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出版人

由W.德鲁古林悉心印制的《午夜后一小时》于1899年7月出版，第一年共收获53名读者（当年在皮尔森那儿出版的《浪漫之歌》还卖出了54册）。

……

1903年6月9日和1904年2月5日他曾两次写信给黑塞，暗示《彼得·卡门青》不会取得销售上的成功。在1903年6月9日附带合同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菲舍尔更青睐和寄望于谁：“我非常希望，即便您的《彼得·卡门青》不会带来销量上的成功，他也能找到许多朋友和崇拜者，特别是他能给读者预先留下一种印象。我感到您正走在成为一位优秀散文家的路上。如今，您与埃米尔·斯特劳斯毗邻，他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今天，我很难理解在和作家打交道方面至少颇有经验的出版人菲舍尔会在和一位作家的首次通信中把另外一个人说成是“最大”的希望，而把通信对象仅仅看作“正走在成为一位优秀散文家”的路上。

……

同卡夫卡和里尔克一样，布莱希特也属于那种不是靠一部作品或一种体裁形式，而是凭借他所有作品的宽度奠定其影响地位的作家。所以，为了增强这类作家的影响力，全集的出版（特别是价廉物美的阅读版）势在必行。

伟大的作家基本上寻找的不是真理，而是他的真理。他试图在自己作品的虚构世界中完结他的私人经验。他放弃了讯息，但表达他的欲想。他的真相肇始于现实的彼岸。这个显现的现实通过语言的力量和魔力变成了一个再造的诗意现实，一个通过艺术实现的现实，即让·保尔所说的“此在的第二世界”。

……

谁为了写下经历和体验，曾在一张空荡荡的白纸前枯坐过（霍尔瓦特曾说：“而且这张白纸还真他妈白”），谁就会懂得尊重创造性，懂得尊重那些对创造者提出的要求。

……

这段出版关系并不走运。1912年11月1日，罗沃尔特离开了罗沃尔特出版社，该出版社更名为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虽然卡夫卡的处女作《观察》于1912年11月出版，并注明“版权所有恩斯特·罗沃尔特出版社，莱比锡，1912年”，但恩斯特·罗沃尔特在这本书出版之际已经离开出版社，库尔特·沃尔夫一人独自扛起领导大旗；首印的800册卖出300册，其余的在1915年换了一个新的封面，上面注明“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除《饥饿艺术家》外，卡夫卡在世时出版的所有作品都由库尔特·沃尔夫出版。起初，他们亲密无间，1917年7月27日，卡夫卡还写信给库尔特·沃尔夫说，他抱着辞职的念想。他想去柏林，虽然到时他不是光靠写作过活，“我或深藏于我身上的那个公务员（两者是一回事）对那个时候怀着一种心情抑郁的恐惧。我只希望您，尊敬的沃尔夫先生，届时别完全抛弃我，当然前提是，我值得您留恋。您的一句话，能超过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不安，对我意味深长”。库尔特·沃尔夫准备给他持续的经济支持，他感到必须为销售的失败而道歉并给予卡夫卡鼓励，所以他在1912年11月3日写信给卡夫卡：“我郑重地向您保证，我个人只与我们旗下不到两三位的作家拥有像我和您以及您的创作一样热烈、紧密的关系。”但是这个鼓励来得太迟了，卡夫卡无法决定是否应该完成三部小说中的一部或者给他的出版人审阅。他和出版社的关系转淡，《观察》的销路很不景气，第一年卖出258本，第二年102本，第三年69本（直到1924年，首印的800册方才售罄）。最后出版社简直羞于把微薄的稿酬汇过去，便在1922年7月1日关闭了卡夫卡的稿酬账户。为了“表示我们补偿您的良好意愿”，出版社准备寄给他一些书。卡夫卡当然想自己挑选，他选了荷尔德林的《诗集》、艾辛多夫的《诗集》、沙米索的《失去影子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卡夫卡的一张寄给“最尊敬的出版社”的明信片是他们之间最后的联系，邮戳日期是1923年12月31日，也就是他去世前半年；他在明信片中抱怨书还没寄到。“能否烦请您检查一下，邮寄到底出什么事了。顺致崇高的敬意。F.卡夫卡”。

