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中产阶级

P86 父亲及其公司帮

同小店主和独立执业医师相比，工薪族有更多的时间休闲娱乐。而绝大部分的娱乐活动都是和工作时的伙伴一起进行的。由于家和工作地点之间距离很远，他们很难在工作之后回家，然后再回到城里去参加晚间的娱乐活动。各类抽样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丈夫一般要花平均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到家。虽然通勤本身时间挺长，但只就交通而言不可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因此。这段时间其实更多地神用于娱乐。工作之后，人们会在某个地方坐下来聊一聊，喝杯酒，吃点东西。绝大部分公司的小团体都有他们最喜欢的去处:酒吧咖啡屋、小的特色食肆，以及其他类似的地点。在这些地方，只需要花很少的钱，人们就能够轻松地聊聊天。他们可以就体育、国内事务和世界问题，以及公司里每天的趣事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也可以发发关于老板和妻子的牢骚，得到其他朋友和站在柜台里的女孩们的善意宽慰。

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更加保守或严肃的人，不喜欢公司帮那种欢快轻浮的生活、更喜欢早一些回到家，与家人共度时光。这些不常和其他男性一起驻留的人可能在外面溜达个把小时，或是看看风景，在百货公司走走逛逛，玩玩流行的弹球游戏，下下围棋或日本象棋，再或打打麻将。所有这些娱乐项目，在回家的路上都很容易在公共地点和私人场合找到。

即使那些不常参加小团体日常活动的人，也会参加公司赞助的特别活动，例如郊游、棒球赛、乒乓球赛、网球赛、钓鱼，或是去某家小客栈过上一晚。甚至政府机构也有专门的经费用于这类短途旅行。这类旅行中少不了泡温泉，但也有其他活动安排，如钓鱼、滑雪、棒球赛、观光和登山等，朋友之间的友情在夜晚的饮酒放歌之间达到顶峰。 有时候，团体人数众多，因此需要包个大巴士乃至几乎包下一列火车车厢，在团体成员们上车的时候，欢乐时光就开始了。公司除了完全支付旅行费用之外，小团体还可以在特色客栈和餐馆以公司价得到折扣，即使是那些并非由公司官方出面主办的旅行也是如此。在美国的社交活动或鸡尾酒会上，人们一般每次与两三个人聊天，而日本的聚会和旅行则需要所有人集体加盟，除非是爬山、观光或者泡温泉这样一些更适合小群体的活动，才会有更加私密的交谈。尽管在这类场合中时常会有二十乃至三十个人站在一起听故事或是讲笑话，但发言的人经常比私下谈话更显得亲密无间。在这样的场合中，人们相互间倾诉烦恼，袒露心扉，做自我剖析或是讲个事先准备好的笑话，自嘲在小群体中出过的洋相。在其他时候，群体中有才艺的人会讲点趣事，或是表演文艺节目。这类团体娱乐活动不只限于工薪族，但只有工薪族能够借助公司的资助时常享受这类带有娱乐性质的旅行，这类团体更多基于工作关系，而非邻里、村民、职业、宗教、年龄和亲属关系。

总体而言，那些下班后待在一起的人在工作中也更看重彼此的关系。尽管通常由处于同等地位的人组成，但有时地位高低不同的人也会一同下班外出娱乐，这样，就组成了一种公司里的“帮”。或许同一个“帮”里的成员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或是有着多年的亲密从属关系，领导者会为下属提供指导和帮助，作为在公司里忠实于他和支持他的回报。实际上，“帮”可能会由一个更大一些的群体组成，比之下班外出娱乐的非正式小群体要大，但即使如此，是否能够进人非正式小群体，可能仍然取决于他是否已经成为“帮”的一员。

这类群体都是高度整合的，同事可能一做就是一辈子，因此，与美国相比，维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尽管每个人都忠于群体，但微小的意见分歧(弗洛伊德称之为“对微小差异的自恋”)还是可能产生让成员心烦意乱的紧张情绪。这样一来下班后一起消遣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就可以巩固他们的人际关系，使之经得起工作中产生的摩擦。

就绝大部分人而言，他们只归属于工作群体，其他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远逊于此。因此，对于同侪群体中人际关系方面哪怕十分微小的问题，人们都很敏感。例如，一些人会因为上司对待他们的方式而心烦意乱。另一些人则因为上司对群体中某个成员青睐有加而感到嫉妒，尤其在这个被青睐的人开始炫耀其得宠地位的时候。但是，依靠在工作结束之后一起放松，或共同外出参加公司组织的旅行，人们就能够维系友好融洽的同事关系。这样，工作中的委屈、不满和相互竞争产生的问题看起来就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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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著作是根据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李1] 年间我以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所做的一项研究写成的，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中国的出版社会对这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生兴趣。

当然，近来许多中国家庭已经步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尤为关注日本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

在研究日本之前，我和我当时的妻子(她现在已经离世)在波士顿地区研究美国家庭。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我们开始在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此后搬到近郊市川市的一个当地街区生活，碰巧郭沫若及其日裔妻儿多年前也在这里住过，他们的房子离我们的咫尺之遥。

我的妻子去日本人家访谈妻子，我则访谈男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每周都去这六个日本家庭访谈，我们的儿子则在当地一家日本人的幼儿园里开始接受启蒙。就这样，我们和访谈对象成了好朋友。其中一家的妻子现在仍然在世，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也一直与这六户家庭的孩子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现在也都成了儿孙绕膝的祖辈。

我们发现这些人家的丈夫都为大公司或政府部门工作--日本人称之为“工薪族”，社会学家们则称之为“新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老中产阶级”(小型独立家族企业或小公司雇员)迥然不同。

在我们的著作中，我描述了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抚育孩子，如何看待自己的政府，又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

和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大相径庭的是，日本的妇女都是全职家庭主妇，她们几乎花费了所有的时间照看家庭和孩子。我的妻子称其为“职业主妇”，因为她们以非常专业的方式扮演着主妇和母亲的角色，似乎那就是她们的工作。这使得她们的丈夫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并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建立起密切的社会关系。

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非常相似的是，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们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日本社会流行“教育妈妈”一词，因为她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竭尽全力帮助孩子成就学业。

在我们与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们已经全然拒绝了二战时期及之前盛行的军国主义精神，他们致力于世界和平。因为中国人在二战时期与日本人有过亲身接触，十分自然的是，许多中国人仍然会将日本人视为军国主义者。不过，如果中国人能够对日本家庭有更深的了解，他们将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放弃军国主义。如果不是因为现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话，日本人是愿意与中国人做朋友的。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傅高义

二〇一七年春

我要感谢译者周晓虹教授和他的两位学生。在本书中文版的导读中，他出色地追溯了我的学术生涯，交代了我对日本新中产阶级兴趣的由来。他也讲述了我们之间相互交往的一段佳话。

--博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