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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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尊王为旨意所派生的各种题目，使光绪一朝的清流和疆吏常常处在两端。相比于清流以督责为风节，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代疆吏其实更多一点士人对士人的恕道。张之洞立庙堂之日曾劾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素深，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除了“嗜好素深”一节之外，这些文字描述刘坤一的负面都缺乏实证性和精确性，皆非刘坤一所能甘心收受。然而十二年之后，已经做了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被人弹劾而轮到刘坤一奉旨“确查”。以当日张之洞漫无边际的笔锋括扫为比衬，则刘坤一办“确查”，命意全在于举事实为洗刷，而后的复奏以“臣维张之洞学有体用，识达经权。仰蒙圣主特达之知，畀以圻疆重寄。该督系怀时局，力任其难”为总评，其中看不出一点旧日的芥蒂。同一类例子还有张佩纶会办福建防务而大败于马江，言路群起痛劾，而切齿之怒骂多出自本属旧识的清流。在一片骂声里有心为他留一点余地的，却是奉命査办的左宗棠和杨昌濬。结果是左宗和杨昌濬也被连累，受到诏旨“语多含糊”和“意存袒护开脱”的切责，并“传旨中饬”。身为疆吏，左宗棠和杨昌濬都受过清流和言路的弹击。所以，就个人而言，其“意存袒护开脱”与刘坤一为张之洞做洗刷一样，都可以看作心地之宽厚。然而这些人分别代表了彼时疆吏的典型和清流的典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晚清的清流与名士 -
儒学经典中的很多章句都是说给人君听的，其用意大半在于警戒。读书人以“明道”为正路，学问和思想的起点即在这些章句之中。所以，沿着圣贤的话头讲下去本是非常自然的事。但谢济世以自己的祸难向天下士人说明，圣贤留下的道理当中也包藏着许多为时君所忮忌的东西，涉笔其间，便会成为一种危险。人人都怕靠近祸难。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读书人与儒学精神的义理一面也离得越来越远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5页 -
在近代国家观念产生前，国家一词是用社稷作诠解的。时当一姓之天下，能够维系国家而代表社稷的只有一个君主。因此，儒学崇尚“忠君”，其忠忱所托的对象大半是一种国家和社稷的人格化，而并不尽在时君的一人一身。 【注释3】陈寅恪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前有序文一篇，论及王国维死因，有谓“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他所说的正是儒学中的这一层意义。但这一层意义在论史的时候又常常容易被人漠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0页 -
与中国社会的惯性和常态相比，炮口震撼下触发的愤怒和惊怵都不耐久。曾经与林则徐一同禁烟御侮又一同落职受遣的邓廷桢，道光二十五年再起为陕西巡抚，然而当日英气已消融殆尽，在属员眼里显得一派状貌颓然 此老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以日薄崦嵫，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也。岁首属司道凑费数百金，制造灯戏，为明年正初演用。余两仓书斗闻中丞高兴，亦鸠金制灯，互相赌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理与势的冲突：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因果 -
然而从19世纪前期开始，西方人的进取之势便显露出长久磨砺之后的一派锋芒。嘉道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刚刚醒来，夷患还远不是时务中的一个题目。而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已经使英国成为欧洲和世界“发展的引擎”了。那里不仅制造产品，而且制造扩张。两者都亟亟乎抉破世界贸易的空间界限。中英通商曾长久地以十三行行商的垄断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工业革命吹胀了英国商界中的自由贸易主义，群商各思伸展，公司专利便成为一种广被非议的东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理与势的冲突：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因果 -
读史多年，大半都在与晚清士大夫缠磨于古今中西之变的感慨苍凉之中。 在二千多年的自成路轨之后，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脱出了旧轨。 “智勇俱困之秋”，说的都是不能用历史经验来对付的陌生和蹇迫。而七十年中立起于陌生和蹇迫之间，自觉代表中国社会回应西潮逼来的，则始终是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大夫⋯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随后，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他们又成了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的中国人。 取新法以守护旧物。 借来的西法正在化作尺度，并被直接用来规范本自另有一种尺度的中国。 摧折的都是儒学义理。 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非常明白地显示了同一个社会群类的一变再变。这是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而晚清的士大夫则因之而成了当日变化最剧烈的中国人。 在西法的笼罩之下和比照之下，十年新政一个一个地打破了曾被称作祖宗家法并久经苦心守护的东西，而锤起锤落，主张都出自一时之士议。其中最耐久想的是历经千年的科举制度与彼时的兴学育才之旨相扞格，而后这种为万千士人托身托命的制度也被推到了砧上，在士议的重锤之下打得粉碎。士议促成了科举制度的废止，然则以一个特定的社会群类而论，士人也自己消灭了自己。在人类的历史演化里，一个群类消灭另一个群类的事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像这样同一个社会群类自己消灭自己则显然是一种异态。以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为背景，这是一种逼出来的异态。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士大夫在效西法图自强的过程里一变再变，一直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们无负于那个多劫多难的时代。然而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这个过程留给历史的正面和反面又都是以他们为源头的。因此后来人沿波讨源，他们便非常自然地成了被追究者。当举子士人的时代过去之后，后起的“智识阶级”出自学校，已属另外一类。他们各自从西方取来理想，以此相案，也以此相分。随后的漫长岁月里，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自序 -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清代的功名与富贵 -
