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中产阶级

得到听书版书———关于作者 傅高义，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他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是哈佛的“中国先生”，同时也是一位深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继费正清之后担任第二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1998年入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4年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奖。 关于本书 这是一部“民族志”，以日本新中产阶级为核心，全面描述了日本东京近郊一个叫 M 町的地方在五十年代末的生活现实，并以此论述了日本社会的现状，前瞻了其未来的走向。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主体研究耗时两年，而随后傅高义及其夫人又坚持继续对研究对象进行跟踪研究，并先后两次将本书再版，对“十年后”及“三十年后”该地的现实与未来进行阐释与展望，因而整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横跨了整整三十年。本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与著名的《菊与刀》一起，成为美国在日本研究方面的典范之作。 核心内容 日本“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客观原因，是大公司所提供的“终身负责”与“稳定升迁”，既满足了当时人们谋求稳定的迫切需要，又向人们许诺了一个会“越来越好”的美好未来。“工薪族”的崛起，让学历、考试变得愈加重要，同时也冲击了旧有的家庭结构，大家族日渐式微，“核心家庭”取而代之，成为社会主流。而随着“工薪族”丈夫在家庭中的长期缺席，妻子成为家庭中的核心，其自我价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更关键的是，“工薪族”崛起，也对日本经济飞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以自身的实践，创造了一种复合型的价值观，解决了传统与进步之间的矛盾，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进步。 点击查看大图，保存到手机，也可以分享到朋友圈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日本新中产阶级》。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30万字，我会用大约25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社会中的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族崛起的原因，他们的崛起给当时日本的家庭与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一变化如何奠定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迅速腾飞的基础。 先讲一个有趣的真事儿，说有一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带队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听众里就有人向朱镕基提问，说，“你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呢？”朱镕基答道：“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你应该去问傅高义啊！”这话音刚落，下面就响起一阵笑声。朱镕基十分不解，忙问大家为什么笑，旁边有人提醒他：“提问的这位，就是傅高义本人啊！”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但也很有深意。这一问一答之间，其实反映了两个关键点。首先是关于傅高义这个人，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在以中国与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研究方面，其成果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所以朱镕基才觉得他可能比中国人都要更清楚“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而另一方面，既然发问者就是傅高义本人，正是说明了对于这一问题，他仍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与热情，这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位社会学家对于现实的敏感与热心。 在美国，傅高义被认为是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十分精通的学者，是哈佛的“中国先生”，同时也一直是深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亚洲问题专家。他曾经担任第二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1998年入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除了日本，他也曾对中国香港和广东进行过长时间的实地调查研究，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4年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奖。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写过《邓小平时代》，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做了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描述。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日本第一》，不仅是美国在日本研究方面的经典，更成为一个“窗口”，让美国人，甚至是中国人，都得以从中窥探到日本崛起的秘密。 