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说《一条向西流的河》各章节的点评（42）
第四十二章故事梗概：
留在村里的P和志麟拼命的练琴，甚至连去电站值班都会带着琴去。
P收到新疆的好友薛次山的信，要他去新疆去报考文艺团体。P动员志麟一起去新疆，但志麟不愿意去。
P下决心要去新疆闯荡，他不顾志麟、老大和老宋反对，一个人去了新疆。
第四十二章点评
大兴青旅 ：
P和志麟努力练琴，试图以此找到一条人生的出路。P在新疆的朋友——那个在自治区歌剧团乐队吹巴松的薛次山来信，春节之后，他一直在帮P打听新疆的文艺团体招人的事儿。最近乌鲁木齐市的京剧团和秦腔剧团都打算招收一些会演奏西洋乐器的人来充实乐队。新疆自治区文化局计划组建“新疆乐团”，也需招收小提琴演奏的人。“薛次山在信里说：如果P愿意来新疆闯荡一番，他会全力以赴，帮助P来联系这些文艺团体。”
虽然是萍水相逢,
但却一见如故。
艰难的岁月,
让他们彼此珍惜这份友谊。
这种友谊，是志同道合的凝聚。
没有约定，却有危难时相助的默契。
当你迷惘和身处困境中，
最感动的时刻来自被朋友的想起。
收到天无绝人之路的信息，
哪怕离开农村的机会
如一叶浮萍在风雨中逝去。
不甘宿命在风雨中闯荡，
让人生在拼搏后寻找结局。
与天涯的朋友相见，
本身就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相知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真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P接到薛次山的信后，凭着对新疆朋友的信任，想带着志麟一起去新疆为他们的出路闯荡一番，细致耐心的做志麟同行的说服工作。而志麟认为这样的事根本不靠谱，而外出寻找出路很可能被工人纠察队当做“盲流”收容，被人收拾一顿，不如在桑峨村死等新的知青招工政策出台，更为稳妥。
作者都过两人的对话描写，一个作用是对人物的性格进行了鲜明的对比， P不甘沉沦，愿意青春有所作为，有勇敢的闯荡精神，不愿墨守成规听从命运的摆布，愿冒风险为人生搏杀出一条血路。而志麟虽然也珍惜青春年华，苦练小提琴为人生的土壤耕耘、备种，以等待春天的来临，但是他循规蹈矩，默默忍受着命运的不公。认为“守”是以静制动，总会等到人生命运的春季。
两人的对话描写，另一个作用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黑暗面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城市经营失策而将知青户口吊销，强力驱赶到农村与农民争食。农村市经营失策，又使用暴力手段驱赶来城市寻求生存的农民。“工人民兵”、“工人纠察队”本是“工农联盟”的老大哥，畸形的时代让他们手舞棍棒来“款待”想要协助城市建设的“农民兄弟”。而且其他公民稍有不慎，身份证明不清，都有可能随时被限制人身自由，被收容、强制劳动或被遣送。
知青当年下乡，披红戴花，轰轰烈烈，其背后是国家政治的混乱和城市经济的凋敝，是对知青完成和继续学业的置之不理。用政治手段将知青成批驱赶到农村，而招工、上学和回城则要靠知青“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这又成为当地管理知青有实权的干部，如贺主任、吴书记等人以权谋私的时机。“莘莘学子”的人生命运，称为“史无前例”、“后无来者”还是很恰当的。
作者：
本章的描写，是对P这个人物思想的一个概括的揭示。也可以说，这章的内容是小说中P这个人物走下舞台之前的最终一段“咏叹调”。五年的插队生活让每个北京知青都对山村、对生活、对社会有了和当年来的时候不太一样的看法。这就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也是来到“广阔天地”里所接受到的“再教育”！当然，通过“再教育”，他们的一些看法和思想可能和再教育的提出者所希望的不太一致。
晋阳秋：
果然如此，书中的人物活灵活现。清晰的交代了离京，现在写出他们离村。“不太一样”和“不太一致”，是啊，当插队知青里有人说：“还是妈亲！”的时候，听的同学嘴里在制止，心里在哭。“天大地大”的第二句记得吧，再教育的结果。
大兴青旅 ：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以前接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学校、社会以极左的思想长期灌输的是清一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独树一帜”的思想，西方世界的孩子则生活困苦。
记得少年时看过一部电影，其中情节是美国一对有歌唱才能的儿童整天在垃圾箱里翻吃的，后被资本家收留参加歌唱比赛，在比赛中败于猫狗狂吠乱叫之后又被抛弃。