假如库尔特·沃尔夫能成功给卡夫卡带来自信、安全感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就像S.菲舍尔——按胡戈·巴尔的说法——带给黑塞的那样，其结果对于文学和整个人文史来说都是不可设想的。卡夫卡的话“您的一句话，能超过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不安，对我意味深长”，点到了我们在这儿之所谈：这个一言九鼎的人，到底承担着何种职责？

……

如果一位作家在写作中成功调和了他带有攻击性的能量，如果他的经历化成词语，那他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为他的局外人形象、为他的孤僻和反常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

在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作品、态度和书信中有着同样冰冷的绝望。在他的小说《在奥特勒》里，他是这样谈论文字的：“文字基本上来说是为了被销毁的……文字是为了被销毁的文字……展示或出版精神产品的困难，不必去自杀，经历可怕的羞愧，而不必去自杀，去展示自己，出版自己，他说……走完出版的地狱，走完这个地狱……必须走完出版的地狱，毫无畏惧地走完所有的地狱。”后来托马斯·伯恩哈德写信给他的出版人：“此刻，我只想跟您一边走来走去，一边把不清楚的想法解释清楚，把疑点解开，以开放、坦诚和谨慎的态度为我们未来的合作确定一些必要的东西。”

……

出版人必须为出版社创造财政基础，创造资助作者的可能性，创造更大的销售额以平衡越来越高的支出；给员工合适的工作地点和与绩效相应的报酬。为了保持独立以及尽可能保证我们旗下作家的独立性，我们必须首先有强大的财政基础。我们想要继续出版我们想做的书。

……

在这点上，赫尔曼·黑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彼得·苏尔坎普去世后，我成了他的接班人，黑塞写信给我说：“人们说，出版人必须‘跟着潮流走’，但他不能光光简单接受潮流，当它有失体面时，要能对其进行反抗。一位优秀的出版人的职能，或者说他职业上的一呼一吸在于：适应潮流，批判潮流。您应该成为其中一位。”

责任和良心是否每时每刻在每言每句里都具有足够的 生命力？

一位作家是如何看待 这个问题的呢？对我而言，黑塞同他的出版人的关系是具有示 范性的——在作品的出版策略方面，在经济独立和道德独立方 面，在忠诚方面，他们的关系都具有示范性。 黑塞与他所有的出版人的关系多种多样，不乏意外。

与其 他人不同，他显然知道世上还有出版人这个职业。1903年黑 塞在他重要的论文《书的魔力》中写道：“在所有非自然馈赠，而是人类从自我精神那里创造出的世界中，书的世界是最广袤的。”

通过他的父母,通过他的自我教育（仰赖博览群书的自我教育),更重要的是通过他做书商的经历，黑塞很早就与书的世界结缘。1895年10月黑塞进入图平根的海肯豪尔书店当学徒，一天的工作漫长而艰苦，时长十到十二个小时。

他的学徒期结束于1899年7月31日。从1899年9月15日到1901年1月31日，他在巴塞尔的书店担任书店营业员。对于这份职业，他在1899年写道：“这份职业很有趣，但我并无法热爱它。这主要得怪我的同事，他们中间有三分之二的人都缺乏教养、举止粗鲁；其次因为我虽然是个内行的读书人,但却是个蹩脚的生意人。”

我们待会儿会说到，黑塞后来在维护自身作品的经济利益方面其实非常在行。

....

