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日耀光》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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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张居正似可以归入这一部分人物之中。居正性格内向多思，有大抱负而劲气中敛，遇事能熟等利害然后发动。王世贞为他传，指出其人“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寥寥一笔，实勾勒出他个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明史》主编张廷玉在张居正的传记中照录人这九个字，可见具有同感。综观居正生平，每当重大关捩之时，往往能忍人之不能忍，但又能发人之不敢发。在时机未成熟时，颇能养時但一旦条件具备，又能奋然出击，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在当时分度杂险恶的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中，作为一个封建时代务实型的政治略家，在其攫取权力的曲折过程中，可能自认为是必要的抉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政治上的失落和彷徨 -
兵乃专门之学，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济；若养之不素，虽有其才，犹无济也。 臣愚谓储养本兵大臣，即当自兵部司属始。盖兵部司属，皆与闻军旅之事，而乃不择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迁为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迁为他官，则人无固志，视为传舍，不肯专心于所职。如此者，非惟无以备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当者矣。今宜特高其选，而以有智谋オ力者充之，使其专官于此，练习事务，不复他迁，而又议其升格。如边方兵备缺，即以兵部司属补；边方巡抚缺，即以边方兵备补；边方总督缺，即以边方巡抚补。而总督与在部侍郎时出时入，以候尚书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间取一ニ以补不足。如此，而犹称乏用，必不然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隆庆内阁的成就和张居正的作用 -
自诩为沉机深稳，自以为能挟皇权以自重，一举击败高拱的张居正，确曾踌躇满志。但他当时尚不理解，皇权对于一切擅权的臣僚，都是绝不能容忍的，它是一台迟早必将其卷入齿轮内的绞肉机。任何人专擅权力，都必然触犯皇权的大忌。“阁臣之相攻击者，贤于相和”。“山峭者崩，泽满者溢”，高拱摔跤的地方，不久之后，居正亦会重蹈其覆辙，设械阱者必陷于械阱；为殁罹谗搆者亦必受害于殁罹谗搆。古人谓：不暇自哀，而人哀之，此之谓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章 隆万交替与张居正独揽朝纲 -
绝不能将张居正与王振、江彬、严嵩等好佞蟊贼相比较，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典型人物。更不能因张居正的家财不及王、江、严等贪敛赃款十分之一二，就用以作为张居正拥十万为合理合法的依据。当然，居正之所以存在过上述的失律，有其当时深远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以及社会风气、世俗等原因，但亦不能完全忽略了个人的责任。应该引为遗憾的是，权势易性，富贵移人，对于蔚成一代巨人的张居正亦未能完全避免。历史和人性本来就酿造在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之中，巨人和常人之间是保留着万缕千丝的内在联系和影响的。任何简单化的裁定和脸谱化的描述，都有可能悖离真实。居正不是神，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为某一特定古人搞起造神运动。而且，只要客观公正地审视张居正一生，即使将他有过的失误失律甚至失德的问题总加起来，亦绝不能抵消掉其在明代无与伦比的伟大建树，亦绝不会因而抵消掉其在志行方面许多正确的可贵的作为。历史不会因一告而遗大德，但亦不应因有大德而回避或掩饰其眚误。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美恶不掩，各从其实”。 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都无法一生游离于所处的人际关系连锁之外。愈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其身心上反映出来的时代气息必愈浓重，其对时代的正负面作用必愈巨大和深远。任何历史人物都绝不会孤立地存在和进行活动，他无非是这一代人物中的一员，无可避免地要与同一时代的人物，特别是环境地位相近、利害关系密切的人，产生相互影响、映衬、制约和斗争，彼此绝无法分割。故此，必须将有关历史人物的研究，置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整体中来审视，置于有关的不同类型、不同政治理念倾向、不同器识和品质素养的人际关系连锁中来审视。 正是从上述论点出发，笔者将本书取名为《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其中的考虑是，当嘉（靖）隆（庆）之际，国脉衰危，几近必亡之势，主要是因张居正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振纲剔弊，海内披”，居然拨乱反治，营造出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绪 论 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 -