当时对农村印象也不错，读赵树理反映太行山区农村的小说《三里湾》，将农村的社会改革和日常的家庭矛盾、爱情纠葛结合在一起描绘，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画卷。或者是看电影《箭杆河边》地主佟善田策划将庆奎赶马车经过的桥梁破坏。评剧《夺印》中党支部书记何文进紧紧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同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夺回了被陈景宜等坏人篡夺的领导权，使小陈庄的面貌焕然一新。都是写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防止地富反革命分子搞复辟。学校社会没有把社会的落后面和阴暗面如实地披露给学生，以致学生的心灵自幼便打下了社会主义“完善”和“阶级敌人伺机复辟”的烙印。这使得领袖在农村进行“四清”，发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之后，不得不利用城市的学生“停课闹革命”来发动文革。
当充当先锋与桥梁的“革命小将”被抛弃，插队知识青年深入到农村以后，才真正发现了一个农村真实的世界：贫困、落后、愚昧、封闭，空中楼阁式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令他们惊愕，引起他们对向政治偶像虔诚顶礼膜拜行为的反思。上山下乡为知识青年思想上的反省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天地，与农民接触越多，对人民公社制度困厄下广大农村那并不“光明”的一面了解得越透彻。农民回忆“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往往流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正是从农民口无遮拦言语中，知青们认识到“三年灾害”主要原因并非天灾，实在是由于错误政策所造成的“人祸”。由此举一反三，对“庐山会议”的那场风波，对被列为刘少奇“罪状”的“三自一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倒行逆施逐渐有了新的见解。林彪事件是一副清醒剂，使许多知青从轻信和盲从中惊醒。经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以及勤奋学习和独立思考，艰苦生活的磨练，使他们终于走出盲从的误区，在思想上逐渐成熟，返城已经成为知青共同的心愿。
知青诗人郭路生（食指）曾写下了《疯狗》一诗。这首诗惟妙惟肖地表现出知青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破灭之后，急于逃离农村的普遍心态：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P所说的：“我不是怕苦，也不是嫌干活儿累！” “我就是受不了这没指望的日子。”插队5年后因“出身”问题仍然呆在农村确实惨了点，因为山西属于国家的“小三线”，三线工矿企业不少，山西插队的知青不少人去了三线工厂，而P则是属于没人搭理，自寻出路的一类知青，只能自己凭本事杀出一条人生的血路了。
小说中P这个人物走下舞台之前的最终一段“咏叹调”。只能咏叹而不会真正弄清“再教育”的原因和目的。
上海 “2008上海国际知青研讨会“，有人曾经提出了领袖“接受再教育”12-21指示“伪造说”。还有人认为有关部门利用“最高指示”一言九鼎的威力来协助劳动部门下乡动员的工作。时至今日，已经过去六年，未见公开发布，也不见公开讨论。即使对当年新华社人民日报如何发表这个指示的前后经过，都讳莫如深，无人启齿，与其他“最新指示”“诞生”经过的披露相比，真是云壤之别。中国的保密法“绝密”文件公开年限是30年，12-21指示真相至今不明，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如今许多“知青研究”论著为12-21指示争论不休，领袖12-21的最高指示中是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知青”放在一起“动员”的，为什么在“落实最新指示”中就不见大学生了呢？
12-21指示的由来已经成为当代史上的一段悬案。1968年8月开始，全国1967、1968届大学毕业生因“文革”无从分配工作，已经由国务院与中央军委统一安排下部队军垦农场，名曰到人民解放军“革命大学校”、“革命大熔炉”里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但是后来为什么12-21指示又让大学生做为“知青”接受再教育呢？
实际上，12-21指示之前，北京劳动部门先于1967年冬秘密动员中学生去东北农场上山下乡试点，1968年安排完66届中学毕业生参军、进工厂指标之后，开始安排中学生去东北农场，并且已经开始安排中学生去内蒙、山西插队，后来为什么12-21指示又让中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唉！谜题难解。
作者：
对于老人家12-21的最高指示，我倒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当然在这之前其实把中学生赶到乡下去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去北大荒兵团的人选那时还要挑好出身，最起码家里是不能有问题，因为那地方离苏修比较近。当时像P这样的，连去北大荒都没有资格，只能够去内蒙和山西插队。内蒙插队的也是在12-21最高指示发表之前就都去了。当12-21指示发表时，正好是动员去山西插队的时候。所以那时的动员工作一下就“省事”了！小说里所描述的学校里军代表的那些“动员”工作，如：在老大家窗外敲锣打鼓；让建国作报告、宣誓；去佳佳父亲饭馆贴大字报的这些做法，还都是在12-21指示之前所实行的。
