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源回忆录

我在十五年有余的时间里，持续将号称当代第一人的棋士一一击败，却既无经济上的成功，也未获得名人之称。名利无收之外，反倒还被日本棋院除籍。但是，我一贯全力以赴地下棋，既不欺诈他人，也不做令自己蒙羞之事，问心无愧。能够在擂争十番棋中一路获胜，乃是因为我诚实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拼尽全力地奋斗，于是掌管胜负的神明认可了我的努力。这是我最大的骄傲。

中的精神：吴清源自传吴清源著 桐山桂一日文执笔 牛力力审校86个笔记◆ 旧满洲>> 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因为得益于亲中派的犬养毅先生（原首相）的鼎力相助，我才得以来到日本。然而，遗憾的是，犬养毅先生在“5·15”（1932年）事件中被枪杀，随后立即爆发了侵华战争——那可真是一个黑暗的年代◆ 哈尔滨>> 日本的围棋规则是比较双方围地的大小，而中国的规则却有所不同，在棋盘上活着的棋子多的一方是取胜的一方。我认为比起胜负来说，那是生存权的象征。◆ 北京>> 20世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考虑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地去消灭对方，所以，每每打着正义的旗号发动战争，然后留下不计其数的难民。◆ 电影化>>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吴家>> 吴家，还有陈家、林家和沈家。>> 向福建省的各个都市以及台湾运送盐，船是必需的运输工具。但是，当时是海盗猖獗的时代。而且，当时政府围剿海盗的能力根本达不到福建省。所以，听说祖父和海盗之间有交往。◆ 张元奇>> 因为一直和当官的外祖父在一起，所以母亲对人情世故很了解。当然，母亲的性格也很开朗积极。>> 父亲的名字叫吴毅，和母亲结婚的时候17岁。母亲20岁，长父亲3岁。◆ 吴维贞>> 福州有一座涌泉寺，祖父捐赠了十分漂亮的柱子。日本的空海和尚曾经来过此寺。因为遣唐使船遇难，空海漂流到了这附近。>> 1988年我是第一次去上坟。墓地所在位置正对着台湾，那一带就成了军事重地，是高射炮阵地，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父亲吴毅>> 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中，一般是把长子和次子送到美国或英国去留学。而第三个儿子以下，则是送到日本去留学。当时，有过留学经验的人一般是能谋得个好工作的，所以父亲也到日本去留学。◆ 四书五经>>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实是我的字。无论是“泉”，还是“清源”，都是和水有关系的文字。这或许是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缘故。◆ 围棋启蒙>> 。并且，当时父亲也开始有了信仰，开始了道教的坐禅，思想也有所转变。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段祺瑞>> 在棋社和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天才少年>> 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为己有。”◆ 日本人俱乐部>> 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要差二子。>> 顾水如>> 濑越宪作◆ 濑越老师>> 本因坊秀哉名人>> 日本规则是比空，围空多的一方获胜。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在阵地里补一手就要损掉1目。而中国规则则是比谁在棋盘上活的棋子多，多的一方就赢。即使在自己的空里补一手也没有关系。>> 最先的一局棋体现了少年的力量。少年对日本围棋既有的定式都十分了解。而且，在那些旧的定式上还加上了自己的更正。可以说吴少年已成大器>> 策流布局◆ 犬养毅这句实在政治正确有点鸡贼。>> 这个“夙愿”不仅是指对围棋的发展，而且也是指“中日友好”的夙愿。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慢慢地对“中日友好”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这个“夙愿”不仅是指对围棋的发展，而且也是指“中日友好”的夙愿。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慢慢地对“中日友好”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来日的第一盘棋>> 面对名人，我很快地下在了星位。