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缘起于1999年的那场关于《经解人门》真伪问题的学术争鸣，我因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撰写了一系列辨伪论著，“辨伪癖”也与日俱增，对于辨伪公案展开了无休止的考辨。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始终被两种精神所鼓舞。
其一曰“漆永祥精神”。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样教授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其博士学位论文《乾嘉考据学研究》下了一番苦功，但也有不少地方立异以鸣高，以偏纠偏，如否定文字狱与乾嘉考据学的关联，否定乾嘉时代的辨伪学成就，持之似乎有据，但言之难以成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率先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系袭江藩〈经解入门〉而成》一文，将《经解人门》卷一《古书疑例第七》与《古书疑义举例》作了比较后，认为“俞樾之条例与江氏之说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雷同”，进而断定“《古书疑义举例》是袭江藩之条例而成”，“《古书疑义举例》之大纲细目全袭江书而成定无可疑"。一石激起几层浪，学界为之哗然。但对漆永祥文章的批评之声也随之而起。漆氏为自己的失误一再向学界检讨，早在1999年5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乾嘉经学研讨会”上他就郑重道歉，2000年6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上再次公开道歉，并以《读书不谨的一次教训》为题公开发表。他说：
现在看来，拙文发言太易，又相信误本，导致以讹传讹。现趁此次会议机会，再次向学界前辈与时贤澄清事实，并致以深深之歉意！如果对此次教训加以总结的话，首先当然是笔者学力不逮，用心不细，未能认真推敲，发言太易。
在学术研究中难免出现错误。但如何对待自己所犯错误，态度可能大不一样。君不见，文过饰非者有之，怨天尤人者有之，迁怒于人者有之，转嫁于人者有之，反唇相讥者有之，压制批评意见者亦有之。“逞一时之血气，与前贤争锋”，同乃学术研究之大忌。漆氏未尊师训，但他不文过饰非，不迁怒于人，而是严于律己，勇于作出自我批评。
其二曰“许苏民精神”。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许苏民教授学贯中西，以治明清哲学史与思想史蜚声学坛，著述甚丰，他是当今学界不可多得的文化巨擘。许先生在《朴学与长江文化》一书中有如下表述：
至于百余年来在学界流传颇广的署名“江藩”所作《经解入门》一书，经谷建先生博考论定，实系清末民初学者所造伪书，证椐确凿，无可辩驳。（第141页）
当然，谷建博士的证据尚嫌不足，结论也不太准确，本书已经做了更为细致深人的探讨。谷建博士的文章引起了许苏民先生的关注，许先生在自注中又加以申说：
《经解入门》一书，有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鸿宝斋石印袖珍本，光绪十九年（1893）广西书局重印本，光绪上海同文书局五经汇解》本，1932年上海文化学社版方国瑜校点本，1990年天津市古藉书店影印本等等。拙著原稿曾据以论江藩的经学方法论。幸得申屠炉明先生賜教，告知已有谷建先生撰《经解入门辨伪》一文，考明《经解入门》一书系伪作，故将拙作中论及该书的内容全部删去。……在此，谨向申屠炉明先生和谷建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第141页）
当我读到上述文字时，为之肃然起敬！一般学者善于掩盖自己的错误，家丑不可外扬，讳莫如深。而苏民先生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不是藏拙，而是自暴其丑。他完全可以进行冷处理，回避谈论自己尚未造成任何不良反响的错误。只有严肃认真的学者才敢于进行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这也是一个成熟学者对学术高度负责的态度。这是一种学术良知，也是一种可贵的学术精神，姑且命之曰“许苏民精神”。
在商业大潮席卷之下，上述两种精神皆已成为稀罕之物。“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利益驱使，东方造假烟，南方造假酒，西方造假药，北方造假奶。诸如假蛋、假茶、假油之类，不一而足，层出不穷。假货猛于虎，泛滥已成灾，天下黎民百姓无不遭其毒害。我们不幸步人一个拼命造假的时代，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时代，一个肆意作伪的时代。此种造假之风也日益渗透到学术界，学界乱象惨不忍睹，学者普遍丧失了底线，不讲道德，不择手段，学风因此一度呈现浮躁、浮夸、浮浅、浮华之势。浮而不实，哗众取宠，显然有悖于实事求是之治学宗旨。
400年前，李卓吾呼唤赤子之心。今天，我们仍然呼唤赤子之心。“漆永祥精神”也好，“许苏民精神”也罢，都是敢于担当，勇于认错，均不失其赤子之心。在传统人文学术式微之际，在中国学人集体失语之时，我们由此看到了中国学术复兴的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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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摘《考据乾坤大，耕耘日月长——漆永祥教授访谈录》
有天晚上读书的时候，我借了方国瑜先生点校的江藩纂《经解入门》。拿来一对，发现俞樾《古书疑义举例》里的八十多条，《经解入门·古书疑例》里都有了。我一看，江藩比俞樾年龄大，俞樾的书出得晚嘛，我说是俞樾抄了江藩的而不吭气，实际江藩的那个书是假的。那时候没电脑，我就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篇短文投给《中国语文》，然后这个事情我就忘了。后来我有一个师妹叫谷建，她当时做孙老师的“清代考据学”课作业，写了一篇《〈经解入门 〉 辨伪》，我当时看了说，感觉伪书是肯定了，但还坐不实，就提了几条建议让她改。这时候《中国语文》突然登出我的文章来，我当时脑袋嗡一响，完了，这下闯祸了，《中国语文》影响多大，哗啦一下学术界都知道了。我说谷建啦，你赶紧改，咱们自己纠自己的误，总比别人打脸要好。当时我们正在编第一期的《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集刊》，但搁了半年出不来，可是司马朝军、李若晖二位的商榷文章，很快在《中国语文》上先发表了，后来是谷建的、伏俊琏的陆续发表，这就难堪了，我开玩笑说我的文章引用率非常高啊。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太烈，以至今日，我都每每讲给学生，白纸黑字，一旦登出来，就得自己负责，岂敢不小心啊。最近，司马兄又撰成《 〈经解入门 〉 整理与研究》，把这起辨伪案子翻了个底儿朝天，将作伪者抄写的条目一条条都追到了原书。国庆节后，他来北大找我，要我撰序，说因为此书缘我而起，我推托不过，就只好将自己丢人的故事又讲了一遍，不知我们俩这个争鸣交往，算不算得一段小小的掌故趣闻。呵呵！
（哪有这个序我怎么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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