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中的考验

林肯从辉格党人到共和党人，从默默无名者到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最重要的问题便是 美国黑人的权利和未来地位 问题，林肯也就是在多个共和党竞选关注问题上集中抓住了这个核心

“伟大解放者”的迷思与真实

王希

美国首都华盛顿东北区第10街上坐落着福特剧院，剧院对面是一家小旅店。1865年4月14日林肯总统在剧院遇刺之后，人事不省，被转移到该旅店，次日凌晨在那里去世。如今，旅店被改装成一座纪念馆，为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讲述林肯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纪念馆内有一个三层楼高、直径为2米的螺旋形书塔，上面堆满了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关于林肯的著作，数以千计，由底层盘旋而上，直通顶层，极为壮观。林肯的青史留名，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写照。螺旋书塔所展示的仅是林肯研究的部分成果。据统计，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关于林肯的著述有16000多种，与林肯相关的电影也多达130多部，新的创作还在不断涌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显示，该馆收藏的关于林肯的著作有8300多种，2017年才刚刚开始，该馆已经购入今年出版的林肯研究32种。这一切似乎旨在说明：林肯是美国人最敬爱的总统，也是美国人拥有的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资源。

对美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理解这种对林肯的敬仰与热爱。林肯出身贫苦，但意志坚强，在伊利诺伊的荒原上，凭着自身努力，成长为优秀的律师和西部共和党人的领袖，50岁时当选为美国总统，刚上任便面临了国家分裂的危机，坚定勇敢地领导联邦进行了一场4年内战，捍卫了美利坚民族的统一，却在胜利来临之际倒在了南部同盟狂热分子的枪口之下。林肯不幸殒命所带来的悲痛与美利坚国家浴火重生所带来的幸运感交织在一起，激发起无数美国人对林肯发自内心的追思与崇敬，催生了一场“神化”林肯的运动。林肯的语言得以背诵，文字得以编纂，文物得以收藏，各种传记应运而生，在林肯去世之后整整一个世纪里，林肯记忆的建构与再建构演变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产业。

在所有关于林肯的英雄叙事中， “伟大解放者”（Great Emancipator）的故事是最为引人入胜、也是最深入人心的：年轻的林肯爱憎分明，心中充满正义感，对奴隶制深恶痛绝，美国内战打响之后，作为总统的他大笔一挥，签署了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废除了在美国存在了两个世纪之久的奴隶制，将400万黑人奴隶从南部奴隶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赋予他们以自由，从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伟大解放者”。林肯去世之后，这一故事被不断重述，并写进了中小学生的历史课本中，成为标准的美国历史叙事。

专业历史学界对这一标准叙事的挑战始于20世纪30、40年代，但要等到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大量的新美国史学研究成果进入历史教学之中的时候，林肯的“伟大解放者”的形象才开始受到颠覆性的质疑。新一代历史学家的成果显示，美国内战于1861年4月打响几个星期之后，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们便开始主动逃离种植园和南部同盟控制的地区，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到联邦军队一边，要求加入联邦的事业。奴隶们的逃跑行动完全超出了联邦政府和南部同盟政府对内战进程的想象，彻底打乱了林肯将战争控制在旧宪政框架下进行处理的设想，联邦军队将领被迫接受逃亡的奴隶，而拒绝将他们退还给前来索取逃奴的奴隶主。国会也被迫相应地调整对策，从法律上将逃奴调整为可以因军事需要而没收和使用的“敌产”，并通过法律废除了首都华盛顿和西部未建州的联邦领土上的奴隶制。所有这些“废奴”行动都发生在1862年9月林肯颁布《解放奴隶宣言预告》和《解放奴隶宣言》于1863年1月1日生效之前。这意味着什么？用历史学家芭芭拉·菲尔兹的话来说，内战中真正启动废奴进程的不是那些写在国会或总统文献上的文字，而是来自那些为争取自由而采取“主动行动”的奴隶。另一位历史学家罗伯特·恩格斯则宣称，在美国内战中“奴隶们解放了他们自己”。的确，林肯颁布了《解放奴隶宣言》，但《解放奴隶宣言》将废奴范围局限在那些仍然处于南部同盟控制之下的南部各州和地区内、并将边界州（即那些在地理上介于南北之间没有退出联邦的蓄奴州）和已经为联邦军队占领的南部地区排除在《解放奴隶宣言》覆盖的范围之外，这样，如历史学家艾拉·柏林所说，《解放奴隶宣言》在颁布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放应该获得解放的奴隶”。事实证明，林肯在内战中追求的首要目标不是废除奴隶制，而只是保存联邦。为了保存联邦，林肯可以在废奴问题上做出让步，更愿意推动一种由州政府启动的、渐进的、对奴隶主带有经济补偿的废奴措施，并将获得释放的黑人移出美国去居住。在非裔美国人历史学家文森特·哈定眼中，《解放奴隶宣言》的发布是迫不得已之举，是林肯采用的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宜之计，并不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基于道德原则之上的决定；所以，内战期间在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林肯和联邦政府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伟大解放者”，还不如说是“不情愿的同盟者”。