1903年6月9日和1904年2月5日菲舍尔曾两次写信给黑塞暗示《彼得·卡门青》不会取得销售上的成功。在1903年6月9日附带合同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菲舍尔更青睐和寄望于谁：“我非常希望即便您的《彼得·卡门青》不会带来销量上的成功，他也能找到许多朋友和崇拜者，特别是他能给读者预先留下一种印象。我感到您正走在成为一位优秀散文家的路上。如今您与埃米尔·斯特劳斯毗邻，他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今天,我很难理解在和作家打交道方面至少颇有经验的出版人菲舍尔会在和一位作家的首次通信中把另外一个人说成是“最大”的希望，而把通信对象仅仅看作“正走在成为一位优秀散文家”的路上。菲舍尔想把这篇小说介绍给《新眺望报》的读者。为了预先把小说刊登在报纸上，黑塞同意删去小说五分之一的内容，而这本书的印刷工作也必须提前到1904年年初完成。

奥斯卡·比厄，《新眺望报》的出版人，在1903年9月至11月间分三期刊载了这部小说，稿酬共计487.5马克。1904年2月15日《彼得·卡门青》以埃米尔·斯特劳斯《朋友海因》使用的开本、纸张和字体为模板发行。与出版人的预期恰恰相反，《彼得·卡门青》一书大获成功出版两年就卖出了36000册；到了1908年销量甚至达到了50000册。

黑塞催生了“苏尔坎普图书系列"(edition Suhrkamp)。

庭外和解后老的菲舍尔出版社由菲舍尔的后人接管，新的苏尔坎普出版社由彼得·苏尔坎普领导。此次事件被多方记载，高德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写过，我也做过与之针锋相对的描述。贝尔曼·菲舍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无法找到解释苏尔坎普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关键钥匙。”

其实这把钥匙的名字-如我们所能证实——就叫作赫尔曼·黑塞。

是黑塞敦促苏尔坎普继续做他的出版人。苏尔坎普可以留在菲舍尔出版社，或者自立门户。最终他选择了后者。1950年7月1日新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在法兰克福成立，黑塞和苏尔坎普往来的终章就此翻开。

在这被打上疾病的烙印、“不时在生命的边界游移”的八年半里，苏尔坎普重建了他的出版社。他出版的作家从布莱希特横跨到R.A.施罗德，从黑塞到艾略特，从萧伯纳、普鲁斯特到阿多诺和瓦尔特·本雅明，这是一家只为文学服务的出版社，一家不追随需求，而是创造需求的出版社。阿多诺在给苏尔坎普的悼词中说： 彼得·苏尔坎普的成就是一个悖论。出售没有销路的产品，成就无意获得成功的东西，拉近陌生的事物。这种成就只有在一种秘密的客观条件下才能产生：如今陌生的事物才是能助人发声的事物，而人们把那些异化的、物化的事物错认为是亲切的，而这些事物最终又将人物化…他永不妥协地在如今在全世界流行的、把自身的利益掩饰为读者的需求的大众出版社之间掌舵航行…

...

在黑塞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我们一直在讨论是否可以把著名的蓝版《黑塞全集》里的哥特体字改成圆体字。在这方面他不想当“革命家”，他说谁读不懂哥特体，谁就应该去学，或者干脆就不要读他的小说。我多次——多得连我都记不清了，在蒙塔格诺拉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跟他讨论这个棘手的话题，但他每次都坚持已见。

有一次，我鼓足勇气，明确地告诉他现在的德国中学生已经不再学认哥特体了，他这样做只会排挤到他最重要的读者，他听后终于让步了。我们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出版圆体版。1962年7月我们给他寄去了两本首次采用圆体字的书——《思想录》和《温泉疗养客—组伦堡之行》。他的回信是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长信，他说书已收到:“两本圆体字版的书都很好,您写的文章也很好。我非常感谢，我本可以多写一点，但我身体不太舒服，突如其来的高温让我寒热病发作，自感更加虚弱……医生给我打了针。请您包涵，并让我对您的忠诚表示感谢。” 1962年8月9日赫尔曼·黑塞与世长辞。