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五百年

冷战期间，一场社会和经济的革命转变了巴尔干搬到。朝向都市化、工业化——现在是后工业化——社会的重大变迁使得日常生活的本质产生了根本改变，并为国内的政治精英带来新的挑战。冷战的结束后让巴尔干得以参与一个不同的欧洲，此时欧洲的价值显现在它举足轻重的跨国机构，如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冷战的结束也改变了巴尔干的地缘政治：巴尔干现在位于一个大肆扩张的市场的中心，市场广及黑海、苏联和中亚，远大于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的任何时候。换句话说，东南欧的问题和前途已今非昔比，他们现在面对的困境跟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如何调和旧式的社会福利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如何提供能源而同时保护自然环境不受污染，如何阻止乡村生活方式全面衰退，以及如何建立繁荣的经济，减少组织性犯罪，让民主制度昌盛。或许，了解巴尔干的历史就能进一步扫清眼前障碍，发现未来的种种机会。

战争教会了每个人自给自足的必要性，但它也使自给自足变得异常复杂。除了战争刚结束之后的救济难题之外（近东基金会、国际联盟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被请求施予援助），还有更深层的结构问题。1918年，进行战争的开销已导致战前货币制度的崩溃。因此战后国家的优先事务是稳定通货与改革银行，然后才能自海外货币市场举债。但还债意味着要增加税收和减少消费。

从某一方面来看，农民因战争终结而受益匪浅：各国政府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俄国散布到东欧，所以都着手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从政者创造出小农阶级，希望能借此换来社会平衡，防止革命。因此小农的增加让本来就在巴尔干处于主导主义的小农群体更为庞大，大地主的数量相应的缩减。但这一措施产生的政治利益却被经济成本抵销了：土地细分迫使农民种植现金作物、更依赖市场力量，最终掉入负债的火坑。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农民的负债已成了土地改革者肩上的重担。乡村现代化看来也遥不可及。农民的收入随着世界谷物价格直线滑落而减少，但他们却继续背负着国家大部分税务，因为巴尔干所有国家的税收几乎都来自对消费品课间接税。1923年罗马尼亚税法的前言提出了警告：“当乡村的大地产都消失了，如果一个国家还容许少数人从贸易和工业累积财富，却同时让大众处于昔日农奴的地位，那么这个国家便不能成为民主。”

为什么农民不利用他们手中的民主权利来选择亲农民的政党担任官职呢？这有部分原因是：巴尔干议会制度外表开明，实际上却是腐败又专制，权力都掌握在宫廷、军官集团和都市精英的手中。农民政治的孱弱是两次大战间欧洲的一项明显特色。今天谁还记得将欧洲农民团结起来的“绿色国际”呢？理论上，一个大型的农民社会应当有能回应农民需求的议会政府，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仍不会读写、行动缓慢、安土重迁的农民很难为政治动员起来。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农民团体确实曾崛起，却被其他力量压制住了。例如，保加利亚农业联盟，它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然后在一次政变中被赶下台。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掌权在两年之久，直到它的党魁马纽在与国王争执后辞职。颇孚民望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在两次战争间的大多数时期被一群塞尔维亚精英边缘化。在希腊，各个农业团体处于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两极政治生态中，大多显得无关紧要。

更重要的是，农民团体对于自己国家面对的经济难题都提不出真正的解答。减轻农民的税务以及鼓励信用合作社的普及，无法解决巴尔干各国人口过剩和工业落后的结构性危机。小农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也无法撤退到19世纪和仰赖自给自足，因为他们还要偿付债务，喂养快速增多的家人。尽管都市的知识分子和政府新成立的旅游局都在提倡理想的农民生活，但很显然，乡村里找不到成长和繁荣之道。农民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量涌入城市，但城市里也没有足够的工作。

在这个共享的世界里，虔诚的仪式超越了神学的分水岭，不仅在超自然事物的领域中，也在奥斯曼世界的日常世俗生活中。例如，伊斯兰教的法庭和土耳其的行政当局，非穆斯林和穆斯林都可以接触。非穆斯林可以将它们当做上诉法庭，有时也借此绕过他们自己的宗教当局或习惯法庭。因此穆斯林官员能依照伊斯兰教的法律，帮助基督徒和犹太人处理赋税、商业和土地事务。16世纪和17世纪，奥斯曼各省总督有时甚至会插手处理基督徒社群中关于任命主教的争执。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是行会的成员，他们利用拜占庭的行会制度，让自己能收到圣徒、教长或圣人的保护。即使没有涉及穆斯林、东正教的男女信徒有时也利用伊斯兰教的教法法庭。有个塞浦路斯基督徒农民在以为伊斯兰法官面前陈情:“我缺钱。他故意拖延不还。根据伊斯兰教教法，我要他还钱。”

如果巴尔干没有成为另一个伊斯兰土地，原因之一是苏丹没有兴趣让这件事发生。基督徒比其他人缴纳更高的赋税，因此他们集体改信伊斯兰教会使帝国变穷。17世纪的旅人说：“非常多的（希腊人）无法再忍受这种残酷的暴政，希望变成土耳其人，但许多人都被驳回了，因为（他们的领主说），接纳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所缴的贡金就会大大减少。”跟物质层面较无关的一些因素也有影响。高门曾两次（1517年及1647年）认真的考虑强迫巴尔干的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但都遭到基于《古兰经》立场的宗教意见的反对。一般而言，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有驱逐不信者和异教徒的冲动。相反，伊斯兰法律明确规定容忍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徒。它禁止穆斯林改信其他的宗教，但并不要求他教的信徒改信。事实上，许多改信者都很感激的现身说法，表明信奉这种真正信仰不是出于物质或卑劣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