新的解释引发了美国史学界内部的一场辩论。内战史学者詹姆斯·麦克弗森曾指出，内战中奴隶们的“自我解放”行动对于推动废奴进程具有关键的启动作用，但奴隶逃亡本身并不构成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解放”，而只有赢得内战的军事胜利，奴隶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在他看来，林肯宣称的战争目标——包括他提出的将“联邦”的生存置于“解放奴隶”之上的说法——是为了保存联邦，因为只有联邦得以生存，奴隶解放才会真实地得以实现，也才能够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历史，所以，传统叙事称林肯为“伟大解放者”更为接近事实。

从表面上看，这场辩论所争论的是“谁解放了奴隶”的问题，但实际隐含的是历史学家应该如何评价林肯在废奴进程中的作用的问题。双方的观点似乎都很有道理：如果林肯真的像传统叙事所称的那样是一个“伟大解放者”，那他为何不在战争一开始就宣布废奴、而要等到战争进行将近两年、联邦军队接连失败之后才颁布《解放奴隶宣言》？如果接受新观点所说的林肯是一个“不情愿的同盟者”，那我们又如何解释颁布《解放奴隶宣言》之后林肯为何能够顶住来自北部反对派和南部同盟的压力、即便在面临可能输掉1864年总统大选的情况下也拒绝收回废除奴隶制的决定？更值得历史学家思考的问题是：“反对奴隶制”与“废除奴隶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两者在政治上是如何表现的？美国奴隶制被废除的真实进程是什么？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奴隶们的自我解放、联邦将领和国会的早期废奴措施、林肯的渐进和补偿性废奴措施、《解放奴隶宣言》、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的制定以及林肯的重建决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关系？它们在目标上是否是一致的？来自区域、党派、种族和宪政体制中的不同力量在废奴过程中是如何博弈的？而林肯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奴隶解放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一句话，“伟大解放者”的说法究竟是一种历史迷思（historical myth）还是一种历史真实（historical truth）？

埃里克·方纳教授的《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写作的。方纳称他的写作无意直接卷入上面提到的辩论，但这场辩论无疑构成了本书的一种学术史背景。作为在19世纪美国史领域里勤奋耕耘了半个世纪的学者，方纳对林肯故事之于美国人、美国历史和美利坚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自然是了然于心，所以他希望重新讲述林肯与美国奴隶制关系的故事。但如何讲好这个故事，则是一个挑战，因为讲述者需要在两套林肯叙事——林肯是“伟大解放者”和林肯不是“伟大解放者”——之间寻找一种基于事实同时又具有真知灼见的平衡，需要剥离迷思，需要提炼真实。为迎接这个挑战，方纳选取林肯与“奴隶制政治”——也可以读作“反对奴隶制的政治”——的关系作为叙事主线，以19世纪30年代（林肯进入州政治的年代）至1865年林肯去世的时段为背景，追溯和呈现林肯在不同历史节点所持的针对奴隶制问题的立场和政策，分析与比较这些立场与政策的语境与内涵，从而完整地勾画出林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变化的轮廓。方纳认为，用这种“明亮”而“集中”的方式来讨论林肯与奴隶制政治的关系，可以获得传统传记无法触及的深度但又保持传统传记拥有的叙事连贯性。我们也许可以将方纳的写作称为是一种“主题传记”。与此同时，方纳还给自己设定了方法论上的几条原则：第一， “将林肯放回到他所处的历史情景之中”，即用林肯在他的时代写下的文字而不是用现代人的价值观来解读林肯的思想；第二，观察处于“行动中”的林肯，因为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是一项时间漫长、规模巨大的事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吸引了政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的参与者，不仅林肯自身的立场在发生变化，林肯与其他不同立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第三，19世纪美国“政治”的含义十分丰富，远远超出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竞选”或“担任公职”之类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传统的林肯研究最忽略的政治内容是公众舆论的塑造；新的林肯研究应该关注公众舆论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从而准确地理解林肯的演说和文字中所包含的多重含义。依循这些原则，《烈火中的考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不断从相对温和走向相对激进立场的林肯。

