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游戏

那天晚上，他陪着妻在山间的小路上提灯笼，他们像两只迷路的萤火虫在黑夜里寻觅那群小孩子，直到点完了所有的蜡烛，都没有找到。

那个夜晚，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固执。

那也是他们在山上的日子里唯一的一次失眠。

半夜，他们客厅里的灯还亮着。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妻说。

“什么游戏？”

“就是各自写下一句最想告诉对方的话，然后装在一个玻璃罐子里，再把它埋在土底下，过二十年之后才可以挖出来，看看对方写了什么。”

“无聊。”

“哪会无聊。”

他知道他拗不过妻。他取过妻预备好的纸片，走进书房里去。

这个故事读了两遍，虽然很短，感觉是全书最窒息的一篇。夫妻两人偶然决定生活在山中一座旧房子里，几乎与世隔绝。一天他们心血来潮要玩一个游戏，约定各写一句给对方的话，放在罐子里，罐子埋在一棵树下面，二十年后挖出来，看对方写了什么。但是妻子很快就去世了，剩下丈夫一个人，又过了一段时间，丈夫忽然决定把罐子挖出来，但看到的只是他自己放进去的那张白纸，他马上醒悟到妻子曾经提前挖出罐子，看到他留的白纸后，抽走了她自己的话。

这个故事究竟讲的是什么呢？整个背景是虚幻而无常的，约定二十年时间，但时间对处境的改变比男主人公预想的要快得多，而女主人公却赶在这之前打开了罐子，她可能对无常有更敏锐的洞察吧。关键是，罐子可以打开，人本身却是密闭的。

在如此虚幻、无常，与世隔绝中相依为命的夫妻，他们对于彼此仍然是“密封罐子”，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无法知道对方的想法。他们想交换想法的企图也在一场博弈后落空了。一种貌似死亡造成的隔绝，其实在世时就存在，在降生的时刻人和人就是隔绝的。

我觉得袁哲生有一个比较隐含的主题，在许多篇小说中都有流露，即人和人的关系，无论伙伴、父子，还是夫妻，归根结底仅仅是一种“路人”的关系。

脆弱的故事

在我心底埋藏了一个故事，我从来都不告诉别人。

我之所以不曾跟别人提起，并不是因为它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故事；相反地，它是一个很单调、很无趣的故事。我一直保留这个故事，主要是想让我心中的困惑有一个容身之处，并没有别的理由。另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古老又平凡的故事，我只好很神秘地、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裹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值得收藏的东西。

这个故事经常以几个简单的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一开始，几个古代的小朋友在庭院里玩迷藏，他们乐此不疲，不时地发出愉快的笑闹声。后来，轮到一个叫司马光的小男孩当鬼，很有风度地背转身去，用手臂遮住双眼，然后倚在一根石柱上。他慢慢地数着：“一——二——三——”他刻意数得很慢，好让他的同伴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躲藏起来。直到完全听不见任何声响的时候，他才慢慢地放下手臂，转过身来，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庭院里原先的人全都不见了，嘈杂声也都沉寂了，连树叶也是静止的；他开始向四周觅去，热切地想要一一找出他的同伴们。他是一个敏感又坚强的小孩，很快地，他一一发现了他的同伴们，并且把他们逮出来。当所有的人都重新聚集在一起，并且鼓噪着要再继续游戏时，司马光却坚持说还有一个同伴尚未出现，还没被他找到。他的同伴面面相觑，不知所云。他们又重新清点了一次——一个也不少；可是司马光不以为然，他一定要把那位失踪的同伴找出来之后，才肯继续玩捉迷藏游戏。渐渐地，所有的人都被他坚定的态度说服了！于是他们尾随在司马光之后开始搜寻了起来。

下一个画面来到一个大水缸前面。这是一个很大很厚的水缸，那是一种古时候放在庭院里接雨水，以备消防急难之需的贮水槽。它的高度超过一个小孩子，所以他们一行人从水缸外面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有人提议爬到树上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也有人热心地要去找梯子来；这时，众目睽睽之下，司马光很勇敢地拾起地上的一块大石头，把它高高举起，使劲地往水缸中心最脆弱的地方砸去……。水柱从破裂的缺口泉涌而出，泼洒到地上，才一瞬间，他们清楚地看见水缸里的确是有一个人，他撑起双手在水缸内旋绕了几圈，然后顺着水流被冲到湿答答的地面上，面朝下，身上沾满了黄色的污泥。看到眼前这个身上没穿半件衣服、光着屁股发抖的小男孩，大伙儿开始忍不住惊呼大笑起来，连司马光也洋洋得意地笑了；不过，他的笑声只维持了一下子。藏在水缸里的小男孩狼狈地从地上站起来，当他把脸上的污泥抹掉时，所有的笑声都戛然而止。赤裸的小男孩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露出一双空洞的眼球，他长得和司马光一模一样。所有的人好像看见鬼魂一样开始四下逃散，只剩下司马光一个人怔在原地，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

这就是我一直埋藏在心中的故事，和时常出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几个简单画面——一个脆弱的故事。

每当我躲在我的小房间里偷听隔壁传来的练琴声时，这个故事的几个画面便时常在我眼前盘旋不去，令我困惑：奔逃躲藏的脚步声，“一——二——三——”，微风徐徐吹过无人的庭院，坚硬果决的大石块，司马光看见赤裸的自己……

