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五百年

另一方面，农民即使搬入城镇和改变生活形态，仍对农村和土壤保持着依恋。宗教情感时常胜过无神论。或许更重要的是，乡村仍旧供应新鲜食物、猪肉和水果，比官方的配给配销和零售制度来得可靠和低廉。乡村或家庭的社会网络移植到了政府、军队和经济体中。换句话说，都市化时常意味着乡村被带入城市，或者说乡村以某种方式接管了城市：个人的互动、赠礼和帮忙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能发生润滑作用，是对于现代政府不讲人情的机制所起的自然回应，但可能被不知个中奥秘的人误解为‘贪污’。

预热：巴尔干、斯拉夫、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公民们、桥

0、本书 2000年出版，作者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业于牛津大学古典与哲学系，是希腊和巴尔干历史方面的史学权威。针对巴尔干半岛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他也长期为《金融时报》《独立报》等媒体提供时事评论。

1、what happened before 2000: 记忆里更晚些

3、欧洲人视角：野蛮、暴力、落后、未开垦、还有铁幕

鉴于民族来建立的新国家，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很多种族战争。人口互换也成了一种主流的方式。但是跟纳粹以人种优劣来界定和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不同，巴尔干的国家并不会特别在法律上界定少数民族，更少有国家会禁止种族互动。

然而1941年后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让种族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浮上台面，也给了少数民族扭转局势的机会。

20世纪前半叶，巴尔干土地是由，多数民族耕作的。但小农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却也无法找到足够的工作。20世纪30年代巴尔干的出口呈现枯竭，债务危机逼近，苦心建立的国际经济随之瓦解。

经济危机也侵蚀了议会政体的脆弱基础，1929年之后右翼独裁在巴尔干各地取代了民主制度（由国王及其亲自挑选的大臣组成独裁政府）。但这些主要秩序的捍卫者对于彻底的社会经济变迁毫无准备，要想让巴尔干国家走出农业人口就业不足的死胡同，变迁势在必行。由于人们对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和保守分子的作为都感到幻灭，才使得1945年后左右的经济复兴计划在苏联的协助下出现。

二战之后巴尔干成为了西方世界和苏联社会制度展开竞争的实验室，双方都想带领当地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今年春内田木两边的社会变迁都有很明显的革命性发展经济增长率史无前例的高。

南斯拉夫及苏联解体之后，扩张不再成为巴尔干各国的主题。边境治安宇都市共存的问题，逐渐成为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权利的议题。巴尔干国家不再受到昔日帝国的威胁，甚至不会受到邻国的敌对和仇视，他们的主要问题来自国际经济。

经过漫长的19世纪巴尔干的，现代政治地图终于腹泻基于民族主义而形成的独立国家取代了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巴尔干解放运动抗拒欧洲国家制度的高峰。国际上对这种奥斯曼衰退和民族叛乱的不可预测过程的处理，成了所谓的东方问题。

尽管奥斯曼正在衰败，但巴尔干的基督徒人太软弱，没有外来的支援便无法取得自由。虽然塞尔维亚与1810年军事失力，希腊人在1827年被击败，但他们都获得了建国的地位率先独立。

建国的过程占据了整个巴尔干19世纪的历史，那是一段实验性质浓厚的漫长旅程，许多小民族是列强的臣民，隶属于奥斯曼和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列强强力干涉新国家的内政，他们从欧洲王侯之家的失业后裔中挑人来当新国家的国王，草拟新的宪法并组织军事和文职顾问。但列强对新国家的控制不是很成功，对民族主义的力量退让。阻碍列强力量的政治，他们亲手造就的国家的扩张野心，巴尔干半岛不安定的局势便起因于此。

1878年是列强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高峰期，随后30年，此控制力逐渐瓦解。

马其顿是一个没有明显边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混杂在一起，人总结构已经大幅改变，而不易辨识。在这里甚至连街头擦鞋的孩童都会说六种语言。

1910年阿尔巴尼亚北部发生企业事件，奥斯曼帝国出动了2万兵力才叫剿平。这次叛乱预示了，巴尔干半岛的权力均衡将发生剧烈变化，因为它显示出武装对付土耳其政府是能成功的，因此引发巴尔干各国纷纷要求拿回属于他们的奥斯曼领土。

1923年东方问题终于告终，十年来的战争摧毁了统治巴尔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几个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崩溃没有带来西方自由主义者期望的和平。新兴国家以民族主义之名，宣称拥有邻国土地的主权，光复主义继续存在，巴尔干的边界鲜少没有争议。

民族主义带来了两种影响，第一，所有新国家内都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存在削弱了各国以民族之名进行统治的主张。第二，1918年之后欧洲列强没能成功弥合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他们在一战中大打出手，账号之间的对抗反而因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兴起而更加尖锐。因此，20世纪巴尔干由于区域性争执和强权竞争，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意识形态的时代初见端倪，民族主义则跨越了两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