而今天要说的这本《日本新中产阶级》，则更像是傅高义在16年后出版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日本第一》的“前传”。《日本第一》以全面性的视角，综合论述了日本在八十年代的经济崛起，而《日本新中产阶级》则是借助于作者亲自进行的田野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日本经济在八十年代腾飞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新中产阶级，即所谓工薪族的崛起。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日本新中产阶级》这本书。它是傅高义在一次前往日本，耗时两年的田野调查之后整理而成的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这书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领域被称为“民族志写作”，也就是通过调查，讲述一个特定群体在一段时间内实际的生活状况，阐述研究者自己的见解。本书以新中产阶级为核心，全面描述了日本东京近郊一个叫M町的地方在五十年代末的生活现实。在日本，町这个概念，有点像我们说的街道，或者小镇。作者用这个M町为例，论述了日本社会的现状，前瞻了其未来的走向。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与著名的《菊与刀》一起，成为美国在日本研究方面的典范之作，刚好构成了美国方面日本研究的两个方向：前者偏文化分析，后者则着眼于社会经济。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主体研究耗时两年，而随后傅高义及其夫人又坚持继续对研究对象进行跟踪研究，并先后两次将本书再版，对“十年后”及“三十年后”该地的现实与未来进行阐释与展望，因而整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横跨了整整三十年。 这本书的重点主要有三个：首先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如何取代独立小业主、地主群体这样的旧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然后是这一新兴群体成为社会主流后，对日本社会与家庭的固有模式造成了怎样的冲击与影响；最后则是这一群体的兴起，究竟在日本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部分 先来说说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族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原因。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工薪族就职的企业规模更大、更加稳定，可以对员工终生负责；另一个则是凭借着资历和技能，员工可以获得自动升迁的机会；最后是工薪族这一身份，在忠诚与能力两方面对雇员提出了要求，而这个标准恰恰与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谋而合。 工薪族这个概念，简单来看就是拿工资的人，但在日本，它有一个特指，主要指那些在公司或者政府机关这样的较大机构任职的白领人员。与它相对的，主要就是小企业里的雇员。尽管他们同样靠工资生活，但由于企业规模较小，他们的安全感与其说来自于小企业，倒不如说来自于雇主本人。这里面的稳定性就要差一些，一旦市场出现波动，或者雇主方面出现什么变动，雇员的生活也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而大公司的生活显然就要稳定一些。 在二战以前，日本社会就存在着这样的二元就业结构，有人会选择去大企业或政府部门上班，另外一些人则在小企业里工作。但随着二战爆发，直到战败，小企业的经营大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成为一道分水岭，使得更多的人在就业观上倾向于稳定就业，使得工薪族的人数水涨船高。相比就职于传统企业的男性，年轻女孩更乐于选择或许工资较低，但工作稳定的工薪族作为自己的伴侣，甚至还出现了独立小业主督促孩子进入大公司就业这样的状况。这就是工薪族这一身份被当时日本人向往的第一个原因：就业环境更加稳定。 工薪族的另一大优势，就在于大公司的科层管理结构。这种科层管理结构有利于就职者获得自动升迁。就职者最初进入大公司，大都要从底层做起，工资也相对微薄，不过凭借年资和能力，必然会一步步获得升迁。年资这个因素往往在大公司的考评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就业者完全可以推算出自己在一定年限之后，理应在公司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只要不出现意外，这种升迁几乎是水到渠成的。而在传统的小企业里，由于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科层划分，其管理模式就更偏向于“家长制”，不存在稳定获得升迁的可能。一个人也许做一辈子，都还停留在同样的职位，拿着相同的工资。这样的就业状态，如果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条件下，也还算说得过去。可是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重建，社会也越来越开放，人们也自然希望能谋求到一份可以满足自我提升这个诉求的工作。 从这一点继续展开，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工薪族这样一个职业选择，不仅仅是在客观上给战后的日本人一个稳定、优越的生活保障，同样也在主观上给他们一种被认可的满足。而被认可的具体内容，又恰恰是日本人传统上很看重的两种东西，也就是忠诚和能力。 实际上，尽管这两种东西是传统的，但处于战后重建的日本人，此时对于传统是极度排斥的，因而无论是忠诚还是能力，它们较之以往仍有一些不同之处。先说忠诚，日本人的忠诚，在二战前往往是指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不容许有半点反对的声音。但这种忠诚无疑也是日本在二战中错误决策发生的原因之一。因而作为战后重建的代表，新中产阶级的忠诚，他们所忠诚的对象已经由上级变成了群体。在科层制结构下，大公司中的上下级，不再是“家长制”的命令与服从这样的关系，而成了一种合作，即互惠互利，共同创造价值，从而让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分得令自己满意的一杯羹。 