19世纪30、40年代是林肯进入政治的年代，也是废奴主义运动在美国北部兴起的时代，林肯虽然对奴隶制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也曾作为辉格党人在州议会和联邦国会任职期间投票反对过支持奴隶制的法案，但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废奴主义者。他当时不主张废除奴隶制，承认奴隶主的财产权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甚至支持州政府对废奴主义者在州内的宣传活动进行限制。在种族关系的问题上，早期的林肯与废奴主义者的立场相距甚远。他虽然承认黑人拥有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但并不认为黑人可以享有与白人同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方纳认为，身处伊利诺伊州的林肯缺乏与黑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因而分享着白人主流社会对黑人抱有的偏见，但他并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1857年到1861年之间，林肯经历了斯科特案判决、与斯蒂芬·道格拉斯竞争联邦参议员的辩论和总统竞选等事件，并在1861年联邦已经陷入分裂的情况下就任总统，这一切都使他在奴隶制问题的立场上发生了重要变化。林肯不再将奴隶制视为一种南部内部的经济体制，而开始从意识形态方面讨论奴隶制对美国自由和民主体制所具有的破坏性。方纳通过对林肯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演讲的分析后提出，林肯开始从《独立宣言》等建国文献中和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领袖安德鲁·杰克逊、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等人那里汲取政治营养，将“平等”视作美国建国的原则之一，并强调联邦与自由之间的唇齿相依的关系。作为从辉格党转型为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林肯深受19世纪上半叶美国宪政文化的影响，在反对奴隶制的策略上，仍然与废奴主义者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并不主张全面废奴，但坚持阻止奴隶制蔓延到未建州的西部领土上。此刻林肯将白人自由的前景与土地的拥有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托马斯·杰斐逊所倡导的“自由”观，但这种自由观并没有考虑黑人在美国生活中的平等问题。林肯因为在奴隶制问题上持有的立场相对于废奴主义者而言是“保守的”，相对南部奴隶主和北部保守派而言是“激进的”，因而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在民主党发生分裂的情况下赢得了1860年的总统大选。

在内战的最初两年（1861-1862）里，林肯在废奴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一方面，战争打响之后，他声明恪守宪法，不从联邦政府的角度实施废奴措施，而是鼓励各州采取自愿废奴的方式，承诺由联邦政府为奴隶主提供经济补偿，并提出将获得解放的黑人移居海外；与此同时，他并未否定国会提出的一系列早期废奴措施，包括准予联邦军队收留逃奴，从而变相赋予了奴隶们自我解放行动的合法性。林肯虽然两次否定了联邦军队将领发布的解放奴隶的命令，但他的目的不是反对解放奴隶，而是考虑到废奴权的合宪性问题。方纳认为，林肯的保守性废奴政策出自多方面的原因：他需要在军事上保证边界州不会因联邦政府过激的废奴措施而脱离联邦；他同时寄希望于南部同盟的温和派，希望他们能够以渐进、自愿废奴政策为名，在南部内部组成反对国家分裂的反对党力量；他还希望保持共和党内部在废奴问题上的团结一致；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在联邦内培育一种具有足够力度的支持废奴的民意，因为内战是一场“人民之间的较量”，只有北部人民在思想上站到支持废奴一边，废奴政治才会产生真实的效果。方纳对林肯的这种自相矛盾并不讳言，称这是一种“转型的矛盾”。在解释林肯的行动时，方纳特地引用当时一位黑人作者的话来表述一个重要的观点：林肯在战争初期对国会和联邦军队废奴行动的悄然支持实际上构成了最终奔向自由的“潜流”。