当时下手和上手下棋，第一手是不下星位的，那是不被赞成的一手。但是，我的第一手没有遭到名人的训斥。从这点来看，名人很了不起。◆ 地狱谷温泉>> 和木谷实先生（左）在信州地狱谷温泉。1933年8月。>> 三三就是在角上纵横数都是第三条线的位置。◆ 新布局>> 涉川春海>> 每年元旦的早晨，我都要和濑越老师一起去明治神宫拜年，这已经是一个惯例了。我还记得，大年夜我们不知不觉一直讨论到凌晨，随后我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赶回家里去。◆ 三三·星·天元>> 江户初期的本因坊道策把三三称为“鬼门”，是禁着。在本因坊一门，当时还有那样的传统。◆ 打挂>> 1933年10月16日开始的比赛，不断地中断之后，结束时已经是第二年1934年1月29日了。一局棋居然下了三个半月，从中大家也能明白那局棋的不同寻常了吧。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日本社会的不可思议。输给名人对我来说也是很正常的，对于这盘棋我是想尽力下好而已。◆ 和名人对局之后>> 本因坊秀哉>> 手是指在比赛打挂或者中断的时候，对局者事先将下一手写下来，然后封起来。>> 那时，木谷先生就强烈要求采用封手制度，结果终于得以实现。◆ 秀策和秀荣>> 本因坊秀荣名人。>> 1932年是伪“满洲国”（中国东北）成立的那一年。虽然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但它其实是受日本控制的傀儡国家。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围棋友好访问团>> 张澹如>> 我们又去了青岛。在入港的时候，从船上看见德式的街景，觉得很漂亮。青岛还是个避暑胜地，夏天很凉快。下一个目的地是满洲。>> 郑孝胥◆ 兄长>> 为了大哥的工作，我去拜访床次先生，看见在他的接待室里坐着许多议员。我是去告诉床次先生“我大哥很想为日满友好做贡献”。第二天，床次先生就把我大哥叫去，交给他一封写给宫内省侍从长的信>> 所谓五族就是日、满、蒙、汉、朝五个民族。我们听说那里是一片理想之土，所以大哥才会产生去满洲工作的念头。◆ 红卍会>> 1935年，我加入了红卍会。之前，我经常去西园寺公毅先生家，西园寺先生经常讲日莲宗的教导，但那一年西园寺先生逝世了。所以，加入红卍会，也许就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出现了空白。社会动荡时期也是各种教义开创的时期啊>> 因为有一个“至圣先天老祖”的宇宙之神存在，所以无论是释迦牟尼也好，基督也好，穆罕默德也好，他们都是为了拯救人类而由他派遣下来的。>> 因为有一个“至圣先天老祖”的宇宙之神存在，所以无论是释迦牟尼也好，基督也好，穆罕默德也好，他们都是为了拯救人类而由他派遣下来的。◆ 加入日本国籍>> 因为一直关照我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对我说：“不能忘记中国。”所以，采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读法。◆ 富士见高原疗养所>> 萨摩千代子◆ 名人引退棋>> 但在当时，“本因坊”是世袭的，从第一代的算砂开始到21世的秀哉，本因坊一门前后有300年以上的历史。>> 担任解说的时候，我还住在富士见高原疗养所里。那时还是结核病人大量死亡的年代。有人在富士见高原疗养所的墙上写下了“富士见不死身”的话语，但结果还是死了。所以，像我这样本来身体就很差的人更需要“绝对安静”地休养，那样艰巨的讲解任务是坚决不允许的。尽管如此，当时东京日日新闻社的围棋记者鸿原正广还是每周都来疗养所，给我送棋谱。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半夜，背着医生，拿出棋盘、棋子研究棋谱。>> 写这盘棋的观战记的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川端以这盘棋为素材写了小说《名人》。秀哉名人是在这盘棋结束后一年左右去世的。◆ 川端康成>> 我们还一起去伊豆（静冈）旅行。>> 他是那种瞧你一眼就能够看透你心思的人。◆ 升降十番棋>> 并产生了本因坊家、井上家、安井家、林家四大围棋门派。为了争夺第一人的名人“棋所”，相互之间要下被称为“升降棋”的比赛，因为名人棋所只能一个人获得，所以比赛的火药味儿很浓。◆ 镰仓十番棋>> 当时，木谷先生和我都是明星棋手。因为秀哉名人的过世，八段位是空缺，而七段里除了三位前辈棋手外，就只有木谷实先生和我了。因为是两位年轻棋手的对决，所以比赛被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作为特别对局，比赛时间也定得很长，一局棋要下三天。◆ 结婚>> 那时和子正在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现在的御茶水女子大学）。当时学校的规定中有一条是“女学生必须是未婚”，所以和子就中途退学和我结了婚。