而在这样以创造共同价值为目的的环境下，能力也成了评判个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与以往的社会环境相比，尽管在大公司的升迁制度里，个人能力的影响力仍不及资历，但却是在群体里赢得尊重的关键。大公司里仍会有一些忠心耿耿，但能力不济的员工存在，公司方面为维持稳定，同时也表现公司方面对其忠诚的认可，还是会给他们提供升迁的渠道，但会在具体职位上做出考虑，比如安排他们去一些地位较高，但并没有实权的虚位上去，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公司的竞争力。这样的“老人家”，也会渐渐被公司里的核心群体所排斥，而想要跻身到核心群体，就业者就必须要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赢得一份礼遇和尊重。 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关于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二战失利所带来的影响显然是根本性的。因为战争所导致的时局动荡，人们更希望谋求稳定，进而在稳定的基础上一步一步修复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大公司在客观上为就业者准备的两点体制性优势，即终身负责以及自动升迁，简直就是为战后的人们“量身定制”的；而在主观方面，传统上的基本价值观经历了被否定，到调整，直至再次适应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忠诚和能力，仍旧是评判一个人价值的关键，但人们所效忠以及展现能力的对象，已经由上级变成了群体。工薪族个人的价值乃至尊严，在这个群体中得以重新实现。 第二部分 说完了新中产阶级崛起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它所带来的影响。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为了能够成为工薪族，学生需要拥有相应的学历，这就使得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了多数年轻人迈向成人社会所面临的第一道关卡，教育，或者说就是考试本身的意义越发重大；二是随着工薪族的崛起，日本的家庭形态也在发生改变，传统大家族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夫妇二人加上孩子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最后则是由于家庭中身为工薪族的丈夫，需要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对工作的经营，使得妻子在家庭里的核心地位越发凸显，妻子的话语权也有所提升，从而为日后的女性解放埋下了伏笔。 先说教育。刚才我们谈到，由于工薪族满足了战后日本人在就业上主观与客观的需求，年轻人便纷纷将进入大公司看成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途径。而大公司在招聘时往往会青睐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因此考入名校对于年轻人而言就具有了鲤鱼跳龙门一般的意义。 一般来说，当时的日本学生进入名牌大学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小就进入与名牌大学有合作关系的私立学校，这类学校往往被称为“扶梯学校”，因为在这里就读的学生不需要通过残酷的竞争，就可以相对轻松地获得升入名校就读的资格。但这类学校往往学费昂贵，很少有人负担得起。另一种方式就是大多数人会选择的考试之路。我们中国学生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考而不死是为神”，其实日本学生早在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面临这样的命运了。日本当时就有了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这样的概念，他们的大学招生不像中国，通过一次统一考试的分数来录取学生，而是由各学校自己组织招生考试。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学生如果报考了多所学校，就需要经历多次“高考”，其煎熬程度可想而知。 关于高考，咱们还流传着一句话，叫“考的是学生，也是家长”，这一点在日本也是适用的。由于日本家庭中，身为工薪族的孩子父亲工作压力很大，因此孩子的事务往往是由母亲全权负责。当时的日本，甚至还有专门给母亲们准备的“母亲课堂”，讲的不是“育儿经”，而是中小学知识，为的就是让母亲们可以在家里辅导孩子功课。由于升学考试直接与就业紧密相连，而大公司又代表着可能是当时社会唯一的锦绣前程，因此“一考定终身”的压力就陡然增加，而这压力不仅在于考生本身、考生母亲，甚至考生全家都要一起来承担压力。 考试压力如此之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庭结构的改变。在传统大家庭里，子孙满堂，即便一两个孩子考试失利，找不到工作也无关紧要，因为大家的安全感来自于大家庭本身。但随着工薪族的崛起，“家”的规模变小，一个孩子的成败，就可能具有决定整个家族未来走向的意义。但随着工薪族的崛起，原本的大家族又不可能不土崩瓦解。这是因为工薪族通过大公司所获得的安全感，已经超过了当时家族可以带给他们的安全感，来自大家庭的责任在此时甚至成为他们的负担，比如给老人养老，或者有人托付他们给小辈亲戚找个工作等等。 大家庭里，亲戚之间习惯于互帮互助，但是工薪族并不需要大家庭的提携，他们的帮助就成了单纯意义上的奉献。更何况，一个刚刚站稳脚跟的工薪族，在精力、财力和社会关系上都很有限，想要提供这样的帮助也是很吃力的。与此同时，工薪族自身的工作压力，又使他们很难继续与亲人保持往来。这就让他们渐渐脱离了大家庭，在城市中组织起了属于自己的核心家庭。个人的发展取代了家族的维系，成了“家”这个概念的根本。 而在这样的核心家庭当中，妻子所扮演的角色也较之以往更加重要，这也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在传统大家族里，一切都以家为核心，家的主导权也完全掌握在男性家长手中。但随着工薪族需要在工作场所付出更多，上班时要努力工作，下班后还要忙于应酬，维系公司内外的人脉网络，这就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在家这个场所中时常缺席。这时核心家庭里，家这一部分的事务自然要由妻子来掌管，她们也拥有了更广泛的话语权。更有趣的是，由于家庭责任必然包括抚养孩子，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也必然十分亲密，核心家庭中母子同盟的现象也十分显著，这也会给家庭关系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制衡。