“俩人通信的次数竟然比P的家信还多。”作者表达了一种“在外靠朋友”的中国传统的“侠义观”，使用了传统小说中英雄朋友出场的铺垫手法，便于在主人公落难处于困境时，英雄朋友“仗义而为”施以援手来解危救困。
金庭给P带来了省城太原的“红色五七大学”从包括插队知青中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好消息---用广大工农兵群众“上大学”、“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的方式实行无产阶级对教育领域的全面占领。“也允许推荐个别家庭出身有问题、但是本人表现突出，并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生产斗争中作出特殊贡献、取得成绩的青年人去上大学。” 金庭表示愿意推荐建电站有成绩、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P 上大学。让P有喜从天外之感，说话都有些口吃了。
小说此章最后一段，作者用沉静细腻的笔调写道：“桑峨电站简陋的发电机房里，发电机嗡嗡的运转着。水轮机的机坑下，翻着白色浪花的河水呼噜噜地跌下白马溞的深潭。皎洁的月光，静悄悄地给昕水河的河滩上涂上了一层银色的、迷人的、梦幻般的色彩。”
翻着白色浪花的河水与P心中上下翻腾的心情，皎洁月光涂在河滩上迷人的、梦幻般的色彩与上大学的美丽梦幻，桑峨电站发电机嗡嗡的运转与P在山乡取得的上大学的政治资本，河水呼噜噜地跌下白马溞的深潭与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作者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物心理描写融为一体，点明季节，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心境。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为下文埋下伏笔。
工农兵大学生也是文革历史的产物。 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1970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发［1970］46号），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提出废除入学考试制度，实行后来归纳的“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北京大学上半年二十六个专业招收两千名学生，清华大学上半年三十七个专业，招收两千一百名学生。
学生条件除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之外，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既反对忽视成分，又要反对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一般只招收未婚者）。从农村中招生，应注意招收那些有三年以上劳动锻炼，表现较好，受贫下中农欢迎并为群众所推荐的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来自农村的学生每月由学校发给十九点五元的伙食费和津贴费。
据此，全国各省市、大学陆续开始为首次招收工农兵学员作准备。下乡三年之后，P也算是符合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条件。
作者：
成为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而离开农村，这是当时知青的一条最为理想的出路。尤其是像P、志麟和丘琼这样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对于“失学”耿耿于怀的知青来说，能够去大学读书，那绝对是件梦寐以求的好事。因此，当“会说书”的P得知金庭要推荐他去上大学时，激动得竟成了结巴！
然而事情的并非像金庭想象得那么简单。在徐家垛公社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过程中发生的情节，现在回头看看在那个时候是很普遍的现象。可是，对于当时桑峨村的这几个知青来说，可真是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经验”之课呀！受教育程度之深，也是他们甚至金庭都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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