>> 萱野先生以曾经支援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而广为人知。结婚时我28岁，和子是20岁。◆ 雁金准一>> 雁金准一>> 金先生就是那时和田村保寿（后来的本因坊秀哉名人）争夺继承位的人。>> 雁金先生的棋“算路很深”——计算力极强，而且锐利，是力战型的棋风。但是，从1941年8月开始到1942年5月结束的这次十番棋，结果是我赢了。我想这也是因为我运气不错的缘故吧。◆ 东京大空袭>> 1945年3月10日发生了东京大空袭，下街一带都被烧毁了。4月13日又有一次大空袭。那时，我和夫人正住在离四谷很近的玺宇教的总部里。>> 记得那天从市谷附近都能看见东京湾的大海了，当时虽然已经是5月的天气，但依旧寒冷料峭。◆ 原子弹爆炸下的对局>> 据说当时先闪了一道强光，不一会儿，伴随着一声巨响，刮起了十分猛烈的暴风。虽然距离广岛市中心有10公里的距离，但拉门拉窗到处横飞，玻璃碎片四下乱溅——原子弹爆炸了。◆ 双叶山>> 据说，双叶山原本就是一位心灵感应很强的人，战前，他曾经站在瀑布下进行过修行。双叶山认为，日本是一个神国，是不会战败的，但实际却战败了，他感叹地说：“自己好像成为一个被抽掉灵魂的空壳。”◆ 国籍>> 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 不是本人的话，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对此，华侨们怒吼道：“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然后就强词夺理地将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吴君，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 大国手>> 周至柔，还有台湾银行副总裁应昌期先生，我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母亲、大哥和两个妹妹都在台湾，时隔十一年，我又和他们见面了。>> 先和一位“天才少年”下棋。那个少年，就是当时只有10岁的林海峰。之后，连续好几天，每天都是宴会。◆ 少年林海峰>> 测试棋之后，台湾的围棋协会理事长周至柔先生问我：“如果林少年去日本的话，能不能下到六段或是七段？”我回答说：“要尽早让他去日本留学。”周理事长大概一开始就打算让林少年成为我的弟子吧。◆ 小田原>> 虽然仙石原的冬天十分寒冷，但那里的自然环境却十分优美。稍微走几步，就可以望见箱根的群山以及富士山。秋天长满狗尾巴草的空地也是我很喜欢的景色——结果我在仙石原只住了五年。>> 长子之后，1958年我们又有了女儿佳澄，1962年我们的小儿子昌树也出生了，我的家一下子变得十分热闹。◆ 垂樱花>> 京都新闻》会长坂内义雄先生>> 每年一到春天，就开十分漂亮的粉色的花。◆ 两位首相>> 岸信介先生战后曾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巢鸭拘留所里。他出来后，和我曾在饭店里下过棋，结果我发现他的棋力大进，我只能让五子了。原来当时“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先生也被关在巢鸭。青木先生的棋力很厉害，一定是岸信介先生和青木下了许多棋，才导致岸信介先生的棋力大长的吧。◆ 最后的十番棋>> 从1939年镰仓十番棋我25岁开始，到最后一次十番棋已经是42岁了。一想起这段岁月，我就有无限的感慨——那段时期是我棋力最强盛的时期。◆ 梅兰芳>> 十八年后再相会——为中日友好来日的京剧名角梅兰芳（右）。>> 陈祖德和陈锡明。随后就开始讨论怎么让那两个天才少年来日本留学的事宜。但是，正要开始办理留学手续的时候，长崎发生了日本人焚烧中国国旗事件，马上就升级成外交问题——围棋留学计划也随之告吹了。◆ 最强战冠军>> 读卖新闻社今后依然是以吴清源为主策划围棋比赛。吴清源也得进行全面的配合。”◆ 除籍>> 因为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是不得已。第二年我也被迫辞去了理事长的职务。”◆ 清峰会>> 池田敏雄>> 盛毓度>> 盛家在中国是个大财阀，拥有著名的大冶铁矿。据说他们家在上海的住处有上野公园那么大。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后，他们将中心移到了香港◆ 陈祖德>> 毅将军十分喜爱围棋，据说是为了革命，他把棋盘扔到了长江里。>> 后来又提起过聂卫平和吴淞生等来日本留学的事情>> 聂卫平更加发奋用功，几年后，在中日间的比赛里战胜了坂田荣男九段。这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之后中国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点评点评:★★☆☆☆吴清源回忆录，名字有点大了，艺人，不染政治挺好的。