P对12-21指示也是铭记在心。他对志麟说：“老人家说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你还指望他老人家什么时候再说个‘没有必要’吗？”他在临离开桑峨时，对志麟说的这一大段话，实际上就是对五年来上山下乡的个人体会和总结。说出知青的无望，同时也提到了那位很早就自愿来到山西插队，后来又回到北京去各个学校作报告，动员学生来山西的女知青。在P的眼里，她就是被被抹了油彩的泥巴封在墙旮旯里的的那位“肉身菩萨”！“别说是‘位列仙班’了！想再说句‘人话’、挪个窝儿，离开那墙旮旯，我看连门儿也没有！”
晋阳秋：
肉身菩萨
插队知青qucp写的小说《一条向西流的河》里讲述了一个故事，大意如下：
【神坪的小庙落成了，神殿里塑着龙王和风、雨、雷、电几个神像。塑成后，和好的泥还剩了一堆，还没来得及清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外乡人来到庙里，看样子像个家道中落、遭遇不幸的书生。他问老师傅，这塑的都是哪些神灵？老师傅一一说给了他。谁知那书生听完之后，竟然长叹一声，说道：“噫——天地之大，却无我容身之所！”小徒弟指着那堆泥巴对书生说：“地方给你留着呢！你就上那儿坐着去！”那书生对小徒弟说了声：“多谢指点！”走过去一屁股坐在那堆泥巴上，把两腿盘起、双手合十，就此闭目凝眉、一动不动了。
大家用这堆和好的泥，包裹在遗体外面，按照这书生的模样塑成一个坐像。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书生姓甚名谁、何方人氏，所以只好称之为“肉身菩萨”。】
破四旧时，泥胎都没有了。
这个故事出现在知青小说里，一定与知青命运相关。怎样解释这里面的联系，仁者见仁。
《肉身菩萨》若比当时的知青，似乎触动了他们心灵深处的某一根神经，出路在哪儿？！传奇故事中的那位落魄书生，绝非凡人，最终应了书生说的谶语：“噫——天地之大，却无我容身之所！！”即使一个小山村也没有神仙的容身之所，在文革中被破四旧扫地出门，未能修成正果。既然神仙在此皆未能修成正果，知青倘若真扎根，也不会修成一位成正果的“肉身菩萨”。 看来还是早点离开此地，方能修成正果。 ——大兴青旅
《肉身菩萨》若比扎根的知青，知识不足，求学无门，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他们看了不能说，想了不能做，连像那流浪书生那样到处流浪都不可能。书生若有为或大有作为，也做个官呀商呀什么的，或搞个商鞅变法，也不至于流离外乡，以求一席之地。知青呢，不能也不允许有一席用武之地。不是吗？我们若扎根一辈子，……那情景出个落魄且厌世的流浪知青，胡乱选个地界儿，无棺椁无亲人，一抔泥土做归宿，应了那句“何处黄土不埋人” ——晋阳秋
《肉身菩萨》若比典型的知青 ，叫人家拿泥巴给裹起来，在泥巴外面涂上点儿油彩，就像封在小庙神殿旮旯里的那个傻逼书生。他们让人给你烧香、让人朝你下跪。还告诉人们说，跟着你学就能‘位列仙班’！也许有人心诚，还真指望着入了‘仙界’能呼风唤雨呢。可你知不知道？一旦要是到了让人给塑成了泥胎的那个份儿上，也就只能坐在那儿‘装神弄鬼’的蒙人了！甭说入什么‘仙界’了，再想说句‘人话’、想活动活动、想挪个窝儿，离开那墙旮旯？呸！我看是连门儿也没有！”——作者
道法自然，崇拜、信仰都是希冀 消灾解难、越来越好。法自然应是顺应天时，合乎地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因为自然就是荒漠长草，沃土植粮，苍山松柏，温室花朵。那书生不能在他可以发挥能力的地方发挥能力，亦违了自然，如同于荒漠植牡丹，于樊笼养金鱼，岂有此理。
有感而发做首诗，取名《落难神仙》
神仙圈里亦参差，（圈：quān）
落魄流离不足奇。
自在真佛真自在，
背时老叟老背时。
高山大漠松杨壮，(松柏、胡杨)
陋圃小溪花柳滋。（娇花、弱柳）
万物荣枯循正道，
一生褒贬是传奇。
大兴青旅：
12-21的最高指示的出台的真实历史背景至今不清楚。领袖是在何地与谁讲过这个话，目的是什么？12-21的最高指示的出台之前，把中学生赶到乡下去的行动不仅已经开始，而且在大规模的执行。
1968年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截至1968年10月24日，北京市已分配安排了毕业生127 600余人。其中，农村户口回乡生产的55 000人(占已分配人数的43．1％)，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19 000人(包括1967年去的 3 000人，占已分配人数的 14．9％ )，去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区插队的 20 560人(包括1967年去的560人，占已分配人数的16．2％)，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55人，到中央和市属工矿企业的23 000人(占已分配人数的18．0％)，服兵役的10 000人(占已分配人数的7．8％)。在已分配的毕业生中，回乡、下乡务农的有94 600人，占总数的74．1％。到11月，北京又开始组织毕业生赴山西插队。（北京知青去内蒙、山西插队与“接受再教育”指示无关）