比如母亲想要家里换购一台新车，就可以让孩子提出要求，然后自己在一旁帮腔。父亲也许会对母子二人的小伎俩有所察觉，但也没办法提出异议，只好默默答应。 到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总结。当工薪族成为社会主流之后，首先使得进入大公司成为年轻人就业的首选，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找工作的竞争。而作为应聘时的硬指标，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成了年轻人寒窗苦读的唯一目的，甚至要让全家人一起为之付出和努力，一考定终身的状况由此开始；另一方面，工薪族的崛起，让一部分人不再对传统家庭有所依赖，家的传统概念越发式微，新型的核心家庭越来越常见，并且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而对于核心家庭而言，它需要夫妇二人共同参与经营才能维持，而丈夫作为工薪族，需要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因此妻子在家里的核心地位就得到了确立。尽管女性仍需要为家庭而操劳奉献，但这种付出，已经从传统家庭里的命令，变成了核心家庭里的责任，女性也由此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也为日后女性的解放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工薪族的崛起，其实很像是一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从它开始，整个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当骨牌全部倒下时，所形成的画面，自然是日本社会经济的崛起。所以这最后一部分，我们就来说说工薪族崛起与日本飞速发展的关系。这关系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工薪族直接创造的价值，使得日本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二是工薪族稳定的工作状态，使得社会制度与社会信心得到了同步恢复；三是工薪族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得社会拥有了全新的价值观念。 先来看看工薪族所创造的价值。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工薪族对自身价值的认定包括了两个方面，也就是忠诚和能力，二者缺一不可。而在大公司的环境下，大家养成了一种“大家做饼大家分”的习惯，也就是全体成员都对群体目标的服从，而群体目标的实现，最终将会使全体成员从中获益。有人开玩笑说，日本企业对每个员工的要求，就是能一起实现鱼和熊掌兼得这个目的，最后熊掌大家分，每个人也都有鱼吃。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日本企业才以其技术研发优势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想要做到这一点，道理说起来一点也不难，就是让每个人都对群体负责，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但这背后，是大公司努力给工薪族们营造的安全感，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望，也就是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 而同时，工薪族的稳定，所带来的自然不只是可观的经济效益，还有意义深远的社会效益。二战失利，自然对日本的社会制度和信心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由大公司引导进行的战后重建，很快就为日本社会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工薪族的崛起，则是在个人层面，让更多人看到了美好未来的可能，而他们井然有序，并且愈加富裕而充实的生活，也成为新时期理想生活的标杆。光明未来近在咫尺，社会制度自然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工薪族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增强个人信心的同时，也必然导致社会信心的恢复，并且在随后的60年代，尤其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时达到了顶峰。 工薪族的崛起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但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在价值观念上的创造。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日本的战后恢复，离不开美国提供的援助，而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扶持，使得日本人一度处在十分矛盾的价值观念之下，也就是不肯丢弃，又无法继承的传统，与在当时代表着先进与开明的西方价值观的矛盾。但随着工薪族的实践，这一矛盾其实也迎刃而解，因为工薪族的成功，正意味着两种观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融合。工薪族作为一个群体，既拥有日本传统价值观念里的忠诚品质与集体观念，同时也从西方价值观念里汲取了追求卓越、效率至上等内容，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复合型价值观，引导其不断取得进步。 到这里我们可以再做一次总结。工薪族的崛起，在日本战后经济重建，直至腾飞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工薪族自身首先成为这一过程中的主力军，在实现自我意义的过程中创造了可观的价值；而他们的成功，也为整个社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成为建设光明新生活的标杆与信心来源；最后，他们以自身的实践，创造了一种复合型的价值观，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进步。 