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先生

两人就这么往下聊。将近一点的时候进来一个人。他走到吧台要了一瓶啤酒，然后站在他们旁边没走。

“你听说没有？”他问吧台后面的人。

“什么呀？”

“墙开了。”

“说什么？”

“墙开了。”

“我操。”

“你听见了吗？”醉眼迷离的雷曼先生问海可。

“什么呀？”睡眼迷离的海可问道。

“墙开了。”

“我操。”

“听着，海可，你不是东面跑过来的吗？”

“这已经烦我好几个星期了。一打开电视就是东面，东面，东面。我是从东面过来的，可是我有什么错？你知道那帮傻× 是怎么回事吗？同性恋在东面是什么——三孙子。墙开了，这又怎么着，墙开了。屁眼儿开了。”

雷曼先生看看左右。酒吧招待正在给其他的人传递消息，看这样子人人都在议论这事。不过谁也没有特别激动，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嗐，如果消息属实的话……也有可能。”雷曼先生说。

“就算是吧，这墙开了又怎么着。”

“我哪知道。”

他们又要了一瓶啤酒。喝至一半，海可突然高兴起来。

“我们应该去看看。”

“我们去奥贝鲍姆桥吧，”雷曼先生说，“从那儿可以过去。”

“好。就看一眼。”

“不过先把这瓶给喝了。”雷曼先生说。

他们干了啤酒，顺着斯卡利采大街往奥贝鲍姆桥走。街上没见什么动静。可能又是胡说八道，雷曼先生想。

可当他们走到奥贝鲍姆桥的时候，的确有人从对面走过来。稀稀拉拉的。也许第一股人潮已经过去了，雷曼先生想，墙果真开了，过来的人决不止这几个。他和海可去和正在那里看热闹的克罗伊茨贝格居民站在一起。对面的人和和气气、井然有序地走过来，过来之后再分道扬镳。不应该是这种气氛啊，雷曼先生想。

“他们就这么过来了，”海可深感诧异，“哪儿都这样？”他问旁边一个男的。

“你们必须去别的边境检疫站看看。这儿也就是小打小闹。”陌生人显然也喝多了点，已经分不清检查站和检疫站。“瞧他们稀稀拉拉的，就像小孩撒的尿。”

雷曼先生观察从东面过来的人。他们显得怯生生的，同时又机警地环顾四周。“这儿看起来和我们那边一样啊。”他听见一个女人这么说。

在雷曼先生30岁生日那天，柏林墙开了。文中东面的人和西面的人不是欣喜若狂，而是都怅然所失。这里没有提到自由、民主、制度和政治格局一类的大词，然而墙塌了，却并不是真的对雷曼先生们毫无影响：

西柏林与东柏林，其实是唇齿相依的。没有东柏林，哪来的西柏林？这不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游戏，这是一个很尖锐的现实问题。如果说苏、东剧变和随之而来的两德合并只给西德人带来了短暂的喜悦，如果说西德的普通百姓因为背上东德的经济包袱而不得不重新思考柏林墙倒塌的意义（也有东德人开始怀念柏林墙，德国人大都承认自己的脑子里还立着一堵柏林墙），那么身处克罗伊茨贝格的雷曼先生们就更有必要凭吊那业已倒塌的柏林墙。克罗伊茨贝格之所以成为西德的“波希米亚人”（该词的内涵及其译法还有待于探讨）的理想栖息地，是因为他们在这里享有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如便宜得不可思议的房租（据雷根纳本人讲，雷曼先生那种一居半月租金仅九十马克，这在别的地方至少得翻倍），如轻松愉快的生活氛围（五彩缤纷的青年娱乐场所外加异域文化风情）等等。而这一切的一切，又和克罗伊茨贝格的“墙根儿”位置有关。随着围墙的倒塌，克罗伊茨贝格对“波希米亚人”的吸引力远不如前，所以他们——其中也有雷根纳——纷纷迁往东柏林的普伦茨劳贝格。自以为“柏林墙关我屁事”的雷曼先生们，终于发现倒塌的柏林墙还是会砸到自己的身上。（选自译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