笔者曾拟订过一个约有60人的名单，分别立档，试图按此线素，尽可能从有关人物形成的实录、起居注、邸抄等记载中，从他们各自留存的文集、奏疏、函牍、诗文、札记以至传记、墓志铭、神道等资料中，探求当时的君臣、宫府、阁部、僚友的关系及其变化，探求它们对张居正和政局的影响，以及张居正的应对态度和方式策略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绪 论 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 -
与张居正同科中进士，又同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以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王世贞，曾会议居正当年在翰林院的表现，认为与其他人有重大区别之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9页 -
历史最多情，它对于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人和事，都会给予应有的肯定和表彰；历史又最无情，它对于一切祸国殃民，逆乎潮流发展，一切奸佞污秽的人物和言行，都将给予态度鲜明的揭露和批判。历史又是最敏锐而明断，它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物活动的多样复杂性，或前后迴变，或正面与负面兼存，或言行悖离，或主观与客观难求统一，都能够深入辟里，实事求是地还其本来的面目，不为各种主观偏见所左右，其功其过其善其恶其美其丑，都将有恰如其分的评价。“史有溢词，流俗羨焉，君子之所不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节 在清算张居正狂潮中涌现的清醒言论 -
历史最多情，它对于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人和事，都会给予应有的肯定和表彰；历史又最无情，它对于一切祸国殃民，逆乎潮流发展，一切奸佞污秽的人物和言行，都将给予态度鲜明的揭露和批判。历史又是最敏锐而明断，它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物活动的多样复杂性，或前后迴变，或正面与负面兼存，或言行悖离，或主观与客观难求统一，都能够深入辟里，实事求是地还其本来的面目，不为各种主观偏见所左右，其功其过其善其恶其美其丑，都将有恰如其分的评价。“史有溢词，流俗羨焉，君子之所不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节 在清算张居正狂潮中涌现的清醒言论 -
蓟事已悉托之鸣泉公（梁梦龙号），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自被总督新命，听其议论，观其意向，便视蓟如家。士大夫有短足下者，即力为辩护，可以知其用意之厚矣。 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凡事关利害，宜直披情愫，虚心商榷而行。勿定执已见，勿心口异同，与人争体面，讲闲气；南北军情，务须调适，法行一概，勿得偏重；凡浮蠹冗食之人，悉宜除汰，蓄之无用，徒招物议；其处置属夷一节，不可视为细事。务宜恩威互用，使之知畏且怀，为我外藩可也。边疆事重，不敢须吏少忘。顷奉上谕，凡机密重务，许以不时奏闻。闻外之事，部署已定，幸足下倍加审慎，勿以孤之暂去，而遂易虑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申严军政，发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
嘉靖二十年（1541），御史杨爵拊膺痛哭，上言： 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方。且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致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坏极矣。诤臣拂士日益远，而快情恣意之事无敢龃龉于其间。此天下之大忧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节 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一个擅权执拗的皇帝 -
廷和是成化十四年（1501）辛酉科进士，亦经过当庶吉士的历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0页 -
5）首倡受降封贡和开市的王崇古，以及他的外甥、时任吏部侍郎的张四维，都出身于山西巨商家庭。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都是多年经营汉蒙边境贸易的大商人；而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弟张四教，除从事边境贸易外，并兼盐业（参见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所藏《王氏族谱》）。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们熟知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和贸易实况，明了明蒙开市通商，是两方经济互补的迫切要求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但能满足俺达诸部销售剩余牲畜，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愿望，同时亦符合内地商业开拓边疆市场的需要。但亦因此之故，王崇古和张四维都曾受到过部分官僚和言官的猛烈抨击。“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明史》，卷二一九，《张四维传》）郜永春辈但知恪守华夷之分，坚持民族隔离的陈规传统，而绝不理解经济的发展是必然无可抗拒地要冲决此一过时樊篱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隆庆内阁的成就和张居正的作用 -
