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中产阶级

工薪族面临的问题是，在接受了现代科学和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后，很难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遗存感到自豪——他们甚至不相信在这遗存中有所谓独特性。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有关一个民族的独特性的界定一直会在与不同国家的密切交往中不断地修订，那么与这些国家的公民不同，M町的居民对确实的日本究竟为何缺乏准确无误的界定，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入侵也缺乏应有的准备。

M町的工薪族就处于这样一个失调的位置：他爱自己的国家，但按照自己越来越接受并践行的西方标准，他又很难再欣赏它。

战后人们如何从个人损失，家庭错位和物质匮乏中复苏的。

由于群体内部联系紧密，一个人的成功与满足都取决于整个群体的成功，如果一个人偷懒，也同样会削弱其他所有人的地位。再做一项工作时，人们不进因为踏实努力而受到表扬，同时还必须对集体产生作用或是替集体承担后果。

一个人因能力超群会获得奖赏，但同时不会破坏群体内部共识。然而，对那些有能力却不尊重群体共识的人，群体却觉得很棘手。如果一个人既不胜任又不尊重群体共识，那么群体可以有效的孤立他。即使一个人很有才能，是群体非常需要的人，如果不善合作，也会发现自己被置于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如果他身居高位，就可能出现一些非正式的制裁措施，以限制他独立行事的权利和权力。与此相反，对于一个不胜任工作但却忠心耿耿的人，人们往往会给他一个名誉性的岗位，却没有什么实权，也无需承担什么责任。由于不存在定义清晰的组织章程祸办公室守则，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的志愿者组织都可以灵活变通，如果大家意见一致，就可以为这些人特意安排出某个岗位。在那里，这类人会收到尊重，但能力不足却不会影响到群体效能，。当然，这个人可能会意识到他被看成是不称职的，但还是往往会因为大家保留了他的面子而心怀感激。

更重要的责任和位置，则会交给那些既忠诚，能够积极回应群体意见，同时又能使群体活动顺利运作的人。

就像开始学会享受契约性工作关系带来的，从家长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一样，工薪族也同样喜欢上了摆脱私人关系的羁绊后获得的购物自由——一种基于非人情关系的固定价格的自由。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日本只不过比中国早走了三十年。

【理性看待，政府不代表人民。】

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天皇与政府官员密不可分，M町的居民很难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去批评政府官员。尽管政客们从来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但那些以天皇名义行事的官员通常能够免于公众的批评。就M町居民的政治态度来说，战后天皇地位的重要变化并非他正式放弃其神的身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战前就不相信他的神性，但在他放弃神的身份之后却仍然效忠于他——真正重要的变化是帝制与政府权力的分离。天皇再也不能作为政府领袖的保护伞，也不能使其行动合法化了。

……

政治领导人的合法化问题部分源于国家遗存的多个方面的价值分歧。对政客而言，很难找到一个广泛的共识基础并获得大部分国民的追随——即使单在M町都十分困难。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合法化难题错综复杂，它涉及与战争时期的军事行动紧密相关的多个群体及个人的责任认定。即使是M町的居民中曾经做过士兵的那些人，对军部领导人也十分反感。二战之前和期间，军队对平民颐指气使，M町的居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对自己的军队视如灾星，一旦违背了后者的要求，就会面临极大危险。人们觉得，自己受尽磨难，却徒劳无功地看着军部带着国家步步走向深渊。由于军部领导人铸下的大错，许多朋友和亲人死于战火。因此，人们从头到脚都反感军部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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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日本对外扩张期间住在中国，这使得他们比较尊敬中国人，并对中国的农民怀有负罪感，因为这两个国家曾经在语言、宗教和更为广泛的习俗上有如此深远的传统关联。尽管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怀有同情，认为他们致力于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但他们又很高兴自己不必生活在如此严格的政府组织化管理之下。但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美国人那么可怕和危险，人们很乐于与中国建立比现在更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