在“寂寞的游戏”这篇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再次呼应那个为小说定调的寻找-被寻找，发现-被发现的关于自我的故事。这是对一个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的改写，同时也是对前面所讲述的主人公亲身经历的改写。一个颂扬机智果断的故事，改成了一个多少有些惊悚的故事。

通常的模式大概是，自我发现（或自我认识）实现了自我拯救。但这里很奇怪，自我拯救的结果是，看到一个面无表情的、眼神空洞的自我，像鬼魂一样的自我。这是不是意味着拯救的失败呢？

这让我联想到俄耳甫斯下地狱拯救妻子欧律狄刻的故事，冥王警告俄耳甫斯在走出地狱前不要回头去“看”妻子，但到了最后时刻他还是看了，结果妻子又被拉回到冥界。我以前就觉得这个神话里有疑点，为什么不能看？俄耳甫斯又为什么会忘记告诫？是不是欧律狄克已经变异了，已经是另一副样子，而俄耳甫斯也想到了这一点，带着一种疑虑，回头看了一眼……于是拯救失败了。因为那已经是一个鬼魂了，即使带回阳间，她也不再是曾经的那个人，这一点就是冥王也改变不了。

在“寂寞的游戏”里，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克变成了同一个人，很奇怪，作者选择了司马光。

我就这样躲躲藏藏了许多年，直到有一天，捉迷藏的乐趣就像一颗流星，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天，我躲在一棵大树上，等待我的同伴孔兆年前来找我；我等了很久，一直等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幸福的感觉随着时间慢慢消失，终于，我看到孔兆年像个老人似的慢慢走过来。他慢条斯理地站在我藏身的大树底下，看看右边，又看看左边，然后，倏地猛然抬起头来——我还来不及尖叫便怔住了。他直愣愣地望着我，应该说是看穿了我，两眼盯着我的背后，一动也不动，令人不寒而栗。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样一张完全没有表情的脸，和那么空洞的一双眼球，对我视而不见。

那时，他望了好一会儿，然后才掉头走开。我还记得自己一直蹲在树上，痴痴地看着那双橘色的塑胶拖鞋慢慢离去，发出干燥的沙沙声。接着，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蜷缩在树上，我看见自己用一种很陌生的姿势躲在一个阴暗寂寞的角落里，我哭了。

这一段张大春老师在序言中做了很精彩的分析。

我感觉这段是对全篇，乃至全书定下调性的一段。其中的逻辑很值得玩味。首先，在捉迷藏游戏中，躲起来的人要逃避寻找者的目光，同时如果被发现，就要回到游戏的起点。如果说，躲藏者像是进入一种幽灵状态，那么发现他的目光，则有一种令其“复活”的意义。“幽灵”既怕被目击，又暗中盼望目击使其重新存在。这大概是第一层逻辑。

其次，通常来说，我们总是通过他人的目光来获得自我的形象的，他者的凝视仿佛一面镜子。但在这个段落里，“我”在他人的凝视下，却发现了自己的空无，孔兆年全无表情的面孔、空洞的眼球，恰恰是“我”的镜像。“我”没有被激活，反而被印证为空无。

最后，这个“我”，作为一个落空的执念，转变成一个他者，从他者视角重新发现“我”——一个陌生的蜷缩在树上的身影——却无力或说无从将自己激活。

重读袁哲生的两本遗作，多多少少有追问“为什么”的意思，只不过追问的不是写作，而是寻死。我可以先公布结局：即使尽我余生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重读他所有的作品，仍然不可能找到他放弃活着的原因。——张大春

虽然本书不是由我编辑，而是我的台湾同事编辑，但我觉得有一定责任把这样的作者作品推荐给起码是周围的写作者。我并不善于写评论，感到有些焦灼。幸而看到恶魔的步调为《秀才的手表》写了书评，还算不是孤掌难鸣。

我在这里只陆续做些笔记吧，也许日后能凑成书评。

对于袁哲生的死，我听台湾同事的说法是，他抑郁症很严重，乃至手一直抖动，无法写作。这也许是一种说法。我在网上只找到两篇相关文章“ 台湾《男人帮》总编辑袁哲生患忧郁症上吊自杀”（2004年04月09日中国新闻网），“从袁哲生的自杀 感叹台湾文坛的文学颓丧” 。其中讲到：

“ 据报道，袁哲生在本月5日失踪，6日一名自称是同事的男子报案，发现他的车子停在公司台北县某办公楼后方，车门未锁，车钥匙也留在车上，车上发现遗书，提到他要到附近山区上吊自杀。警方立刻通知消防队，在下午2时一起入山搜寻，陪同搜寻的袁哲生妻子在3时发现他吊在一棵树上，已经气绝身亡。

警方指出，袁哲生在遗书里提到自己有精神疾病，自杀是‘自己的选择’，他很爱家人及妻子。袁哲生最近也向母亲表示压力很大，有轻生的念头。 ”

张大春先生作为袁哲生的朋友和师长，应该对其有更敏锐的洞察，他从袁哲生的作品中寻找其死因，是很有道理的。我读《寂寞的游戏》也能很清晰地感觉到某种信息，可以说是窒息的抑郁，但又有很强的诗性。可能有点类似芥川讲的临终之眼吧，之所以看到美，恰是由于已经达到生死的临界。如果作为文人之死来分析，则可能让我们发现更多，对于人世、生死、文字的理解，都隐含在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