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美国》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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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做过产品经理，深知一个产品在从零到一的过程中，未必需要产品经理熟悉每个环节，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沟通和协调，如何将各部门的优势顺利融合到整个项目中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很多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十足的能力来发展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则通过国际援助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修建公路、铁路、码头以及大桥等，不断帮助当地政府完善基础设施，充分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反，很少有西方国家会在基础建设方面对这些国家实施那么大的援助。以美国来说，它主要的对外援助方式就是提供教育资源或疾病控制手段，比如投入资金帮助培养当地的政府或公益组织的人才，美国的目标是让当地人未来能够具备一定技能，自己去解决问题。但不知道是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时间太久，还是实施方式不得当，一直以来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奥巴马说：“我最大的心得就是，作为总统，其实递到我这里的问题都是不能解决的。因为能够被解决的就不会送到我面前，所以我作为总统的绝大部分任务就是——解决那些没有被解决的问题。”说到这里，奥巴马摊开双手，做了一个左右平衡的手势说：“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不能被解决的问题，左边和右边都有它的道理。”他继续说下去：“在很多会议当中，我都知道我不是所有人中最聪明的，往往情况是这样的：我对面坐着能源部部长，他获得过诺贝尔奖，另一边坐着有30多年经验的国防部部长，当然也有大家都熟知的那位有着丰富从政经验的前总统夫人、国务卿希拉里，所以我很清楚自己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有经验的。”奥巴马又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出一句话，“但我的特点不是比他们聪明，而是我能虚心理解他们说的话，我能总结所有人的观点，并且勇敢地做出我觉得对的决定”。短短的几句话让我认识到，原来总统不是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拥有极大权力，能改变自己想改变的一切，反而很多时候总统所要面对的是改变一些很难改变甚至没办法改变的事情，但他仍然需要做出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地去凝聚一些最有智慧的人，再勇敢地做出决定，然后解决一个个别人眼中“无法解决的难题”。 美国的第一夫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关注妇女和儿童的问题，米歇尔常常和我们分享她近年来一直关注的美国人的肥胖问题。她认为，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儿童从小养成的不良饮食习惯。 时任副总统的约瑟夫·拜登对我们说：“商界的人常常习惯于把企业中的工作模式带到政府中来，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往往也会像在企业中工作一样，讲求效率最大化，在企业里这可能是一个优点，但如果照搬到政府中来，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在企业里，大家的目标是如何将这块蛋糕越做越大；而政府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如何去分配这块蛋糕，也就是管理和协调。在短期内，蛋糕的量是有限的，如果给你的这份儿大了，那给别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在美国很多个州，天才教育都是得到法律支持的，还能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美国人认为人的天分必须得到认可和培养，而不是被埋没。当天才少年们遇到了和他们智力相当或者更优秀的同类，他们就可以非常直接地就感兴趣的话题自由交谈和合作研究，这些经历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将来，这些有潜力的孩子在大学里的表现会更为出色。独特、宽阔、有深度的教育也将伴随孩子终身。 有数据显示，斯坦福大学连续5年的申请人里有超过60%的人拥有全A的GPA成绩和满分的SAT成绩，但最终录取人数却不足申请人的10%。所以在可量化的考试成绩上，学生们已经拼到了极致，似乎个人文书就变成了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实际上，跟中国高考语文中的作文一样，招生官在每份申请材料上的审阅时间都不会太长，在短短数十分钟内就要浏览完所有的申请文件，包括成绩单、个人文书和推荐信。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个人文书才能脱颖而出，在有限的时间里赢得招生官的青睐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讲述你的独特，深挖一两项优势，而不必面面俱到。 招生官想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并为之投入大量精力和热情的人；招生官也想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一个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和过去，并不断思索自己未来的人。于是我就按照这样的思路写出了一篇个人文书，成功使自己脱颖而出。另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抽象地说理也很难给招生官留下深刻的印象。说理固然能体现逻辑思维和思辨能力，但也容易让人感到乏味，所以相对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反而能令人印象深刻。