总结 说到这儿，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我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咱们分析了日本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因为战败，日本人所面对的客观现实和主观上的心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在当时所产生的新趋势中自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具体到新中产阶级方面，他们崛起的客观原因，是大公司所提供的终身负责与稳定升迁这两方面内容，既满足了当时人们谋求稳定的迫切需要，又在稳定的状态下，向人们许诺了一个会越来越好的美好未来；而在主观上，工薪族在大公司下的工作，满足了传统价值观念中对忠诚和能力这两方面的要求，但人们又不必像战前一样，对自己的上级绝对忠诚，并且向他表现自己的能力。大公司里的工薪族，要忠于的是自己的集体，同样也需要在集体中展现自己的能力，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也是当时的人们主观上很乐意接受的。 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崛起，势必会对旧有的社会状态产生冲击。工薪族的崛起，首先让跻身大公司的机会变得十分宝贵，这进一步使得学历、考试变得愈加重要，一考定终身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工薪族的崛起，冲击了旧有的家庭结构，使大家族的观念日渐式微，核心家庭取而代之，成为社会主流；而核心家庭越发普遍，家庭成员的分工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妻子在家庭中不再需要唯命是从，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随着工薪族丈夫在家庭中的长期缺席，她的角色也就越发重要，甚至成为家庭中的核心，其自我价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 第三点，我们分析了工薪族崛起，对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工薪族在这一过程中身先士卒，在实现自我意义的过程中创造了可观的价值；而他们的成功，也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标杆，使得社会信心得到了恢复；最后，他们以自身的实践，创造了一种复合型的价值观，解决了传统与进步之间的矛盾，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进步。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日本经济通过战后重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达到顶峰，但此时已经进入了泡沫经济时期，并且随着泡沫破裂而迎来了大萧条。这一巨变，在工薪族崛起的过程中其实也已显出端倪。工薪族的工作目的，完全是求稳、求富裕，他们为此而不懈奋斗，而当稳定和富裕的目标已经实现，他们继续奋斗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另一方面，随着个人生活状况越来越好，社会中的集体主义倾向也越来越淡泊，取而代之的则是越来越明显的个人主义，忠诚已不再是必须，因为人们不再需要抱团才能取暖，这势必也对企业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最后，工薪族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使得家庭结构发生松动，女性就业的意愿越发强烈，而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来自父亲方面权威的缺失，也使得孩子疏于管教，这些都对家庭稳定造成冲击，自然也给社会带来了影响。 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新中产阶级》对于现实的意义了。正如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故事里，傅高义向朱镕基提出的问题，“你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呢”，而他的这部作品，正是极好的素材，足以带来充分的启发。 撰稿：暗蓝 转述：徐惟杰

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未必真心暂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观点，但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还是提供了一个业经整合的价值观系统，表达了他们的基本目标，并赋予他们存在的意义。与此相似，西方国家的公民也会指出，民主和个人主义是提现生活的基本原则。

m町的居民却没有一个能够提现其信仰的清晰的思想体系。晚近以来社会的迅速变迁削弱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信仰，却没有出现具备一致性而又被广泛接受的新型价值体系。就像许多日本学者提出的那样，德国人对战败的反应是，并未对其进行严肃的重新审视就再次举起了站前的价值观大旗，而绝大部分日本人的反应则是质疑自己的人生观，忍痛予以反省，却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

89个笔记 导读 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 他开始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的工薪雇员（salary man）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 《日本第一》的成功刺激了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向世人展示自己进步的欲望，傅高义成为向世界代言广东改革开放的不二人选。 前言 回眸一本前瞻之书 埃兹拉，你完全是一个乡下人。你从来没有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你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在你决定教书之前，应该负笈海外，在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弗洛伦斯·克拉克洪 第一年，他们住在东京的市中心，第二年傅高义夫妇搬到了东郊，他们称之为“M町”（Mamachi）的地方。 “工薪族”的人及其家庭，他们是靠薪水过日子的大企业和公共机构中的白领雇员。 使得工薪族卓尔不群的是受雇于大的组织而不是他们的收入和职业本身。并不是钱的多寡决定了工薪族是什么，以及社会上认为他们是什么。