方纳承认，作为共和党的领袖和联邦总统，林肯在废奴问题上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制，他不仅要考虑北部公众舆论和共和党内不同派别的支持，还必须从宪政、外交和军事方面寻求最有力的支持，并在法律上做到名正言顺，《解放奴隶宣言》的写作与颁布尤其如此。在方纳看来，《解放奴隶宣言》是一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具有激进意义的文献，因为它宣告了普遍自由的重要原则，终止了先前提出的渐进废奴的政策，斩断了南部用奴隶制问题来与联邦政府进行停战谈判的念想，不再将州政府的配合作为废奴的先决条件，也不再附带其他的废奴条件（如将黑人移居海外的计划等）。方纳还指出，《解放奴隶宣言》是一份直接与奴隶们对话的文献，它改变了奴隶在美国宪政秩序中的位置，前奴隶被视为是有自我意志的人，获得了即刻的和永久的解放，并被邀请加入联邦军队，履行公民的职责，身强力壮者还可以被联邦政府雇佣，并将获得合理的工资等。当如此众多的黑人奴隶被宣布获得自由的时候，内战的性质、联邦政府与奴隶制的关系、以及美国历史的进程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联邦国家的权威将随着战争的深入而变得愈加强大，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推进自由、实施解放的巨大力量，解放奴隶的事业因此变成了联邦国家的事业，联邦军队也因此转换成了奴隶解放的使者，而联邦的军事胜利必将给南部带来一场社会转型，黑人在美国历史中的位置将被重新定义。所以，《解放奴隶宣言》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就林肯的立场而言，他从1860年只要求将奴隶制限制在南部，两年之后站到了废除南部境内的奴隶制的立场上，这对于一个浸润在19世纪上半叶北部政治和法律环境中的、笃信美国宪法、并宣誓捍卫宪法秩序的总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飞跃。

《解放奴隶宣言》同时也推动北部舆论（包括联邦军队士兵的政治意向）发生了关键的转向，经历了自身的“飞跃”。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在舆论制造方面走在林肯的前面，他们在战前和战争初期的鼓动宣传为林肯创造了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而《解放奴隶宣言》则将废奴主义的思想提炼出来，转化成为一种宪法语言。因为“民众的情绪并不独立于政治领导权而存在”，《解放奴隶宣言》在表明林肯本人在废奴问题上的道德勇气的同时，也帮助塑造了一种“公众情绪”，使得奴隶的解放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种可能。这里，方纳极为老练而自然地将史学界看似对立的两派观点综合起来：的确，内战开始之后，奴隶们先于林肯认识到了他有可能成为“伟大解放者”，并且用自我解放的行动来促使林肯扮演这个角色，而林肯则通过《解放奴隶宣言》的写作、颁布和实施接过了历史抛给他的机会，完成了这个“伟大解放者”的使命。