1968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的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仅三个月之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修改为只接受“农”的再教育，而北京69届按国家计划去兵团，北京70届基本留北京工厂，都不是接受“农”的再教育，为什么“把自己.......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指示无人执行？无人能够解答。
“最新指示”就是动员令。它明确了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 大学生去不去是回子事，执行不执行是另一回事。1968年8月开始，全国1967、1968届大学毕业生已经由国务院与中央军委统一安排下部队军垦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后来去了大约两年左右。北京知青已开始去内蒙、山西插队，到1968年10月15日，有21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计划，计划年内和第二年春季以前下去208.3万人，按当时补助标准，需要安置经费5.52亿元。其中年内下去166.5万人，需经费4.42亿元，已大大超过原来1.9亿元的预算。为何领袖还要下“接受再教育”的指示？
“如果你不想当‘盲流’，就老老实实在桑峨村里呆着。至于你有没有粮食吃，饿不饿肚子，没人问你！你是吃麸子、喝谷糠糊糊还是去镇上饭馆弄条狗来解馋，也没人问你。可是你要是跑到城里去，甭管你是要饭、干零活、找亲戚还是看爸妈，那可都得冒着点儿被‘收容’、被‘遣返’的险。就算是让警察或者什么‘棒子队’给臭揍一顿也没地方说理去！”
P与志麟的对话，是对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看法。巨大的城乡差距，也是知青想尽一切办法摆脱农业户口，恢复自己曾经拥有的城市非农户口的根本原因。而城市规模的差异，又体现出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福利的差异，知青即使招工到山西工商企业，再次向大城市流动也依然是历史潮流。
1958年，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户口登记机关彻底控制人口自由迁徙，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外流。农村劳动力外流就是“盲流”有棍棒伺候。文革前和文革中，当城市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城市人口的特定时代的弱势群体则被动员或者强制迁徙到农村，自己找食吃。正如P和伙伴们来到桑峨村，占用了牲口的口粮，就要自己开荒，补足牲口的口粮。
今天，国家要建立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中国城乡的区别不是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但是依然有农业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其标志是不得以退出“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的是农民。
非农户口变成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不同城市规模，实行差别落户，特大城市将实行积分落户。非农户口变成了不同城市规模居民准入制度。
此后，除了城乡“三权”的差别之外，又有了城市规模差别制度。
老宋觉得P是个干工程的材料，这辈子去乐队里拉提琴有点“屈才”,文革是一个人类历史上超级的“毁材”、“误材”时代，P的父子两代人才华发展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上山下乡使广大的中学生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不仅个人的禀赋失去施展的机会，严重阻碍了个人的自我发展，而且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危害。
P去新疆寻找人生的出路是时代给知青的精神压迫造成的，也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能在新疆暂时扎下脚跟，这桑峨村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了。P对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对自己曾经付出极大心血的白马溞电站机房表达了依依惜别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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