相反，这里的关键是在相当稳定的条件下获得常规性薪水的预期和地位，以及在生活方式的标准和期望方面如何表达出这一点。做（doing）一个工薪族是成为（being）一个工薪族的基本条件。 。但到一九六〇年代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转折。占统治地位的自民党成功地使对立的在野党和缓下来，并将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成功地举办为一场民族盛典，同时推动了“让你的收入翻番”政策的实施，后者确实做到了，至少对经济总量来说。在傅高义的田野研究十年之后，工薪族的生活方式成了主流的规范，虽然它从来不是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活 “超越成功”则发表于一九九一年的第二版再版之时。就像标题所说，傅高义证实了人们对“光明新生活”的最初热情逐渐变得黯淡，以及工薪族的生活方式在物质奖酬和个人价值方面的不满和挫折。同时，正如他们所预见的那样，对工薪族生活方式的向往确实波及所有国民，工薪族的模式仍然牢牢地镶嵌在一种制度化背景之中。 第二章 透视科层制背景 一九五五年，在城市中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年龄段里，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男性及百分之二十三点六的女性仍然单身 在某些个案中，妻子知道丈夫有个女朋友，但不会介入，除非丈夫不再提供给自己金钱和家庭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她觉得，丈夫提供了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所需，她也受到社区的尊重，为此应该感激多多。她尤为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奢华生活方式，比如家用电器、汽车，以及其他对一般工薪族来说即便是简单款也可望不可即的物质享受。 绝大部分店主每周工作七天，一年只在两到三个节日里才打烊，早上八点就早早开门，晚上十点甚至十一点还在营业。这份工作本身要求不高，店主可以在做生意的空隙中在家休息一会，但经济上的压力却十分严酷。 高级经理到低级职员，从权力精英到办公室事必躬亲的跑腿小弟，在M町，工薪族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数量上都占有决定性的位置 由于孩子的未来更多地决定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所属的机构，而非所继承财产的多寡，而女儿的婚姻更多地决定于她得到的教养和性格而非嫁妆多寡，因此父母会更多地考虑如何给孩子以恰当的工作上的培训，或是如何获得一份令人满意的婚约，而不是积累庞大的财产。 第三章 通往工薪族之路 “过关仪式” 一所重点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在同一机构获得学术训练，很难想象一个教授从一所重点大学跳槽到另一所。 据统计，日本是世界上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年段则呈下降趋势。这一数据毫无疑问与年轻人承受的巨大压力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必须在人生中的这一短暂时期内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 如果学生愿意付费，大学可以给他发一封电报告知成绩。这份电报通常不会直接说出结果，而是用隐晦的表达方式。例如，一封告知考生名落孙山的电报是这样写的：“樱花已落”。 一个人获得保障和社会流动的机会被强力挤压到整个人生中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许多人清晰地认识到，普通人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最方便的捷径就是考进名牌大学。 显然，工薪家庭的孩子很难彻底摆脱一考定终身的强大影响。上流社会家庭的孩子哪怕考试成绩不理想，也往往可以设法通过财富与特权帮助孩子走上成功之路，但典型的工薪家庭却没有这么多资源为孩子提供第二选择，顶多就是用家里的积蓄与人际关系让孩子进入一所比其考试成绩略优的学校。因此，工薪家庭更愿意将最宝贵的家庭资源——母亲的时间与家庭积蓄投资在帮助孩子更充分地准备考试上。 由于多项选择的考试无法衡量原创性的、富有创造力的思想，考试的重点只是记忆而已。 人生成功取决于能力，而能力的判断标准则是普遍的，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第二部 家庭与其他社会系统 对渴望成为工薪族的人来说，“光明新生活”就是充满浪漫色彩的画卷。可对工薪族的家庭而言，每次购买令人艳羡的物品，其实都是精挑细选和省吃俭用的结果。 由于绝大多数大公司和政府机构的退休年龄是五十五岁或六十岁，而退休金很有限，更由于一个五十五岁的男性完全可能再活十八年，工薪家庭需要为晚年而努力储蓄 即使是收入有限的工薪家庭，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稍微多付一点儿钱换得购物的自由是值得的，它可以避免通过朋友购物导致的人情债，以及因此可能产生的紧张不适感。就像开始学会享受契约性工作关系带来的、从家长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一样，工薪族也同样喜欢上了摆脱私人关系的羁绊后获得的购物自由——一种基于非人情关系的固定价格的自由。 第六章 社区关系 就像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女孩可以通过独立与相对开阔的社会联系获得个人社交技巧，保持自己的童贞，而日本的父母则担忧，由于缺少经验，女儿无法抵抗试图接近她的第一个男人的诱惑 由于缺乏同时归属几个群体而带来的安全感，人们很少尝试对抗来自群体的压力。尽管在群体内部也容许比较宽泛的个人差异，容许一个人在忠于群体并为群体所接纳的情况下自由地提出意见，但在会影响到集体利益的基本议题上，人们仍然会追随大流。 在某种语境下，这种谦卑的声明清晰地显示出，他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待遇十分在意。 在M町，有些居民拥有学生时代就交往的老友，尽管会面并不频繁，也许一年就一两次，但却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非常享受老友见面的时刻，追忆旧时光，交流小道消息，也彼此倾诉苦恼。与老同学在一起，人们可以谈谈工作中的烦恼，而这些问题却很难向同事启齿。 第七章 基本价值观 要想充分赢得他人尊重，仅有忠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能干或有才）。