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提诺就其本体论而言，与柏拉图的区别之处在于“主体性”。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一点呢？这很自然地让我们看向了社会历史背景，其关键词是全球化，跨文化——没错，在写下面这段时，我一直在想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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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的后见之明不难看出，从观念转向智觉，从追求客观知识转向追求主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普罗提诺是在新的视角观照下，探索新的领域。那么，新柏拉图主义就是某些人突发奇想，有意无意地革新了研究技术吗？当然不是。那些我们还能记得住的技术创新，必然包含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不要忘记，彼时，柏拉图作古六百年了。他所向往的、把公民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城邦早已衰落，[1]取而代之的是古代晚期（30BCE-5或6世纪）横跨欧、亚、非的军事帝国。这个环境转换以及连带产生的社会矛盾、心理冲击是个极大的话题，我只能简单说几句。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突然被抛进无边无际的大熔炉时，空气中弥漫着前所未有的不安。当这种不安超出一定限度时，人便会感到万物皆流的困惑无法在外部世界中得到充分的解决，转而格外焦虑的是，“我们自身，我们是什么？”[2]同时，在和异族且对抗且交流的过程中，人对自我的审视也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我们中国人有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掉进市场大潮的，有从祖居的村镇来到大城市的，或能比较容易理解这种转变。[3]呼吸而领会这样的时代空气，哲学家的目光怎么可能不投向人的内心呢？事实上，早在希腊化时期（323BCE-30BCE），无论犬儒、斯多亚主义者，还是伊壁鸠鲁主义者、怀疑论者都开始顺应时代，推出“一套迅速获致内心安宁的可靠方案”，[4]与来自东方的各路神秘思想争夺内心危机重重的信众。[5]希腊化后期，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柏拉图主义重焕生机。当会讲希腊语的犹太裔罗马公民，“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约3-约67），蒙召为使徒，奉派传神的福音”，在雅典与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的哲学家辩难，在罗马放胆宣道之际，[6]中期柏拉图主义（80BCE-220）正在专心汲取斯多亚主义和再度盛行的亚里士多德、新毕达戈拉斯主义等学说的营养。它渐走渐强，最后，可谓是顺理成章地迎来希腊哲学的总结性发言人——普罗提诺。是的，以后人眼光回溯，自普罗提诺以降，他和他的传人所做的阐释差不多成了研习柏拉图哲学的指南。[7]人们很自然地接受了灵性世界“沸涌着生命”，[8]“向着它，我们永远飞升”，[9]却常常忘了柏拉图的观念本是数学化的、静态的、外在于人的。所以，有充分理由认为，普罗提诺把柏拉图主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两位大哲之间的六百年沧桑历变尽收眼底，我们也应该了然，横空出世的天才无不是应运而生的。普罗提诺所开创的新柏拉图主义不仅“从各个要点来看，都是对中期柏拉图主义传统的继承发展（，不过有时是个非常大胆、原创的继承发展）”，[10]它更是在积极回应它所属的跨文化时代，努力探索那个时代的人的位置，抚慰那个时代的人的心灵。
[1] 不否认希腊人追求人之卓越，较易导向个人主义，但柏拉图大体上还是城邦主义者。在他看来，个人为城邦而存在，靠服务城邦而实现自我价值。这种集体主义思路在当时并不奇特，犹太人也是讲族群的，而重视大家庭的罗马人亲属称谓多达一两百个，和我们中国人有一比。早期基督教虽讲个人救赎，仍号召信徒“聚在一处，凡物公用”（《新约使徒行传》2:44），团结得要像一个身体上的各肢体（《新约哥林多前书》12:12-26）。这种集体主义的特点是，基于较小群体。《法律》给出理想城邦人口的数字是5040，而犹太人的族群、罗马人的家庭，早期基督教林立的帮派也都不是大群体。
[2] 引自Ⅵ.4.14，该处迪注指出，引文涉及个人观念、人格真正核心的观念。“万物皆流”是赫拉克利特的命题，道出人类永恒的困惑。
[3] “世界主义者”和“个体主义者”是互通的，若不放心自己的感觉，可参见A.H.Armstrong, An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Philosophy, Methuen & Co. Limited, 1947, pp.114-115。
[4] Ibid.p.115。晚期希腊哲学转向自我救赎，参见陈村富，“晚期希腊哲学的转向与特征”，《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想补充的是，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也发生了类似转向。犹太人本来只有三个关键词：神、律法和以色列，及至基督教才有个体救赎的诉求。国内似已形成共识，即中国哲学的重点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不像西洋的英雄主义，只在生命强度的表现，全无道德的意味”，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事实上，西洋之希腊哲学在苏格拉底时已开始伦理或曰道德转向，西洋之犹太教、基督教则是以道德一神论自别于人，到了希腊化和古代晚期，可以说，地中海世界的思想主流就是主体性与道德性。
[5] 希腊化时期用“mysticism”、“mystical”指神灵崇拜及其秘密仪式。之所以不说“教会（church）”或“宗教（religion）”，是因为当时前一个词还未诞生，后一个词虽刚出现也不是今天的意思。《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第1171页归纳当时东方思想的“共同特点”是“宗教性”，都讲“来世拯救”、“超越之神”、“二元对立”，有一定道理。比如，梯利著的《西方哲学史》也把普罗提诺放在“宗教运动”的篇名下。但怎么理解“宗教性”，还得小心。例如，犹太教不讲来世和个人拯救，佛教不设超越神，至于二元对立，得说就哪个方面而言才有意义。反倒是柏拉图主义，来世拯救（灵魂不朽及轮回）、超越神（终极存在）、（观念和感觉）二元对立等要素一应俱全。此外，希腊人钻研哲学不是修几门课就成了，而是要践行某种生活方式。弟子追随老师，无异于信徒追随教主。所以说，在对世界本原或神的理解上，在对人生结局的设定上，甚至在教义教规系统化和成员组织生活上，都很难划分哲学和神秘思想（宗教）。能把二者区别开的恐怕还是那个老生常谈，即希腊哲学有一套形而上学话语和推导论证体系——所谓理性，准确一点，思辨理性或理论理性，以别于旨趣迥异的实践理性。
[6] 引文见《新约·罗马书》1:1，事迹见《新约·使徒行传》17:18和28:31。47年，保罗带着助手从安提阿启程，“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新约·使徒行传》13:4），这是他海外传道生涯的始点，也是犹太教的一支质变为基督教或曰公教，走向世界舞台的始点。
[7] 参见Dominic J.O’Meara, Plotinu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neads, Clarendon Press, 1993. p.112。
[8] 灵性世界即智觉世界，相当于柏拉图的观念世界。一般认为，就内容看，普罗提诺最不同于柏拉图之处是，对生命的强调，参见A.H.Armstrong, Plotinus, Collier Books, 1962, p.19。该书多次引用的这个短语出自Ⅵ.7.12。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柏拉图在探讨灵魂时充满了对生命的关怀。
[9] 引自Ⅰ.1.13。
[10] 引自A.H.Armstrong, Plotinus, Collier Books, 1962,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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