“总是担心结果、考虑之后的事，就会没完没了，所以我对此并不挂心。像我这样在异国他乡生活的人，如果过分在意结果和未来，就会无法生活。孔子在教育弟子时，曾说过如下类似的内容：‘事情实施之前应该考虑两次。只考虑一次就行动，容易因为轻率而后悔，但如果考虑三次，就会心生疑虑，结果什么也做不成。’“

我们这一代棋士，都未曾享受过一帆风顺的围棋生涯。在我立志成为职业棋士而踏入棋界时，棋士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即使是职业棋士，也只有极少数人能靠比赛来维持生计。日本以中日战争为开端，此后又卷入了太平洋战争，我们因此不得不在战争中与战败后尝尽辛酸。虽然只是棋士，但我们在艰辛的岁月中砥砺前行，方才换来今日棋界的繁荣局面，这绝非易事。-桥本宇太郎

我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士埕的吴家。我的家族在福建当地世代经营盐业买卖。清朝时，家族里出了很多高官。盐业专卖是朝廷委任的官职，生意的规模很大。家中买卖遍及整个福建省，甚至远涉台湾。在一百年前我祖父的时代，一年的利润能有几十万两白银。吴家因此相当富裕，与陈、林、沈家并列为福州的四大名门。

我的外祖父名叫张元奇，也出生于福建省，是清末的一位重臣。他闯过科举的难关，历任各种官职，最后升上了御史的高位，真是如同励志故事里的人物。

我的父亲是吴维贞的末子，名为吴毅。我的母亲则是张元奇的长女，名叫舒文。两位祖父是同乡，并且相识甚早，交情也很深。不知从何时起，吴维贞对张家的女儿舒文格外中意，想让她嫁给儿子吴毅。而张元奇虽然子女众多，唯独最喜欢长女舒文，因而迟迟不肯应允，但到最后，他折服于吴家执着的热情，答应了这门婚事。父亲吴毅和母亲舒文于是在福建省喜结良缘。这时父亲十七周岁，母亲二十周岁，母亲比父亲大三岁。

从鸦片战争起，欧洲列强就开始侵略中国，而到了父亲成年的那个时期，侵略更是变本加厉。清政府衰败，民间沦为乱世，吴家的盐业生意也不再顺风顺水。因此，祖父过世后，父亲和他的几位兄弟聚在一起商议，最后决定分掉家产，各自开拓道路。于是在不久之后，我们一家就拿着分得的那部分财产，离开了我出生的故乡福州，朝着北京出发。

或许父亲终于发现，在这个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动荡年代，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教育无济于事，所以他辞去了教授传统学问的老师，为大哥聘请了英语、数学等课程的家庭教师，让他准备中学考试。而对于我，即使完全不学习，他也不会说什么。这虽然是缘于父亲容易痴迷的性格，却造成了突如其来的巨大转变。现在想来，如果没有父亲的这种转变，我也一定不会作为棋士而东渡日本。

后来不知从何时起，他也开始教孩子们围棋，之后发现三兄弟里我对围棋的记性最好，便逐渐只花精力教我一人。父亲首先教我规则，然后取出自己收藏的围棋书，每天都让我摆棋谱。此后我显示出对围棋的巨大兴趣，开始进一步学围棋，父亲于是腾出很多时间，从旁看着我研究棋谱。其实连我也觉得自己对围棋的记忆力不可思议，定式等等只要摆一次就全部记住，即使非常复杂也一样，从来都是过目不忘。这段时期里，我每天早晨九点开始摆棋谱，一直摆到将近夜里十二点。因为我实在太热衷于此，母亲很担心我的身体，曾经偷偷地把棋盘藏起来。