又紧接着，是户科给事中曹大埜上疏，“论大学士高拱大不忠十事”。曹大埜的疏文虽然冗长慷慨，但基本上是诬陷之词。疏中毛举旧事细故，过分上纲，却缺乏有理有据的确凿事实支持。诸如他说： 前者圣体违和，拱言笑自若，且过姻家曹金饮酒作乐，不忠一也。东宫出阁讲学，拱只于三八日叩头而出，自尊无人臣礼，不忠二也。自拱复用，昔日言拱罪如岑用宾等降黜殆尽，善类一空，不忠三也。副使曹金，其子女姻家也，无一才能，超升至刑部侍郎；给事中韩楫，亲昵门生也，历俸未久，以承指超升通政使，不忠四也。科道乃陛下耳目，拱每当选授，即于部堂戒谕，不得言大臣过失，不忠五也。结言官为腹心，凡陛下微有取用，辄交章上奏，至拱罪恶，皆隐讳不言，不忠六也。久掌吏部，凡黜陟去留，不恤清议，引用匪人，排斥善类，甚于严嵩，不忠七也。副使董文寀馈六百金即升河南参政，吏侍张四维馈八百金，即取入东宫侍班，招权纳贿，赃私大露，不忠八也。原任经历沈鍊论劾严嵩，谪发保安州；杨顺、路楷阿意诬鍊通虏，无辜见杀，比顺、楷论死，拱受贿为出脱，不忠九也。操江吴时来，先朝抗论严嵩，所谓忠臣也，拱以私恨借小事黜之；大学士徐阶，受先帝顾命，一代元老也，拱以私恨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大监陈洪之闲住，出自宸断，拱与洪密讽言官为报复；俺答归顺，圣威所致，拱乃扬言于众，攘为己功，不忠十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章 隆万交替与张居正独揽朝纲 -
他首先通过以皇帝名义发布谕旨，以饬令“自陈”的方式，对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官员进行考察，以定去留。所谓“自陈”，原是中国古代人事行政制度中一种行之有素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或有特殊需要的情况下，谕令一定品级范围的官员各自向皇帝“检讨”自己的工作。实际上，凡参加“自陈”的官员总是自承不职，自请罢免的。在这个基础上，皇帝或当权的宰辅大臣就便于顺水推舟，策免掉那些不胜任使的或忤上失宠的人员，让这些人或“休致”，或“冠带闲住”，甚或“斥革为民”。这是一种通盘性划一进行，而又较有礼貌地甄汰高层官员的办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二章 “江陵柄政”首重整饬吏治 -
“一味调和”“凡事甘草”，以不轻露锋芒。能处逆境，能韬晦深藏，但又能及时转机见称，实亦受其笃信的“识仁”“定性”“待时”等理论的指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早岁峥嵘 -
徐阶、李春芳、陈以勤三人是主张在革除嘉靖乱政之后，一切以安静为主，在各方面恢复 “祖宗成法”，希望以休养生息的办法，争取回复到“仁宣之治”的时代。……高拱和张居正则是主张在政治、经济、边防以至文化学术各方面，都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郭朴亦附和此说。将隆庆朝内阁内讧不断的原因，仅归结为权力的争夺和个人恩怨，显然是不全面的，也应该从政策和治道分歧这一层面来观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章 隆庆内阁的矛盾斗争与张居正地位的上升 -
在学术上，隆庆内阁内存在着以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为主要代表的，遵奉阳明学派的一方，与外表上自诩为儒臣，实际上乃服膺申韩法家学说的高拱和张居正为另一方的对立。学术上的分歧，必然要反映到政治上来，并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指导政治的力量。每当时局艰危，历史面临转捩的关头，在治国方针大计和政策抉择等根本性问题，亟需作出决定时，异端的思想理论往往难以宽容共处，其矛盾即使较为隐蔽，但却必然是日趋激烈而难以调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章 隆庆内阁的矛盾斗争与张居正地位的上升 -
然而由于张居正“勇于任事”、“嫌怨不避”、“毁誉利害不恤”，因此他死后“持公议者少，惟升沉进退之际，挟旧怨以图报复者为数较多”（孟森《明代史》语）。尤其张居正曾禁书院，与晚明讲学风气相忤，致犯众怒，如东林领袖人物顾宪成即以梅之焕“致思”论张居正，滑“其言可痛”。于是晚明贬张居正者众，而褒之者寡。即如王世贞，虽“心服江陵之功”，但在《嘉靖以来首辅传》后，还是批评他：“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至于明清之际，万斯同还认为张居正的功业“虽曰瑕不掩瑜，而瑕实甚矣”，因为张居正“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凌上无礼”，失去为人臣应该“以敬为上”之道，“大节一失，余无足观”。况且他的改革措施，得罪了整个官僚系统，“设施举措又多未厌众心”，是以招祸，把他当作“奸人之雄”，而持否定之评价。而被谷应泰袭用于《明史纪事本末》“谷应奏曰”的《明史纪事》作者蒋菜更进一步持全盘否定态度，竞痛斥张居正是“倾危峭刻，忘生背死之徒”，说他“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余”，甚至将万历中的“矿税之祸”，也说成是“居正之贻患”。 但是在晚明值国家危亡之际，也有不少士人反而感念张居正的功勋及其振衰起做的任事作风，不再说他不合法制及自居宰相之失，如天启年间举人陈治纪即引时人的评语云： 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邹元标也说：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尔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臣，奚愧焉！ 迨明亡之后，明遗民鉴于明亡惨痛教训，对张居正的评价更加肯定。如查继佐《罪惟录》即将张居正列入《经济诸臣列传》，一再强调他“功在社稷”，论列其“用人行政”“撙节理财”之功，及“数年间法纪大张，弊亦尽剔”，“五千余里，几无烽火”之效，并说明张居正勇于任事，不任姑息，是“善百世者不顺一时，制万物者不姑息一事”，决非一般“竖儒所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总 目
作者: 韦庆远
副标题: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isbn: 7559400523
书名: 暮日耀光
页数: 总850
出品方: 汉唐阳光
定价: 128.00元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7-5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