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 -
以旧式暴力抵抗新式暴力，中西之间舟船与枪炮的悬殊对比，常会化作无情的压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义，召唤他们在劣境中慷慨一击，肉薄赴死。 以旧式暴力抵抗新式暴力，中西之间舟船和枪炮的悬殊对比，又会逼出颟顸者的蒙昧相，用他们不识时务的议论和行为描画历史的惰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鸦片战争与儒学 -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清代的功名与富贵 -
此后二百余年，绅士在国家权力（官府）的逼视下活得非常安静。然而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权力在内战中脱出了旧榫，久蛰的绅士遂纷纷被时势召出来，在襄办地方事务的过程中各露头角。后来的五十年里，通过科试、捐纳、保举（军功、劳绩）得功名而又游离在仕途之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由农村流向城市，更多的人则留在籍贯所在的地方，以其个体的知识、才干、名望和积累的财产、势位、影响兴作于官府和民众之间，成为一种牵动上下的社会群体。随之而来的是绅权的步步伸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 -
屡见的蒙昧接缘于传统文化的负面，他们展示了士大夫群体意识的另一重内容。后人有理由蔑视这些东西。然而，在侵略和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正义一方所显露的蒙昧相又不是单单用蔑视可以说明的，它含结着严峻的历史矛盾和深沉的历史悲哀，并反映了中西之间舟船和枪炮之外的另一种时代差距。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鸦片战争与儒学黜 -
但是，“万年和约”带来的昏沌会使战争留下的惊怵很快成为烟云过眼之物。那个时代耆英多而魏源少，当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再议论这个题目的时候，二十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鸦片战争与儒学黜 -
士议促成了科举制度的废止，然则以一个特定的社会群类而论，士人也自己消灭了自己。在人类的历史演化里，一个群类消灭另一个群类的事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像这样同一个社会群类自己消灭自己则显然是一种异态。以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为背景，这是一种逼出来的异态。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士大夫在效西法图自强的过程里一变再变，一直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们无负于那个多劫多难的时代。然而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这个过程留给历史的正面和反面又都是以他们为源头的。因此后来人沿波讨源，他们便非常自然地成了被追究者。当举子士人的时代过去之后，后起的“智识阶级”出自学校，已属另外一类。他们各自从西方取来理想，以此相聚，也以此相分。随后的漫长岁月里，知识人做成的是一种理想的冲突，并以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变迁。与上一代士人相比，已是别成一重境界了。 收入本书的各篇文字都是在这一理路之下写出来的。它们汇积了我对晚清士人以及他们那个世界的思考、理解和解释。而一脉蜿蜒，亦间有论及民国初年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自序 -
出现在这个过程里的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民生与富强的脱节，以及士人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脱节，意识形态，改治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脱节，沿海社会与内地杜会的脱节，又深刻地说明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自序 -
（嘉庆朝大学士朱珪）他以个人的贫困显出了一种个人的清操，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却是朝廷养官的吝啬和苛薄。一个不图法外之财的人，即使官居极品，也走不出穷境，其日行起居中的破洞和缺口遂不能不用儒学的道德定力来弥合。世人的起敬和“悲感”都在于此。苛薄能够磨砺道德，然而苛薄也能够消磨道德。 P5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清代的功名与富贵 -
英国人以枪炮致胜，之后，他们的意志铸成了约束中国的《南京条约》。暴力伸展了自由贸易主义，因此久受西人憎恨的广州通商制度被连根拔起，打得粉碎。天朝体制从这里开始被撕破。原本用广州通商制度栓起来的门户，自此扃鐍皆坏，挡不住排空而来的西潮浸灌。随后产生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都是中英战争的余波。它们与《南京条约》一起，筑成条约制度最初的构架，锁住了战败的中国人。接踵而来的一百多年，是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改造中国的时代。 P113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理与势的冲突：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因果
作者: 杨国强
isbn: 7108058944
书名: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页数: 468
定价: 72.00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7-5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