林肯的第二个“飞跃”则表现在对待黑人的态度上。方纳花了大量篇幅来写作林肯与黑人的关系，包括就任总统之后与黑人领袖和普通黑人的接触。这些与黑人的交往深深地改变了林肯对黑人的态度。在颁布《解放奴隶宣言》之后，林肯从没有从废除奴隶制的立场上退却过。非但没有退却，他还积极游说和推动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从美国领土上永远禁止强制性奴役制）的制定，保证黑人的自由权成为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在征用黑人士兵的问题上，林肯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但在颁布《解放奴隶宣言》之后，他成了这一计划的主要提倡者。将近20万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后，因为在薪酬上没有获得与白人士兵同等的待遇而提出抗议，迫使国会予以改正，这一事件连同黑人士兵在战场上的勇敢献身，帮助林肯重新认识了黑人这个群体以及他们在内战后可能发挥的作用，也改变了林肯对黑人权利问题的看法。在与南部同盟进行战俘交换的谈判中，林肯坚持将黑人士兵作为双方战俘交换的一部分，决不妥协。虽然他在私下仍然使用当时对黑人的蔑称，但在战争后期林肯对黑人的态度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尽管他对土著印第安人的态度仍然带有前任的歧视）。这种态度的改变在林肯于1863年年底的一封公开信中表露出来。在信中，他坚决捍卫了解放奴隶的决定，并对黑人士兵的勇敢进行了高度赞扬，揭示了内战将黑人和白人的命运永久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与其他人一样，黑人的行动也是带有动机的。如果我们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他们凭什么要为我们做任何事？如果他们为了我们（的自由）而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们一定是为那个最强烈的动机所推动——即使只是（一种）对自由的承诺。然而，承诺一旦做出，（我们）就必须信守。”（林肯的原话为：“Negroes, like other people, actupon motives. Why should they do any thing for us, if we will do nothing forthem? If they stake their lives for us, they must be prompted by the strongestmotive – even the promise of freedom. And the promise being made, must be kept.. . . “ 引自Foner, The Fiery Trial, 265.）

在对战后重建的设想方面，林肯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保守”到“激进”的转变过程。他于1863年提出的“十分之一”重建计划（即要求南部各州十分之一的选民宣誓效忠联邦并废除奴隶制之后即可组成新的州政府并回归联邦）并没有将获得解放的黑人作为重建政治的参与者来考虑，将政治权力留给了各州的白人选民去掌握，这引起了激进共和党人和黑人领袖的强烈不满。方纳指出，林肯的重建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从政治上分裂南部同盟，当意识到黑人对于重建政治的重要性之后，林肯开始修正自己的立场，通过公开演讲或私下游说等方式提出至少赋予一部分黑人以同等的政治权利。1865年4月11日，在生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林肯公开宣称获得解放的黑人应该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政治权利，混杂在听众中的南部同盟支持者因而认定，林肯必须为他对美国“自由的新生”所做出的“激进”想象付出生命的代价。三天之后，林肯在福特剧院遇刺身亡。

这样，《烈火中的考验》带给了我们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林肯。他不是传统叙事中的那个天生的“伟大解放者”，也不是反传统叙事中的那个“不情愿的同盟者”，而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一种温和反奴主义立场不断走向坚定废奴主义立场的林肯。从方纳的书中，我们看到了早期林肯的保守与谨慎，看到了他对黑人的隔膜，看到了他对奴隶制的默认远远大于谴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林肯的变化，看到他如何从政治哲学和道德层面上将奴隶制与美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看到他认识到联邦与自由的关系，看到他如何逐步将黑人纳入到美国自由的范畴中来，又如何在做出废奴的决定之后采取绝不退让的态度，以及他为何一定要推动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的立法以求为内战带来一个“合适且必要的结果”。

这个处于“行动中”的林肯是一个更为真实的林肯。他深受19世纪上半叶美国民主政治的熏陶，后者不仅决定了他的世界观，而且赋予他在美国宪政体制中运筹帷幄的心态与技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林肯无法一步到位地站到“体制外”的废奴主义者的激进立场上。处于“体制内”的他最初寻求的是利用现行体制的力量来废除奴隶制，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获得选民的支持，需要穷尽所有可能的政治资源，需要与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协商，所有这一切实际上也都是对他的一种约束。所以，如方纳所说，林肯在考虑废奴措施的时候，往往是以“最低限度的共识”作为标准来寻求解决办法，因为这样他可以获得“体制内”的最多支持和最少反对。用林肯自己的话来说，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他“在掌控形势”，而是“形势在掌控着”他。（林肯的原话为: “I claim not have controlledevents, but confess plainly that events have controlled me.” 引自Foner, The Fiery Trial, 245.）