北京有三个在清朝时营造的公园，分别是北海公园、中央公园 、南海公园。当时的北海公园和中央公园有一部分场所对外开放。其中，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都设有棋馆。北京的围棋爱好者们大都聚集在这两家店里。喜欢围棋的富豪们时常会提供奖金和奖品，让有实力的棋士们自由参加对局，以赢棋来争夺奖金奖品。段将军落马后，我就经常往来于棋馆，连战连胜，赢了不少奖金和奖品。《北京晨报》刊登了一幅很大的照片，上面是我抱着成堆的奖品。报上将我描述成围棋天才，我于是在北京城出名了。

那时有一位名叫林熊祥的人，他是林家族长的弟弟。林家原先和吴家一起做盐业买卖，迁去台湾后也很成功，台湾林家因此在大陆非常有名。这位林先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想让我和日本的强手对局，便把我带到了在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

当时的观棋者中有位叫山崎有民的先生，他把我作为“北京的围棋天才少年”介绍给濑越宪作老师，我的名字于是传到了日本。山崎先生在北京经营美术品，也认识濑越老师。他就是积极劝我东渡日本的人。商讨赴日的有关事宜时，他作为我们一家的代理人，和濑越老师通了五十多封信，把我们在日本的生活保障等条件与细节一一落实。

昭和三年（1928）十月二十三日，我们一行搭乘发自天津的大阪商船“长安丸”抵达神户港口。那时我已满十四岁。

大仓副总裁给我的生活费以两年为限，两年内我的学习如果没有进展，就会停止支付。而我们一家既已来到日本，也就不能一事无成便返回中国。当时我虽然只是一介少年，对此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昭和六年（1931）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此后不久，山崎先生就回到了日本。事变发生后中日关系交恶，他在北京的美术品交易也因此不顺。与此同时，在日本的华侨也纷纷开始返回中国。山崎先生认为，如果我想继续在日本下棋，要是不加入日本国籍，总有一天会在日本待不下去。因此他劝我加入日本籍。

而我完全不懂政治，于是去找望月先生商量此事。望月先生认为，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文，所以加入日本国籍也是好事。他提议说，我的名字可以就用吴泉（Go Izumi），前一字是中国发音（音读），后一字是日本发音（训读），如此就象征着中国和日本两边都不会忘记。我高兴地听从了他的建议。昭和十一年（1936）四月，入籍申请被批准了，

加入日本国籍的只是我一人，母亲和兄妹们依然是中国国籍。战后，我曾因为国籍问题而非常烦恼。当年我并没有和濑越老师商量过加入日本国籍的事，但这反而是好事。濑越老师是个非常认真、责任心极强的人，如果我找他商量了，战后他肯定为我的国籍问题忧心不已，甚至胜过我自己。

擂争十番棋是极为残酷的斗争，好比武士之间以白刃进行的生死对决。一旦被打败就会降级，与原本棋份相同的棋士拉开一段的差距，无法再平等对抗，名誉也会受损。如果不在下次擂争中赢回来，就会永远无缘棋界第一人的宝座。然而下一次的机会几乎不会来，所以基本上是仅有一次的生死对决。尤其是争夺棋界第一人的擂争棋赛，胜者从此声名显赫，而败者的棋士生涯往往就此落幕。自古以来，决定棋界第一人——“名人棋所”之位的对局，常由一次擂争十番棋或二十番棋来决定。对局者赌上性命，在棋盘展开你死我活的较量。这并不是夸张。江户时代，本因坊、安井、井上、林这四家为了争夺名人棋所之位而展开的擂争棋局，常常是悲壮而血腥的。

对我来说，擂争十番棋和传统的擂争胜负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概都是赌上棋士生涯、拼死一搏的决斗。尤其在战后，我作为读卖新闻社的一块招牌，持续十五年征战十番棋，真是名副其实的背水作战。那时我已经失去了日本棋院的支持，如果“吴清源”被打败，便会失去对围棋爱好者的吸引力，那么我的棋士生涯也会就此告终。

幸运的是，除了与藤泽库之助六段（当时）的让先十番棋，我在互先的决斗中把对手们全部打败了。能够击败所有这些与我实力相当的劲敌，只能说我偶然地生于胜运强大的星辰之下，为胜负之神所眷顾。