所谓能力，不仅指“才能”或“天才（tensai）”，还具有“勤勉”和“毅力”的意涵。 日本人欣赏优雅和控制，因此许多事物都带有仪式般的优雅意味。尽管一些人把这种仪式般的特征，如深鞠躬、昂贵的婚礼，看成是封建主义的可耻残余，但绝大部分人还是很享受这种礼仪化的风格。 第三部 家族的内部 现在，尽管老大在弟妹中仍可能拥有相当权威，尤其是在大家族，但这种权威主要源自其年长而非继承人的身份。一般而言，姐姐的权威就高于年纪较小的长子。 第九章 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表明至少刻板印象受到了夸大。但是，不论言及从前的话语是否真实，对以往时代苦难境遇的印象成为M町主妇比较自身命运、认同自身幸运的基准。 主妇的技艺，如插花、茶道等，原本需要靡费大量时间、历经训练才能正确掌握，从前只有最阔绰的太太才能指望达到高水准。如今一般工薪家庭的主妇也能修习这些技艺了，这种优雅才是M町主妇所追求的。 如果丈夫在公司得偿心愿的机会虽不甚乐观但却并不考虑离开公司一样，妻子也怀抱有限的乐观，期待在家庭主妇的角色范围内更好地完成自我实现。 第十章 家庭内部的权威 战后，丝袜和女性都强韧起来” 她研究他的性格，熟知他的脾性。她知道何时须让他独处、何时他能迁就、何时可以利用他的“开心时光”。 一般而言，丈夫都会尽量置身事外。他设法淡化争执的严重性，敦促婆媳双方相互体谅。只有当情况发展到其无法忍受或者断定一方极不占理之时，丈夫才会主动出手，劝说母亲接受现代的方式或者教育妻子要善待老人，以此调解婆媳争执。 第十一章 家庭团结 人们不以“我们的家好幸福”或“在家真好”等深情的感叹表达对家庭的忠诚，但这反映的是感性的淡去而非情感的离场。 M町的年轻人即使对上一代人有所抱怨，对母亲却几乎总是抱以同情。这种子代与母亲的紧密联结，对于可能进一步加深的代际断裂，例如美国城市众多移民群体中的亲代与子代的分裂，是一种有效的缓冲。 新时代的理想新娘应有足够的知识可以聪慧地与丈夫攀谈，但不需心怀个人抱负以防影响婚姻幸福。 孩子在祖父母过世多年以后依旧十分哀伤和孤僻。许多由祖母（或祖父）抚养成长的孩子再难找到其他联结能够替代祖父母生前对自己的那种亲密而无私的关爱。 第十二章 育儿 她认为与孩子交往的方法是：让孩子快乐并与他们处好关系，从而使他们愿意听话。 孩子眼中，母亲不是权威而强迫人的训练者，而是帮助他们避免外部权威否定评判的盟友。向孩子灌输对父亲、鬼怪或超自然力（遭报应）的恐惧亦有类似功效。这是母亲不必身居权威位置就可让子女听话的一种方法。 由于孩子本人对成功既渴望又焦虑，从而能够“理解”并愿意配合母亲，所以母亲不需要强迫孩子学习。向孩子传达外部世界的要求时，母亲不是专横的外部权威的代言人，而是帮助孩子达到要求的盟友。 第四部 M町大观 大型科层组织使新秩序成为可能，这种新秩序在新中产阶级之中尤显瞩目。鉴于规模，大型组织须得形成关于招聘、工资、晋升和员工福利分配的标准化方 第五部 重返M町 一九六九年，初次研究M町后时隔十年，我与妻子重返M町。 这一巨大成功让M町的居民提出生活上的新问题，并质疑十年前理所当然的想法。因何要为公司利益而牺牲自我？为何要坚守一地勤勉劳作多年？没有其他更有趣的事可做吗？缘何年轻人要为了进好大学、好公司而努力学习？没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事吗？ 少年和青年的质疑最强烈。初中生仍为高中入学考试而努力，高中生也仍为大学入学考试而奋进，但许多考上大学的学生现在却对为何努力以及如此努力是否值得的问题心生迷惘。备考的学生仍对进入更好的机构和公司十分在意，如果不能得偿所愿就会失望。追求目标和想要做好的心情依然强烈，对失败可能导致经济窘迫的焦虑却不复存在。学生日益不愿接受极长时间的备考训练，家长现在也愈发疑惑努力督促孩子备考是否必要甚或可取。 然而父母并不总能理解这些焦虑的少男少女。甚至与子女关系亲密的家长，也回答不了子女诸如该做什么工作、应过什么生活之类的基本疑问，因为他们也拿不准将来的理想情形。 现在，M町的许多年轻人明确宣称不想成为工薪族。他们期冀更有趣而充满挑战的生活，也许这种生活与文学或艺术世界有关联，给予人们更多挑战和激情。尽管进入这些新领域成为可能，但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大多数年轻小伙终将成为工薪族，而大多数年轻姑娘则终会嫁给工薪族。他们追寻更有乐趣的生活，大凡不会导致其改换工作类型，至多只会发展出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 男性身穿质地与美国中产阶级服饰相媲美的、熨烫平整的深色西服，女性的穿着契合世界潮流。 房屋配备了类似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设施的、现代化的电气设备和厨房。许多家庭设有新的西式客厅，地毯取代传统榻榻米的情况并不罕见。 他们极其认同国际舞台上的日本，反复讲述从电视或流行读物中看到的、日本在国际经济或体育竞技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他们的体育国际竞争意识在日本举办奥运会时达到顶峰，于一九七〇年世博会时再次冲顶 “我家主义”（my home-ism）[插图]这个新的观念在当前蔚为风尚，用以描述人们对家庭生活的广泛投入。 纵然以前的被炉，即家庭以往放在地板中间的炉子已被新燃气炉取代，但家人围在一起讨论的温馨感觉一如往昔。 第十五章 超越成功：三十年后的M町 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傅高义和我带着我们两岁的儿子首次前往M町、近距离观察日本人家庭生活之后三十年 影响家庭生活的一些社会趋势，包括经济发展、工薪族生活方式的蔓延、核心家庭化和考试制度繁冗。我的社会学分析深受自身的心理健康观影响，因为我相信：理解个体所经受的压力有助于洞察社会系统的运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机动车的增多，泥土路变成了铺面化道路，随着年轻女性去工厂或办公室上班，住家女佣消失了，余留的旧式便桶被冲水马桶取代，时髦的家用电器迅速增多。 崭新的衣柜、做工精良的时髦服装、音响器材和大量家用电器是M町人家的典型配备 随着房地产逐步涨价，M町拥有房产的人感到幸运，并非因为他们打算将房产出售，而是由于要是现在才买，可就买不起了。 M町男性的典型职业生涯遵循以下模式：刻苦学习考入尽可能好的大学，毕业后尽可能进入最著名的大公司或政府部门，继而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每周上五六天班。然而，人们不再为了寻求保障而倾向进入大公司或政府机关，因为经济保障对于日本中产阶级而言已经不成问题。 一位M町的居民指出，富国生命保险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五百名受访员工之中，百分之七十的员工称有压力，百分之四十四的员工称长期感到疲劳，而被问及是否惧怕过劳死之时，百分之四十三的员工明确做肯定回答。 一位M町工薪族的儿子按照父母期望，一直读到以把许多毕业生送入东京大学而闻名的一所重点高中，却突然拒绝参加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儿子决意不过精英工薪族的制式化生活。