然而，方纳眼中和笔下的林肯不是一个听凭形势掌控的人，而是一个敢于并善于与企图掌控他的“形势”展开有效的互动，并最终能够左右“形势”发展的政治领袖。方纳特别注意描述和分析林肯对公众舆论的培养与动员，在这方面，林肯是第一位真正的现代政治家。他懂得如何倾听和解析民意，能够从民意中感知人民的焦虑和期盼。他同时又是一位高明而不露声色的语言大师（方纳称在美国总统中唯有杰斐逊才能在英语的使用上与林肯媲美），懂得如何提炼和升华民意，将复杂深刻的思想用简练精湛的语言表达出来，给人民带来勇气与希望。林肯认真而诚实地写作每一份演说、年度国情咨文和公开信函——无论是与斯蒂芬·道格拉斯的辩论（1858）、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1860）、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1861）、致国会的咨文（1861，1862）、《解放奴隶宣言》（1863）、葛底斯堡演说（1863）、在马里兰妇女义卖会上的演讲（1864），还是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1865）——因为他深知这是动员民众来建构一个支持联邦、支持自由的政治环境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些写作，他从思想上和道德上建立起自己对美国政治原则的认同，对美国历史做出新的解释，对美国自由的未来做出基于传统之上的新的想象。

方纳笔下的林肯也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人——这样的林肯在历史上不曾存在过，而是一个始终处在“成长”之中的人，如方纳所说，林肯的伟大在于他具有“成长的能力”，而他的伟大也是因为他的“成长所致”。方纳在本书的结尾时写到，当1861年林肯进入白宫时，他并没有想到要废除奴隶制，而众多事件的发生联合起来，推动他走上了解放奴隶的道路，并推动他重新思考黑人在未来美国生活中的位置。当世界上第一个（在当时也是唯一一个）实施共和民主制的民族在自己成长的初期遭遇生存危机的时刻，人民选举了一位愿意成长、敢于成长和能够成长的人来做总统，这应该是19世纪中叶美国人的最大幸运所在。

林肯之所以能够成长，不仅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允许和鼓励他成长的政治环境中，更因为他具有在政治上成长的品质，包括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敢于面对考验、勇于承受痛苦、乐于倾听批评意见、精于发挥他人优点等。废奴主义者们坚持不懈的斗争教育和唤醒了林肯，赋予他勇气与方向，使他能够利用总统的职位，在关键的时候，迈出重要的一步，推动历史朝着废除奴隶制、解放奴隶的方向前进。相对于激进废奴主义者和追求自由的的黑人领袖人物而言，林肯的步伐是落后一些、迟缓了一些，但他们的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如果说林肯因为签署《解放奴隶宣言》而最终成为了“伟大解放者”，那是因为有许多的同时代的先行者——包括那些在内战打响之后冒着生命危险选择自我解放之路的逃奴们——为他的行动创造了理由和条件。这些先行者虽然是林肯的精神伴侣，但在现实政治中有时会站在林肯的批评者或反对者的立场上，是林肯将这些不同背景的美国人——包括建国时期的“国父们”、19世纪上半叶的第二代建国者、激进废奴主义者、南部的逃奴、不同立场的共和党人等——的追求与原则揉合在一起，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建构起一种新的美国自由语言和美国价值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内战也是一场同时发生在林肯和美国人身上的意识形态革命。在传统的林肯研究中，激进与保守是对立的概念，奉行现实主义政治的林肯与仅以追求空想主义理想为己任的废奴主义者是分离的群体，而在方纳的笔下，反奴和废奴阵营中的不同派别在道德立场上是一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废奴措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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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的考验》英文版于2010年出版，距方纳的成名作《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的出版（1970年）正好整整40年。在两本书之间，方纳出版了20多种著作，其中多部与林肯直接相关。我们也许可以说，从出版他的第一部专著起，林肯就一直是方纳研究的对象，《烈火中的考验》则是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来方纳对林肯不断思考的结晶，而这一段时间也正是美国史学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所以《烈火中的考验》不仅保持了方纳特色的写作风格——细致翔实的研究、精心独到的布局、清澈流畅的文字和体察入微的洞见，而且还展示了一种将传统史学的冷静与当代新美国史学的激情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的能力。除此之外，它还恰到好处地展示了一个历史学家在处理类似林肯这样一个极为深入民心的国家历史人物时所应有的写作技巧——既不失学术原则，又不缺人文同情。我想，这也许是本书为什么能够在浩如烟海的林肯研究中脱颖而出并在同年同时获得班克罗夫特史学奖和普利策奖的原因之一。

王希

2017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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