我在玺宇时不读报也不听广播，完全与世隔绝。最近翻阅了一下，才发现在第一局前有如下的报道：“……这是吴清源变回中国人后的第一场比赛，以此为契机，他将回到中国、召集中国棋士，率领他们来日本参加友好棋赛。此次比赛是他这份大业的第一步。在这一战里，如果桥本输了，那么‘天下第一人’这一世界性头衔就会远渡重洋归属中国；而如果桥本赢了，吴清源就将失去献给中国的凯旋厚礼。因此，无论对于哪一方，这场比赛都必须要赢。”

另外还刊载了“我”说的话：“……我还是要回到中国，但我会通过这种诞生于东方的精神竞技之道，尽力促进两国的和平友好。作为其中的一环，我将网罗中国声名显赫的棋士，如顾水如、刘昌华、魏海鸿等人，把他们带来日本，促进中日友好交流。我希望读卖新闻社能大力支持将来这一切的活动。”我并不记得自己曾向报社说过这样的话，也完全没想过要回到中国，带着中国的棋士来日本进行友好比赛。

离开玺宇以后，我才知道很多人批评我说：“日本那么照顾吴清源，一旦战败他却马上改回中国国籍，真是不知感恩的薄情之人！”读了报纸的报道，这样想也是理所当然。但对于我，这实在是无中生有之事。

昭和二十一年（1946）夏天将至时，中国代表团办事处的人加上华侨，总共四人来到我所在的玺宇馆舍，我没有问为什么要来区政府，他也没有说，但我已经想到他可能是要来抹消我的日本国籍。直到昭和二十七年（1952）我的妻子恢复日本国籍时，我才通过律师详细打听了当时的情况。律师从区政府那里得知，当时中国占领军的人走了进去，让他们交出我和妻子的户籍本，也不问我们有没有日本国籍，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抹消了。

那么我和妻子丧失日本国籍后是否改回了中国国籍？却也并非如此。妻子持续着无国籍的状态，而我在和桥本进行第一局十番棋前，被交付了在日中国人的临时护照。但得知我输了第一局之后，他们说：“你沉迷于奇怪的宗教，重要的围棋比赛却一败涂地，你已经没用了！”于是没收了我的护照。所以我和妻子双双变成了无国籍的状态。

我的无国籍状态一直持续了将近四年。昭和二十四年（1949），“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与日本恢复交往。于是我马上去位于横滨的“中国领事馆”办理手续，取得了“中华民国”（台湾）的国籍，也总算拿到了在日中国人的“护照”。妻子在那时依然为无国籍状态，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受邀出访台湾时，我们向律师说明了情况，她才恢复日本国籍。

昭和五十三年（1978），孩子们都长大了，我的中国国籍对他们的就业和结婚造成了影响。我便和时任法务大臣的政治家稻叶修商量，请他为我办理再次加入日本国籍的手续。昭和五十四年（1979），我拿到了许可，终于再次加入日本国籍。三个孩子全都长大成人，长子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其余两个孩子也在社会上独立。然而我总是会想，如果分散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美国的我们全家能够有机会欢聚一堂，那该是多么美好！

众所周知，围棋的发祥地是中国。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尧帝跟随仙人学习围棋，并将其传给儿子丹朱，这便是围棋的起源。不过，围棋在起源伊始并非用于争夺胜负，而是用来观测天文。在文字尚未形成的时代，棋盘和棋子是观测天体运行、占卜阴阳的工具。在此之后，围棋演变成争夺胜负的竞技。虽然无法确切得知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但围棋作为竞技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围棋曾几度格外繁荣。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死活题作品集《玄玄棋经》，成书于距今约六百多年前的元朝。在距今较近的清朝乾隆年间，也出现过围棋的兴盛时期。乾隆一朝国力充足、文化繁荣，当时活跃着如黄月天、施定庵等著名棋士，棋谱也留存至今。不过，当时的中国围棋，下棋时习惯先在棋盘四个角的对角线上各置黑白二子，然后才开始对局。这大概是为了防止模仿棋。另外好像还有个叫“还棋头”的规定，将对方的棋切断成两块即可获得两目。提取中腹的棋子更有机会切断对方的棋，所以当时的很多棋都非常激烈。