父母那代人无比渴望保障，见到儿子屡屡更换工作，他们不禁忧心儿子的将来；然而，如同其他许多战后的一代，儿子明白，自己可以依凭父母的积蓄以及在不断扩大的就业市场中发掘自身的创新才能。最终，他在传媒行业稳定下来。 有些丈夫被妻子戏称为“工作狂”，因为他们除了工作一无所想。退休后无所事事待在家里看电视的工薪族，被妻子语带幽默却愈加嘲讽地唤做“大号废物”！ 父亲的缺席加深了母子间的亲密度，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致父亲常受排斥，被妻儿待为宾客或者外人。报纸讲述了“惧怕回家”的故事： 日本，考试制度作为成功的入口，如同俗语所说的“针眼”一般狭窄。事实上，它已延展为社会各阶层的标准，增加了许多人的压力。它推崇学业成就和公司白领工作，几乎不鼓励其他类型的才能。有艺术天分的儿童或许不得不有所取舍，要么牺牲艺术追求回归主流学业，要么放弃学业追求为了艺术事业甘冒一切风险。更为痛苦的是，不擅长学业而另有其他才能的孩子若未能在学业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就会在自己以及他人眼中沦为失败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孩子在附近户外玩耍抑或与兄弟姐妹、小朋友、大人一起在屋里围坐被炉的时间更长，持续的年头也更久 在日本，退出教育体系几乎无异于脱离社会，极大地降低了将来获得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 尽管考试制度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但时至一九八九年日本教育制度的诸多优点有目共睹：几近百分之百的识字率、普遍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技术精良的劳动力、协同合作并遵规守矩的国民。考试制度业已成为普适教育制度、精英教育制度以及随工薪族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出现的社会分层的支柱。在孩子的青春期，考试制度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它是激励年轻人努力工作、培养自律、令其忙碌而无暇闯祸的主要因素。它成为一种“生活现实”，无人喜爱却又人人接受，而且，它居于孩子及其家庭外部，故而并不影响家庭内部的和谐。 一九五九年，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第一代人一般有三至五个孩子，而第二代人却仅有一至三个孩子。两个孩子似乎最为理想，尽管一段时间以来全日本每对夫妇的子女平均不足两人。决意丁克的夫妇不再罕见，孩子超过三人的夫妇寥寥无几。 理想的情形是：祖父母住在独立的住房单位里，与一个子女的住处相隔不远，也许就在同一栋楼、隔壁或同一街区。 一九五九年，家族的影响力与其早先拥有的绝对权力相去甚远，父母与子女一起商定婚事，子女有权否决父母的提议 当前的若干调查结果凸显了家族制度的式微乃至消亡，决意终止家系延续的家庭数量之多令我震惊 。一九八九年，我听说几户人家把女儿嫁了出去。家系绵延数百年的一门望族容许女儿户籍迁入夫家、决意不再延续本门家系，不仅如此，父亲辞世以后，佛龛无人照看，母亲也开始信奉天主教。 一九八五年以来，日本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迫使企业雇用员工时一视同仁。现在，企业接受女性担任主管，取消了女性婚后必须辞职的规定。半数以上的已婚女性如今都在工作，女员工人数约占员工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几乎所有的年轻女性而今都身处职场或者将会在其人生的某个时期受雇工作。 M町的年轻人大多以“随和”形容父亲，很少有人抱怨父亲严厉。“爹地”取代了“严父”，成为孩子的玩伴，长期不在家时会送孩子礼物补偿。 一九八九年，最严重的压力来自考试制度，它将人生大部分竞争集中到初高中阶段。孩子的心理压力最大，其次是母亲。工薪族父亲的生活竞争较少，他们的压力源于长期加班和大型科层组织的严格管制。 后记 一九五八年，那时我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博士学位，这个系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和临床心理学。 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当时刚刚开始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但还买不起一辆汽车。 我们可以说它坐落于真间町（Mama-cho），这是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丈夫们大都是工薪雇员，每日通勤去东京上班。在我参考使用的著作中，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是“salary man”（工薪族）——日文单词sarariiman的英语拼写。 一九六〇年离开日本以来，我起码每年回去一次。 自《日本新中产阶级》第一版出版以来，来自东京不同郊区的人都问我，研究的是否是他们的社区。 自一九九〇年以来，西方报纸的财经版（文章主要为投资者所撰）一直都对日本的经济表示失望。它们看到的都是停滞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谈论的是失落的这几十年。 M町的家庭担心与过去相比公司里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因此不得不比过去动用更多的储蓄以维持生活水准。他们花钱更为谨慎，冬天舍不得用暖气，夏天舍不得用空调。他们焦虑国家未来的持续竞争能力，以及来自中国的压力。他们关注社会的老龄化，担忧由于国家降低对核能的依赖所带来的能源成本。 一位在日本待了二十年返回北美的美国友人，却惊讶在美国这么多事情都做不好：公共交通缓慢且不准时，交货迟缓、货物破损、服务恶劣，一些社区连孩子上学都不安全。他承认，所有这些，日本做得都更好。M町的家庭就没有一家选择滞留海外，即使有机会也是一样。日本的犯罪率和失业率一直比美国要低。 附录 田野研究报告 我们先是通过一个熟悉的朋友结识了当地小学的一位校长，校长再将我们介绍给这六户人家，这种结识方式可能是日本社会的特点 有些人甚至说，他们感到和我们交谈比和自己的朋友与邻居交谈更为自由，因为我们不会卷入社区的品头论足和流言蜚语之中。 专门为了研究的目的，我们对这些家庭大概做了六百多个小时的程序化访问。基于这些访问，我们积累的打印笔记多达数千页。 高阶层的人一般似乎更为轻松，不拘于礼节；而低阶层的人则极端客气，似乎极力想证实他们出身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