在文书撰写中也不需要一味堆砌华丽的辞藻，而应该注意让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一般国内的大学，你选定自己想读的专业，你的课程也就被确定了。而在美国的大学，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自己想上的课程，跨专业的课程也可以，甚至还可以定制自己想读的学位，这叫作“独立专业”（Independent Major）。 尤其是我们中国学生在申请大学时，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每个人都在想究竟什么才是这两年的学习里最为重要的事。最后，教授说道：“这个问题每年我都会问新来的学生。其实在这两年里，哈佛能教给你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帮助你们问‘为什么’！如果这两年里你们学会了问‘对’的问题，那你在哈佛的学习就非常有价值了。”每个人生来就会问问题，为什么还要学习问问题呢？教授接着说，只有当你问出“对”的问题才有机会找到“对”的答案，如果连问题都没有问对，那就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解答方法，当然也就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尽管拥有“工匠精神”，但日本不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民族，我一个日本同事认为，日本人很怕创新带来的失败，因为失败对个人发展以及家庭幸福的影响都太大了。很多日本人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考入京都大学或东京大学。从这些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果选择进政府工作，生活会很稳定，只要自己努力一些，就会有很好的前途；如果选择进大公司，也会有不错的发展空间。但他们很少会选择去创业，因为一旦创业失败，他的履历上将会留下失败的记录，无论政府机构还是大企业就很难再接受他们，所以创业对日本人来说，失败成本非常大。 我与很多京都大学的学生交流时，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对创业感兴趣，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而言，进入一家大公司，有一个好的、稳定的未来是最重要的。 在美国，教授是很受人尊敬的职业，美国人认为大学是强大的国家资产，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引擎”，而教授则是美国创新的“坚实脊梁”，他们会不断探索知识和真理，不盲从他人观点，不受媒体、金钱和政治的影响，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研究结果。 巴菲特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上，我见他拿着一瓶樱桃味的可乐站在讲台上，穿着很随意，根本感觉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完全不像我在华尔街见到的那些锋芒毕露的投资人，反而更像一位和善的祖父。他的语言也简洁风趣。别人问他：“你为什么投资这么成功，能成为投资之神？”他说：“我只投资我知道的东西。这听起来非常简单，对不对？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别人的确会敬佩你工作勤奋，但如果你想获得良好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并且表达出来影响到了周围的人。当你能和大家分享好的经验、独特的看法以及对某个产品或某个项目很好的规划，让别人能真正受到你的影响和启发的时候，你的上司就会为你搭建更大的发展空间。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顶级企业里的华人比例并不低，尤其是在加州硅谷，但高比例并不代表华裔有很高的地位。相反，顶级企业里的华人因为一方面只注重个体优秀，缺乏组织性和互助精神，另一方面不习惯为自己的利益站出来发声和抗争，整体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少数族裔。 很多华人员工个人能力很强，他能发展起来正是依靠这个优势，所以他们升职了，进入了管理层，会认为那完全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很少会想到去帮一下其他的华人同事。不但如此，有些人甚至还会忌惮那些和他一样有能力的华人，故意不让他们升迁。然而每个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如果平时没有注意建立一个很好的互助网络，在危难之时有人能施以援手，那么很快就会跌下舞台。 美国公司里的华人员工在社交时会划分很小的派系，比如台湾人是一派，香港人是一派；北方人是一派，南方人是一派；老移民是一派，新移民是一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华人在美国本来就是“少数派”，这么小的圈子里，还要人为地去分成这么多派系，各个派系之间还没有太多往来。 相比之下，印度人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们非常团结，而且喜欢互帮互助，很有凝聚力。如果在一个公司有一个印度高管，几乎可以肯定，他下面一定有几个同为印度人的心腹。同时，印度人也非常善于在企业内部将信息流转起来，比如，公司一有好的职位被发布，很多印度人便会互相转告，让自己的同胞在第一时间知道，公司内部如果有一些新的变化，他们也会马上互通信息。所以英特尔内部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如果你请了一位印度管理人，他可能会把整个村子都带来。” 我后来也有机会去印度居住和工作，我发现印度的每个州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种族或信仰，派别非常多且杂乱，也会经常发生冲突，但神奇的是，这些印度人到了国外之后却变得非常团结，一群人的表现就像一个人一样，这让我非常敬佩。 在为自己争取利益时，印度人通常会说：第一，我们印度以前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理念非常熟悉，能更容易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作者: [美] 黄征宇
原作名: 黄征宇
isbn: 7508674200
书名: 征途美国
定价: 59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7-5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