由于事先已在四个角的星位放上了棋子，所以布局上的构思相对较少，而中盘的战斗力却非常强。翻阅棋谱可知，当时的战斗力即使和现在的日本职业棋士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朝在乾隆盛世之后步入了衰退期，与此同时，世界列强也开始侵略中国。在这国破家亡的苦难年代里，围棋也显出颓势。我出生的时候，正逢中国围棋最为衰弱的时代。如今中国的国家建设飞速发展，围棋也一同复兴，正在努力追赶围棋先进国日本。

放眼当今的中国围棋界，以陈祖德为先驱，聂卫平、吴淞笙、马晓春、曹大元、刘小光等有前途的棋士人才辈出。他们也积极地和日本棋士交流，在与日本年轻的中坚职业棋士交手时已能平分秋色，棋力急速向日本靠拢。然而，不知是不是受清朝以来的传统的影响，当今的中国棋士在中盘的战斗力很强，但从布局到中盘为止的战略研究却比较落后。公平地说，中国现在的棋力和日本一流棋士相比，即使贴三目也可能不及。这是职业棋士们一致的看法，中国方面也承认这一点。而我认为，想要在贴三目的差距上取得进步，并不是容易的事。

中国现在已经在围棋上投入了财力，但是围棋组织才刚刚成立。北京、上海、四川三地虽已建成棋院，但距离让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围棋的目标，依然长路漫漫。比起有一千万围棋爱好者的日本，更是无法望其项背。中国在国家建设层面还留有许多课题，所以拨给围棋的经费也并不多。另外，在棋谱的研究方面，中国目前几乎都以日本的围棋书和报纸为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有机会能让年轻有为的棋士们在高水准的实战中磨炼棋力、不断进步。中日围棋交流虽然是非常珍贵的机会，但仅凭一年一度的围棋交流，实在是很难填补贴三目的差距，也很耗时间。

所以我认为，中国围棋要想尽早赶上日本，最好的方法是派遣有才能的年轻棋士来日本留学，不断和日本的一流棋士对局，以此增长实力。这是我一贯的主张，中国方面也曾认真考虑过棋士的留学问题。

我听说中国方面有意送棋士来日本留学后，很想出力助其实现。但日本棋院只认定聂卫平和吴淞笙为五段，其他棋士都是二段、三段。中国方面认为日本对段位的认定太低，因此不满。

战后与梅兰芳重逢以后，我和中国的围棋界始终保持着联系。陈祖德和聂卫平曾来看过我，我也向中国寄去了围棋书，一直很想为中国围棋界的发展出力。不过，在中国棋士的留学交涉破裂之后，我便不再参与中日围棋交流事宜，中国棋士来日本时，也不再出席欢迎会。

战争结束后，我一度信仰玺宇，当时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对我有很多负面评价，而来自战胜国中国的批判尤为强烈。即便如此，我也没有一天不在祈祷中日之间的和平。作为玺光尊的使者前往“中国代表团办事处”时，我提倡中日和平，结果自身反遭嘲讽奚落。战后，中国人对我的婚姻也议论纷纭，但我把自己的婚姻看作中日友好的象征，决心与日本妻子相伴一生。

作为一名棋士，我很幸运地留下了超越自身实力的成绩。通过这些成绩，我和以日本、中国为首的数十亿亚洲人形成了无形的纽带。这实在是莫大的幸福。能够在中日友好的历史上留名，远比得到巨额财富更使我高兴。仅凭这一点，我也有义务要留下无愧于后人的足迹。为了尽到这份义务，今后我同样不会沉溺于私欲而玷污名声，必须时时正行，无论去哪里都能问心无愧。

回首往事，其实东渡日本也并非出于我自己的选择，而是上天赐予的命运。为了完成这份使命，我竭尽全力奋斗至今。身为棋士而能留下超出实力的成绩，或许是神明认可了我的努力。而能够遇见濑越老师、桥本、木谷等良师益友，也令我深感幸运。

我虽已从现役棋士中引退，但今后仍将从围棋和宗教这两方面，以新的形式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在这层意义上，我想让这“转关”的甲子元年成为自己崭新的出发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